我们被带到一个比往常更远的野战兵营，在那里重新整编。我们连需要补充一百余人。

这段时间，只要不值勤，我们就四处闲逛。两天后，西摩尔史托斯来了。自从到过战壕，他原先那副不可一世的嘴脸不见了。他建议我们和睦相处。我可以接受，因为我亲眼看见他和几个战友一起拖回了炸碎后背的海尔。此外他还说了些颇为明理的话，我们手头儿紧时，他还请我们去食堂吃饭。只是加登仍信不过他，对他态度冷淡。

但后来，加登也回心转意了。因为西摩尔史托斯告诉我们，上级要他接替休假的炊事员。为了示好，他立即给了我们两磅糖，还特意给了加登半磅黄油。他甚至关照我们在此后的三天去厨房削土豆和萝卜。在那里，他端给我们的伙食，堪称军官待遇。

就这样，我们在这段日子，拥有了能让一个士兵感到幸福的两样东西：美食和安宁。仔细想想，这并不算多。要是几年前，我们准会鄙视自己。但现在，我们几乎心满意足。一切都不过是习惯，战壕也不过如此。

正是习惯让人迅速遗忘，尽管只是表面。前天我们还在枪林弹雨中，今天就胡闹着去四处讨食，而明天，我们又要去战壕了。但实际上，我们什么也无法忘记。只要还待在战场上，前线那几天一旦过去，那些经历就会像块石头，沉入心底。它太沉重，我们根本无法立即思考。假如那么做，它会立即杀死我们。我们已经意识到：人只要屈服，就能躲避打击，忍受恐惧——但去思考，就立即活不下去了。

就像上了前线，只有变成野兽才能活命，同样，休息时我们会变成懒散而肤浅的兵痞。毫无办法，我们根本由不得自己。我们要活，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我们无法承受感情。尽管和平时期感情或许是种点缀，但在这里，它是个错误。克默里西死了。海尔·维斯胡斯快死了。末日审判前，汉斯·卡拉莫的整个身体，起码要花上几天工夫，才能在他遭受重击后凑齐。马腾斯失去了双腿。迈耶死了。马科斯死了。拜尔死了。黑摩尔琳死了。一百二十个人中弹，不知死在哪里。这真是件丧尽天良的事！但与我们何干？我们还活着。假如能去救他们，人们会看到，我们会冲上去，不管不顾。要是愿意，我们真想吐苦水。我们并不畏惧——可能怕死，但死是另一回事。死关乎肉体。

战友们死了，我们帮不上忙。他们安息了——谁又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只想躺下，睡觉，吃，胃里能装多少吃多少。我们还想喝酒、抽烟，让时光不致乏味。生命如此之短。

***

要是视而不见，前线的恐怖就会消失，或者，我们把它说成下流而愤怒的笑话。有人死了，我们就说他屁股夹紧了。为了不致疯狂，我们这样调侃一切。因为只要还能说笑，我们就能抵抗到底。

但我们没有忘记！战地报纸上写的那些部队里的幽默趣闻，说军人们刚下火线，就开始筹备舞会，纯粹是胡扯。我们这么做，并非因为幽默，而是因为一旦失去幽默，我们就会崩溃。这种伪装不会持续太久。我们的幽默，正一个月比一个月更为苦涩。

我知道：所有发生的一切，只要战争尚未结束，都会像石头，沉入心底。战争结束，它们就会苏醒，开始阐释生与死。

前线的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都将重来。死去的战友会重新站起来，和我们并肩前进。我们将头脑清醒，心怀目标，死去的战友们就在身边，前线的岁月在我们身后——可到那时，我们去反对谁？反对谁？

***

不久前，这一带有家前线剧院。木板墙上至今贴着花花绿绿的海报。克罗普和我站在木板墙前，盯着海报。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海报上是个穿浅色夏装的姑娘，腰间系着一条红漆皮带。她一只手扶着栏杆，撑着身体，另一只手拿着一顶草帽。她穿着白色的长袜，纤细的脚上蹬着系带白色高跟鞋。她身后是阳光下闪闪发光的蔚蓝大海。几朵浪花翻滚着。一侧是一弯明亮的海港。她真是个标致的姑娘。小巧的鼻子，殷红的嘴唇，修长的双腿，令人难以置信的干净整洁。她每天必定洗两次澡，指甲里没有一丝污垢，即便有，也不过是几粒海滩上的沙子。

她旁边站着个穿白裤子的男人。蓝色夹克，戴着水手帽。可我们对他没什么兴趣。

对我们来说，海报上的姑娘是个奇迹。我们完全忘了世上还有这样的事。甚至此刻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见过这般光景：不仅是遥不可及的愉悦、美和幸福，还有和平。这必然是在和平年代才有的光景。我们一阵激动。

“你看她那双高跟鞋，要是行军，她一公里也走不了。”我说着，马上感到羞愧。站在这样一张海报面前说起行军，简直愚蠢透顶。

“她能有多大？”克罗普问。

我猜测着：“最多二十二，艾伯特。”

“那她比我们大。要我看，她最多十七岁！”

我们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艾伯特，那真不错。你不觉得吗？”

他点点头：“我家里也有条白裤子。”

“白裤子。”我说，“可这么一位姑娘——”

我们斜睨着彼此。这里能找到的东西不多。我们个个穿着破旧肮脏的军装。攀比令人绝望。

为此我们撕下海报上那个穿白裤子的年轻人，小心谨慎，以免撕坏了那个姑娘。以这种方式，我们似乎接近了成功。接着，克罗普建议：“我们不妨抓抓身上的虱子。”

我并不完全赞同。这么做伤衣服不说，两小时后，虱子又会爬满全身。可我们又定睛看了会儿海报后，我还是答应了。我甚至深谋远虑：“还可以试着搞到一件干净的衬衫。”

克罗普出于某种原因认为：“要是有块新裹脚布就更好了。”

“或许能弄到。咱们去找找。”

这时，正四处闲逛的莱尔和加登来了。他们看了看海报后，我们的谈话旋即变得下流。莱尔是我们班第一个交往过女人的人。他曾兴奋地讲过那种事的各个细节。他以自己的方式兴奋地打量着海报，而加登则跟他一唱一和。

这并不令人讨厌。不下流就不是士兵。只是对我们来说，这会儿还不能完全适应。我们匆忙走开，走向除虱站。那感觉好比正走向一家高级男装店。

***

营房位于一条运河边。河对岸有几个四周种着白杨树的池塘——河对岸也有女人。

我们这边的房屋多已腾空。对岸还时有居民出没。

晚上我们在运河里游泳时，沿岸走来三个女人。她们慢慢走着，目光没有回避我们，尽管我们都没穿泳裤。

莱尔冲她们打招呼。她们笑着，停下脚步，望着我们。我们丢过去几句顺嘴胡说的法语，说得乱七八糟、心急火燎，目的是叫她们别走。我们这么做当然不怎么文雅，但我们又去哪里学什么文雅那一套？

其中有个姑娘修长黝黑，笑起来牙齿发着微光。她动作敏捷，宽敞的裙子撩拨着她的双腿。尽管河水很凉，我们还是异常快活地力争引起她们的注意，让她们留在河边。我们开着玩笑，她们用我们听不懂的话回答着。我们笑着，挥着手。数加登最冷静。他迅速跑回营房，取来一块黑麦面包，高高举起。

这下成功了。她们点着头，招手叫我们游到对岸。但我们过不去。到对岸是被禁止的。桥上到处都是岗哨，没有证件根本不行，因此我们重复着她们的话，希望她们过来。她们摇着头，指向桥的方向。她们也过不来。

她们转身，慢慢走向运河上游，却始终沿着河边。我们也游向相同的方向，陪着她们。几百米后，她们拐了弯，指着不远处一幢树木和灌木丛中的房子。莱尔问，她们是不是住在那里。

她们笑了——是的，那是她们的家。

我们冲她们喊道：“哨兵看不见时，我们就过去。半夜。今天半夜。”

她们举起双手，叠放在一起，脸贴在手上，闭上双眼。她们领会了我们的意思。那个修长黝黑的姑娘跳起了舞，另一个金发姑娘叽叽喳喳：“面包——好——”

我们热情地保证我们会带面包过去，还会带其他好吃的东西。我们转着眼珠，试图用手势比画出那些吃的。莱尔为了说清“一根香肠”，差点呛水淹死。要是有必要，我们会承诺搬去整个粮仓。她们走了，不时回头张望。我们爬上我们这边的河岸，留心观察她们是否进了那幢房子，因为她们也有可能撒谎。接着我们往回游。

没有证件谁也不许过桥，所以我们干脆半夜游过去。激动的情绪裹挟得我们静不下来，无法待在一处不动，于是我们走向营房食堂。那里正好有啤酒和潘趣酒。

我们喝着潘趣酒，胡诌着各自的离奇经历。谁都乐意相信对方，并不耐烦地抢白，道出更离谱的往事。我们的双手也不老实，不知抽了多少烟，直到克罗普说：“其实我们也可以给她们带烟。”于是我们把烟放在军帽里，保存起来。

天空绿得像只没熟的苹果。我们一共四人，但只能过去三个。为了摆脱加登，我们给他买了朗姆酒和潘趣酒，直到把他灌醉。夜深了，我们走向营房。加登走在中间。即将到来的艳遇令我们欲火焚身。那个苗条黝黑的姑娘归我。我们分配好，说定了。

加登一头倒在草垫上，打起鼾来。不一会儿，他又醒来，狡诈地冲我们龇牙咧嘴，吓得我们以为他在耍花招，以为我们那些酒钱白花了。可接着，他又倒在草垫上睡着了。

我们三人每人拿了个黑麦面包，用报纸包好。香烟也包在里面。此外还有三份今晚分到的上好肝肠。不错的礼物！

我们暂时把东西塞在长靴里。为了避免在对岸踩到铁丝和碎玻璃，我们必须带着长靴。我们游过去，所以不需要什么衣服。天很黑，路也不远。

我们出发了，手里拎着靴子。快速滑进水面后，我们仰泳，抓着靴子举过头顶。

游到对岸后，我们蹑手蹑脚上了岸，拿出东西夹在腋下，穿上靴子。我们就这样湿漉漉、赤身裸体，只穿着双靴子小跑起来，马上就找到了灌木丛中那幢黑漆漆的房子。莱尔被一枝树根绊倒，刮伤了胳膊肘。“没关系。”他高兴地说。

百叶窗关着。我们躲在窗下，试着从窗缝偷看。后来耐不住时，克罗普却突然犹豫起来：“要是正巧有个军官跟她们在一起怎么办？”

“那就开溜。”莱尔奸笑道，“他能在这儿看见我们的番号。”他一边说着，一边指着自己的屁股。

房门开着。靴子声很响。一扇门开了，露出一道光。一个女人吓了一跳，大叫起来。我们马上说：“嘘，嘘——战士，好朋友——”恳求着高举起那包东西。

另外两个姑娘也出来了。门大开着。一束光照到我们身上。她们认出我们，按捺不住地笑我们这身打扮，站在门框里，笑得前仰后合，停不下来。她们的一举一动可真娇媚啊！

“等一下——”她们闪进门框，扔出几件衣服。我们将就着围在身上。这样才可以进屋。房间很温暖，点着一盏小灯，散发着香水的气味。我们打开那包东西，递给她们。她们立即眼睛放光。看得出，她们饿坏了。

接着，大家都有些不知所措。莱尔做了个吃的手势后，又恢复了活跃的气氛。她们拿出盘子和刀叉，开始狼吞虎咽。每吃一片肝肠，还不忘举起来，赞叹一番，而我们则骄傲地坐在一旁。

她们一边吃，一边用法语说个不停——我们懂得不多，却听得出，她们说的是些好话。可能我们看着还算年轻，那个修长黝黑的姑娘过来抚摸我的头发，说起所有法国女人常说的话：“战争——灾难——可怜的小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