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高宗时期

在唐高宗统治的三十四年间，宰相配置经历了几个阶段。[12]

第一阶段从高宗即位到废王立武（649—655）。

高宗初年，大权在握的长孙无忌，利用高宗对他言听计从的时机，从贞观二十三年（649）到永徽三年（653）的四年中，新任命了于志宁、宇文节、柳奭、韩瑗、崔敦礼等五个北周重臣后裔为宰相。其中柳奭为高宗王皇后之舅，韩瑗是长孙无忌的姻亲。此外，来济则是隋炀帝时名将来护儿之子。[13]而受太宗遗命担任尚书左仆射的李勣，在永徽元年十月就被迫辞去仆射之职，成为一般的宰相。永徽四年，张行成、高季辅去世，宰相便成了关陇贵族的一统天下。这与当时社会实际情况是很不相称的。当时社会上以山东豪杰为代表的庶民地主已经取代了山东士族、关陇贵族，成为最强大的社会力量，并担任了朝廷中大部分中下级官职。在高级官吏中他们也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种和实际情况不相适应的局面是持续不了多久的。

永徽五年、六年发生了皇后废立问题。高宗欲废掉出自关陇贵族高门的王皇后，立原为木材商人、后为唐开国功臣的武士彟之女武氏为皇后。汉朝以后历朝皇室总是通过与当时最强大、最有势力的阶层或集团联姻来加强和他们的联系，因此唐高宗也把这件事作为国事提出来，征求宰相的意见。基于同样的原因，出自关陇贵族的宰相将此事与他们和皇室的关系，以及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联系起来，联合起来反对。而依附于他们的褚遂良则充当了先锋的角色。正当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李勣这位来自山东农家的开国功臣对高宗说了一句话：“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14]长孙无忌是高宗的亲娘舅，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说，都不能说是外人，而李勣一句“何必更问外人”，却使高宗立即下定决心，废掉王皇后，立武氏为皇后。这里的关键就是李勣指出，皇后废立完全是皇帝个人的家事、私事，而不是国事，因此不必作为国事去问宰相。他所说的外人是指宰相，因而作为宰相的长孙无忌也就被包括在外人之中了。这件事不仅标志着关陇贵族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也最终结束了贵族门阀政治的残余。这对于此后宰相人员的配置，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二阶段从永徽六年到显庆四年（655—659）。

废王立武是关陇贵族的一次历史性失败，但是把他们全部清除出朝廷，还需要一个过程。除了褚遂良在立武前就已贬出，韩瑗、来济继续担任侍中和中书令。显庆二年八月韩瑗、来济被贬，许敬宗和杜正伦继为侍中、兼度支尚书和中书令。显庆四年长孙无忌于黔州安置，不过是一个尾声。

这个阶段完全是一种过渡。但是，从显庆元年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击西突厥开始，显庆二年、三年苏定方率兵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显庆三年程名振、薛仁贵与高丽发生战争，战争正在逐步成为这个时期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不能不影响到下一阶段宰相人员的安排。

第三阶段从显庆四年到龙朔三年（659—663）。

显庆四年四月乙丑，黄门侍郎许圉师同中书门下三品；五月丙申，兵部尚书任雅相、度支尚书卢承庆并参知政事，可以看作是这个阶段的开始。宰相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除了上一阶段就已担任宰相的李义府和许敬宗，还有许圉师。许圉师从任相开始，直至龙朔二年十一月因事下狱，在位的三年多时间里，有三年是担任侍中。

许圉师是许绍少子。许绍是唐高祖少年时同学，唐初据硖州归唐，封安陆郡公。史称许圉师“有器干，博涉艺文，举进士”[15]，是一个出身于既非世袭的关陇贵族，又与皇室有密切关系的家族，本人既有政治才干，又有才艺的贵族官僚。显庆四年（659）七月，高宗命李勣、许敬宗、辛茂将、任雅相、卢承庆诸宰相共覆按长孙无忌事，独无许圉师，可见他是处在一种特殊的地位。

稍晚于许圉师入相的卢承庆也是类似的情况。卢承庆是隋朝名臣卢思道之孙，父赤松大业末为河东令，与高祖有旧，闻义师至霍邑，弃县迎接，后封为范阳郡公。卢承庆“博学有才干”[16]，甚受太宗赏识。永徽初曾为褚遂良所构，显庆四年五月入相后，仅一年零两个月就罢相了。

只有辛茂将、任雅相，父祖均无官，系平民出身。辛茂将原为大理卿，为相时间不长。而任雅相担任的时间达二年零九个月，系由兵部尚书而参知政事。龙朔元年（661）征高丽，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次年二月死于军。[17]

上述情况说明，第一，这个时期对于宰相的安排，基本上仍保持着太宗时的格局，即既有与皇室或关陇贵族关系密切的许圉师、卢承庆，也有出身庶民的辛茂将、任雅相。至于许敬宗和李义府，都曾是高宗为太子时的属官，同时他们都支持高宗立武，因而受到重用。许敬宗，是隋礼部侍郎许善心之子，本人为秦府十八学士之一，是太宗时的老臣。贞观十九年（645）曾与高土廉等共知机要，资望是很高的。李义府，祖为梓州射洪县丞，父无官，以善写文章为李大亮表荐，对策擢第而步入仕途，刘洎、马周皆称荐之，属于贞观后期不断升迁的庶民或中下级官吏家庭出身的官僚。故此二人均可分别列入前述两类。

第二，许圉师“有器干，博涉艺文”，卢承庆“博学有才干”，这是与高宗时尚吏相一致的。当时才学的标准是学识和处理政事的能力。

第三，任雅相以将帅而为宰相，李勣亦以司空的身份在政治和军事上发挥影响，说明对外用兵在这个时期处在突出地位。相中有将、出将入相的格局有了进一步发展，并且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第四，李勣、任雅相以及其他将帅，均出自庶民家庭，关陇贵族中已找不到一个出色的将领。作为一个军事贵族集团，失去了掌握军队的力量，说明它已无可挽回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四阶段开始于龙朔、麟德间（661—665），持续到上元二年（675）。

龙朔二年（662）十二月，左相许圉师解见任。三年四月，右相李义府下狱除名。麟德元年（664）八月，司列太常伯刘祥道兼右相；大司宪窦德玄为司元太常伯，检校左相。这些人事变动，标志着两个阶段的交替。麟德元年十二月，上官仪在担任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两年零两个多月后被杀。兼右相刘祥道下台。原宰相中留任的有许敬宗和窦德玄。新入相的有西台侍郎乐彦玮和西台侍郎孙处约。乐、孙在位仅四个月即被罢去。接着为相的陆敦信在位也仅一年。而麟德二年三月和十月先后以司戎太常伯同东西台三品的姜恪和大司宪兼知政事的刘仁轨却一直处在重要的地位。乾封元年（666）七月，刘仁轨兼右相。总章元年（668）十二月，姜恪检校左相，阎立本守右相。其间入相并持续担任到上元、仪凤间的，有戴至德、张文瓘、郝处俊和李敬玄。[18]而从乾封至咸亨三年（672）初，掌权的就是姜恪、阎立本和刘仁轨。《旧唐书》卷七七《阎立本传》云：“立本虽有应务之才，而尤善图画。……及为右相，与左相姜恪对掌枢密。恪既历任将军，立功塞外；立本唯善于图画，非宰辅之器。故时人以千字文为语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唐人刘肃在《大唐新语》一书中也把“姜恪以边将立功为左相，阎立本为右相”列为“以末伎进身者，可为炯戒”。这些记载虽然代表了当时一些人的看法，但也可以看出他们在宰相中所处的突出地位。

以上情况说明，这个阶段宰相的构成，大体仍保持高宗初年的格局，有贵族、老臣和高官子弟郝处俊、戴至德、许敬宗、阎立本等人，也有庶民或中下级官吏家庭出身的刘仁轨、张文瓘等。而从在宰相中的地位来看，这个时期的中心人物是许敬宗、阎立本、姜恪和刘仁轨。此外，李勣以司空的地位，仍然发挥着作用。武将在最高统治核心中先后多达四人，占据了优势。这在有唐一代各个时期中，可以说是仅有的。

宰相核心的这种构成，是与这个时期朝野皆以征战为意、高宗也锐意在边疆上进取这样一种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这个时期高宗把对外用兵、完成太宗未竟之业作为基本国策，因而武将被推到突出的地位。而许敬宗的地位则受到了削弱。

虽然总章元年（668）李勣去世，咸亨三年（672）姜恪去世，但对高丽的战争还在继续。早在咸亨元年就致仕的刘仁轨，在姜恪去世后又被起用为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而在此后也没有任命其他官员为侍中和中书令。这样，宰相以武人为核心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上元二年（675）。

第五阶段从上元二年八月开始。

上元二年三月高宗想让武后摄知政事，遭到宰相郝处俊和中书侍郎李义琰的反对。高宗想禅位太子，太子李弘又不明不白暴死在合璧宫。高宗终于暂时停止了权力移交的摇摆，于六月初五立李贤为太子，并于八月二十七日以张文瓘为侍中，郝处俊为中书令，确定了新的宰相班子。正因为如此，这个宰相班子一方面要执行武则天在建言十二事中提出来的基本国策，而另一方面，比起以往几个时期又具有更加浓厚的反对武则天直接执掌政权的色彩。

这个时期的宰相班子，有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这个时期宰相中一直担任侍中和中书令、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张文瓘和郝处俊。张明经出身，郝进士出身，都是文士，这与前一时期刘仁轨兼右相（中书令），姜恪兼左相（侍中），武将处于核心地位，是一个鲜明的时照。这时，唐王朝由于边疆形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在边疆由进攻转为防御，高宗实际上实行武则天“息兵以道德化天下”的建议，在边疆以防御为主，在内地则与民休息。基本国策转变，宰相核心随之也发生变化。

但是，由于边疆形势的不断紧张，防御的任务仍相当艰巨，因此，不仅刘仁轨以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而且刘仁轨和李敬玄还先后以宰相为洮河军镇守使和洮河道行军大总管。宰相中出将入相和以相为将、将相合一的做法保持下来。还有，郝处俊曾为李勣属官，是与武将有密切联系的人物。因此，这个核心还有一种过渡的性质，从以武将为核心到以文士为核心的过渡。

其二，武则天所提出的基本国策一直在实行，因此，从上元二年到调露元年（675—679），宰相的变动不大，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宰相班子。

其三，这个宰相班子的成员仍然是由贵族和庶民家庭出身的两部分官员组成，但成员情况与唐初比又有了很大变化。从出身来说，郝处俊、戴至德、薛元超、来恒都出身于贵族高官家庭。

郝处俊是唐开国功臣许绍外孙，侍中、平恩公许圉师外甥，甑山县公郝相贵之子。好读《汉书》，贞观中举进士，按照“门资出身者，县公子从六品上叙阶”的规定，被授予著作郎，后袭爵甑山县公。总章二年（669），拜东台侍郎，寻同东西台三品后，一直担任宰相。高宗对他的评价是“志存忠正，兼有学识”[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