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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赶上件好差事,八个人看守一个村子。因为将遭到猛烈袭击,村里的人已全部撤离。


我们主要照看尚未清空的军粮库。自己的口粮也从库存中取用。干这件事,我们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卡特、艾伯特、米勒、加登、莱尔、德特林。我们全班都去。海尔死了,但我们仍算非常走运。其他班的伤亡比我们惨重得多。


我们选了个水泥加固的地窖当避弹所。外面有台阶通下去,入口处还有堵水泥防护墙。


现在我们要大干特干。这又是个能舒展筋骨、放松精神的机会,我们必须善加利用。我们的处境令人绝望,没工夫多愁善感,日子过得不差时,才有那个可能。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实际出发。实际到偶尔有个战前的念头闪现,我们会感到害怕。好在这种时候,持续不了多久。


我们必须利用每个机会,尽可能轻松地看待我们的处境,直接、无情、毫无过渡地依傍着愚蠢的恐惧。我们改变不了。我们扑进去。就像现在,我们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田园生活的创造中。当然,是大吃大睡的田园生活。


木屋里首先铺上我们从几所房子里拖来的软垫,士兵的屁股也想坐得舒坦点儿。屋子中间留下一块空地。随后我们去弄些豪华柔软的玩意儿:毯子和鸭绒被。村里应有尽有。艾伯特和我找到张易拆卸的桃花心木床,带着一顶蓝绸帐,围着花边。搬运时,我们像只大汗淋漓的猴子,但这种东西绝不能放弃,更别说几天后它会被炸得粉碎。


卡特和我小小巡视了一番这里的房屋。没过多久,我们就搞到了一打鸡蛋和两磅相当新鲜的黄油。这时,客厅里忽然“轰隆”一声,一只铁炉“嗖”地穿进墙,擦身而过,扎进了离我们一米远的另一堵墙。两个窟窿。炉子是从对面的房子飞过来的,那里炸了颗榴弹。“真是交了猪运!”卡特龇牙一笑。我们继续搜寻。走着走着,我们竖起了耳朵,迈开了长腿。一幅销魂的景象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小猪圈里,嬉戏着两只活泼的仔猪。我们揉了揉眼睛,又仔细瞧了瞧:确实存在。我们捉住它们——毫无疑问,是两只真正的仔猪。


这可是美味佳肴!离避弹所五十步远有幢小房子,曾是军官营地。厨房里有个大炉灶,带两个炉栅,还有平底锅、炖锅、烧水壶。样样不缺。仓房里还垛着一大摞劈好的柴火——真是个地道的安乐窝。


我们中的两个人一早就去了地里,找土豆、胡萝卜和嫩豌豆。我们相当自负,要吃新鲜的,军粮库里的罐头根本瞧不上。两棵花椰菜已经摆在了吃饭间。


卡特动手宰了那两只仔猪。配烤肉,我们想做土豆煎饼,但找不到礤床。这难不倒我们。我们用钉子在罐头盖上砸了很多孔,做成礤床,三人戴着厚厚的手套,以免在礤土豆时伤着手指。另外两个人削土豆皮。动作麻利。


卡特打理仔猪、胡萝卜、豌豆和花椰菜。他甚至在花椰菜里加了白酱汁。我煎土豆饼,一锅煎四个。十分钟后,我就练得一手绝活:平底锅一甩,颠起一面煎好的土豆饼,在空中翻个个,再用平底锅托住。仔猪是整只烤的。大家围着它,就像围着一座祭坛。


这时客人来了。两个报务员接受了慷慨的邀请,前来就餐。他们坐在有架钢琴的客厅里。一个人弹琴,一个人唱起了《威悉河畔》。他唱得动情,尽管带着浓重的萨克森口音,我们站在炉灶边准备晚餐时,还是动了心。


我们逐渐感觉到一场猛烈的袭击正在逼近。侦察气球定位了烟囱里冒出的炊烟。我们将遭到炮轰。那是些该死的小型炮弹,洞打得小,爆炸飞散的范围却又低又广。它们越来越近,在我们四周嘶叫,但我们不能丢下美味佳肴。炮弹不管不顾地发射,有几块弹片从上方射进厨房的窗子。仔猪很快烤好,煎土豆饼却有些麻烦。炮火十分密集,弹片不断地射到厨房的墙上,又呼啸着穿过窗户。一听见那东西嗖嗖过来,我就赶紧端着锅和饼蹲下,缩到窗下的墙边,之后再立即起身,继续煎饼。


萨克森人停止了演奏——一块弹片飞进了钢琴。我们做得差不多了,准备组织撤退。第二次轰击过后,两个人端着菜锅跑出去,冲过五十米,到了避弹所。我们看到他们一溜烟不见了。


又是一次轰炸。大家都蜷缩着身体。接着,有两个人小跑出去。他们每人拿着一大壶上等咖啡,在第二次轰炸来袭前,到达了避弹所。


现在,卡特和克罗普端起了那件杰作:大平底锅里的两只烤成棕色的仔猪。一声大吼,一个下蹲,两人一口气冲过了五十米空旷的田野。


我留下来,煎好了最后四块土豆煎饼。有两次我不得不趴在地上,但多煎了四块煎饼也值,这毕竟是我最爱吃的东西。


随后,我拿稳了摞着高高一摞土豆煎饼的盘子,紧紧贴在门后。咝咝,噼啪——我抱着盘子,捂在胸口,冲了出去。马上要到达避弹所时,有个呼啸声越来越响。我像只逃跑的鹿,绕过水泥墙。弹片打在墙上。我从台阶上滚下去,擦伤了双肘,但土豆饼一块都没掉,甚至连盘子也完好无损。


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开始用餐,一直吃到六点。接着我们喝咖啡,喝到七点半——军粮库里军官们喝的咖啡。还抽了军官们抽的雪茄和香烟——同样来自军粮库。七点半整,我们开始吃晚饭。十点左右,我们把仔猪骨头扔到了门口。随后是白兰地、朗姆酒——同样来自上帝赐福的军粮库。接着又是长时间抽雪茄。又长又粗,缠着商标的雪茄。加登宣称,我们只缺一样:军官妓院里的姑娘。


夜里,我们听见喵喵的叫声。一只灰色的小猫正蹲在门口。我们引它进来,喂它吃东西。看着它吃,我们又来了胃口。我们嚼着东西上了床。


然而这是糟糕的一夜。我们吃得太油腻,新鲜的乳猪刺激了胃肠。避弹所里的人一直出来进去,总有那么两三人褪下裤子,蹲在外面,嘴里骂骂咧咧。我自己跑了九趟。将近凌晨四点时,我们创下了纪录:十一人,包括哨兵和客人,全都蹲在外面。


夜里,燃烧的房子像一支支火炬。炮弹轰轰飞来,落在地上爆炸。运弹药的车队疾驰在公路上。公路一侧的军粮库炸了。司机们不顾横飞的弹片,蜂拥着冲进去抢面包。我们不吭声,随他们抢。要是我们多话,准会挨顿毒打,但我们有别的办法。我们说我们是这里的哨兵。由于懂规矩,我们带了些罐头过去,换我们没有的东西。这有什么!——过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被夷为平地。我们从库里拿了些巧克力,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卡特说,巧克力治跑肚很有效。


就这样,我们在吃喝闲逛中度过了将近十四天,没人打扰我们。村庄在炮火中渐渐消失。而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一切都无所谓,只要军粮库不被炸光。我们只想一直待下去,直到战争结束。


加登变得体面起来,雪茄只抽到一半。他神气活现地说,他已经习惯了。卡特也异常兴奋。他清晨的第一声呼叫是:“埃米尔,请您把鱼子酱和咖啡端来。”我们个个派头十足,个个把别人当成自己的勤务兵,以“您”相称,下达命令。“克罗普,我脚底发痒,请您抓走那只虱子。”莱尔说着,像个女演员般伸出一条腿,而艾伯特却拖着他的腿上了台阶。“加登!”——“什么事?”——“请您稍息,加登。另外,您不该说‘什么事’,而该说‘遵命’——那么:加登!”加登客串起了葛兹·冯·贝利欣根[10],那句名言他张嘴就来。


又过了八天,我们接到了开拔的命令,美妙的日子结束了,两辆卡车来接我们。车上虽然高高堆放着木板,但艾伯特和我,还是把那张带蓝绸顶的床,连同床褥和两条羽绒被,架在了木板上。床头后面放着一袋袋精美的食物,人人有份。我们不时摸摸硬邦邦的瘦肉肠、一盒盒肝肠、罐头和一箱箱雪茄,心里乐开了花。每个人身边还放着满满的一袋。


克罗普和我还抢救了两张红色丝绒扶手椅。我们把它放在床上,而我们坐在上面伸着懒腰,就像坐在剧院包厢里。我们头顶,蓝绸帐被风吹得鼓起来,宛如一顶华盖。每个人嘴里都叼着长长的雪茄。我们坐得高高的,俯瞰着四周的风光。


我们中间放着一个给小猫找来的鹦鹉笼。我们带着小猫。此刻,它正躺在笼里的一盘肉前,喵喵叫着。


卡车缓慢地滚动在公路上。我们唱着歌。榴弹炸得我们身后那座废弃的村庄宛如喷泉。


***


几天后,我们出发去清理一个村庄。路上,我们遇见了被驱逐的逃难村民。他们把家当放在手推车、儿童车里,或扛在肩上。他们佝偻着,满脸忧伤、绝望、慌张和屈从。孩子们拉着母亲的手,有几个被年龄稍大的小姑娘牵着,磕磕绊绊,不时回头,有的孩子还抱着破旧的玩具娃娃。人们沉默着从我们身旁经过。


我们列队前进。法国人不会轰炸一个还有同胞的村庄。但没几分钟,空中就嘶吼起来。大地震颤,喊声一片——一颗榴弹击中了我们的队尾。我们马上解散,卧倒。就在这一刻,我感到自己失去了紧张感,在炮火中下意识帮我正确行动的紧张感。“你完蛋了”的念头,带着令人窒息的可怕恐惧一闪而过——接着,我的左腿受了一击,就像挨了一鞭。我听见了艾伯特的叫声。他就在我身边。


“快跑,起来,艾伯特!”我咆哮着。我们正趴在没遮没拦的田野上。


他蹒跚着起身奔跑。我跟在一旁。我们必须翻过比我们还高的灌木丛。克罗普抓着树枝,我抱住他的一条腿,他大叫了一声,我一发力,他翻了过去。随后,我纵身一跃,落在了篱笆后的池塘里。


我们满脸的浮萍和泥浆,但这倒是很好的掩护,于是我们泡在齐脖的池塘里,呼啸声一来,我们就一头沉入水中。


上上下下十几次后,我有些厌烦。艾伯特也呻吟着说:“咱们还是走吧,否则我会跌倒淹死。”


“你伤到哪儿了?”我问。


“我想,是膝盖。”


“还能跑吗?”


“我想——”


“那就跑吧!”


我们跑到公路边沟,又沿着边沟猫腰继续跑。炮火尾随着我们。这条路通向弹药库。要是弹药库爆炸,我们都是死路一条。于是我们改变线路,在隐蔽处跑过田野。


艾伯特越跑越慢。“你快跑,我跟着你。”说着,他栽倒在地。


我抓住他的胳膊,摇晃着他说:“站起来,艾伯特。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走,我扶着你。”


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小小的避弹所。克罗普一下子瘫倒了。我给他包扎了伤口。他膝盖附近中了弹。接着我看了看自己:裤子上全是血,一条胳膊上也是。艾伯特用他的绷带给我包扎。他那条腿已经动不了了。我们俩都有些惊讶,我们究竟是怎么成功跑过来的。只能是恐惧的催逼。即便被炸掉了双脚,我们仍能过来——拖着我们的残肢奔跑。


我还能爬点路,于是我爬出去,拦住一辆带栅栏的板车,带走我们。车上满是伤员,还有个下士军医。他在我们胸口打了破伤风针。


我们被安排在野战医院两张并排的床上。我们贪婪又轻蔑地喝光了稀汤。虽然过惯了好日子,但这会儿,我们毕竟饿了。


“这下可以回家了,艾伯特。”我说。


“但愿。”他说,“我只想知道,我伤得怎么样。”


疼痛越来越厉害。绷带像着了火。我们喝着水,喝着水,一杯接一杯。


“我的伤离膝盖几厘米?”克罗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