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上来说，自贞观十三年（639）十一月尚书左丞刘洎以黄门侍郎参知政事起，就不断以中书侍郎、黄门侍郎知政事。但从未以其他部门的四品官为宰相，故唐人刘肃在《大唐新语》卷一〇《厘革》中这样记载说：“高宗欲用郭待举、岑长倩、郭正一、魏玄同等知政事，谓中书令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且令参闻政事，未可与卿等同名称也。’自是，外司四品以下官知政事者，以平章为名，自待举始也。”

无论是从高宗对崔知温打招呼，指出待举等“资任尚浅”，还是从刘肃的记载本身，都可以看出，以外司四品以下官知政事，打破了有唐以来在宰相任用上资历的限制，故为历来史家所重视。而事实上，此举不仅在资历上，而且在宰相的家庭出身和入仕途径上，都是一个突破。宰相中贵族高官子弟和以门荫入仕者比重下降，而庶民子弟和以科举入仕者比重上升。虽然此后还有许多曲折，但毕竟是一般地主的一次历史性胜利，也是对武则天掌权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变化。

即使宰相中还有一些不受武则天控制的人物，但是由于宰相人员的结构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力量对比已变得有利于武则天。

永淳二年三月，李义琰以所谓迫舅氏迁坟问题致仕。不到半个月，守中书令崔知温死。七月，高宗疾剧，政出武后。中书令薛元超假装失音，乞骸骨，也退出了最高统治核心。这样，资望较高的大部分都排除了，只剩下一个刘仁轨还留在长安。在东都，除裴炎外，全都是永淳元年后入相的。他们资历浅，又非贵族高官出身，尽管在他们的背后有广大的一般地主官僚，但从他们个人来说，都是缺少依托的。他们得以跻居相位，完全是靠了最高统治者的赏识和提拔。因此，只要他们想保持相位，不管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主观意图如何，在他们站稳脚跟以前，他们都将是武则天的支持者。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就是裴炎。

裴炎，绛州闻喜人，少补弘文生。在馆十余载，尤晓《春秋左氏传》及《汉书》，擢明经第。他担任宰相后，参与了搜查太子贤、废中宗等武则天篡权的阴谋活动，为武则天掌握最高统治权扫除了最大障碍。他嫉裴行俭平西突厥之功，杀掉裴氏许以不死而来降的阿史那伏念，裴行俭因此称疾不出。这就堵塞了文武兼资的裴行俭入相的道路，并为卑品文士入相打开了道路。高宗死后，他又以顾命大臣的身份，帮助武则天合法地取得了最高发令权。这些都说明，裴炎从入相开始，就一直是武则天篡权的一个工具。唐人刘肃评论说：“炎居中执权，亲授顾托，未尽匡救之节，遽行伊、霍之谋，神器假人，为兽傅翼，其不免也宜哉。”[30]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就宰相的构成人选而言，在废王立武之后一段时期里，仍保持着贞观、永徽时的老格局，既有贵族，也有一般地主官僚，但贵族已不是旧日的关陇贵族，而只是与皇室或关陇集团关系密切的贵族成员。庶民出身的成员中，任雅相以将帅而入相，开高宗时边将立功为相的先声，这和贞观时起用一般官僚魏徵、马周等也是不同的。

麟德（664—665）以后，宰相的构成虽然仍保持着前一时期的格局，但是在最高统治核心中，武将的人数占据了优势。这在唐朝前期是仅有的。到上元以后，统治核心又转变为以文士为主。但在宰相班子中，武将仍占有重要地位。这个时期，宰相的人数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多，最多时达到十人。尽管这个时期宰相班子比较稳定，但稳定中也透露出过渡的消息，其突出的特点就是科举出身、博涉文史的一般官僚在宰相中开始占据多数。因此，永淳元年（682）以卑品文士入相，宰相就完全以文士为主了。唐初以来，宰相中贵族子弟和一般官僚互相平衡的格局开始被打破。这时，也只有这时，武则天才可能控制相权，并进而控制政权。

而总体来说，这又离不开一般地主的发展。如果说，武则天做皇后依靠的还是作为开国功臣的少数庶民出身的新贵和一部分刚进入高官行列、地位不稳的一般官僚的话，那么，在高宗晚年武则天所依靠的就是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的广大一般地主官僚了。一般地主站在了她的背后，这也是武则天能胜利地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的重要条件。这就是高宗末年宰相配置变化的背景和意义所在。

四、武则天时期

武则天当政时期宰相的任免和配置，情况复杂。一方面，当时的政治斗争严重地影响了宰相的安排乃至他们的生死。另一方面，武则天为了稳定局势，解决面临的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不断起用才能之士——诸如文学之士刘祎之、韦思谦，才能之士魏玄同、魏元忠，杰出的政治家李昭德、狄仁杰、姚崇等一批官僚——担任宰相。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去世，李显即位，武则天临朝称制。刘仁轨为尚书左仆射，岑长倩为兵部尚书，魏玄同为黄门侍郎，并依旧知政事。刘齐贤为侍中，裴炎为中书令。这些人全部是高宗时旧相，其中除了刘仁轨是战功显赫的老臣外，其他人资望都较浅。次年（684）二月，废李显为庐陵王，立豫王李旦为皇帝，武则天继续临朝称制。武则天就这样开始了她三十年的统治。

武则天时期宰相的任用和配置可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武则天临朝称制（684）开始。

武则天临朝称制后，任命王德真为侍中，中书侍郎刘祎之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又任命内侄礼部尚书武承嗣同中书门下三品。九月，发生了徐敬业叛乱事件，十月裴炎被杀，刘景先等被贬。到垂拱元年（685）五月，王德真罢相，裴居道为内史，苏良嗣守纳言，韦方质同凤阁鸾台三品，宰相人员暂时处于稳定状态。其间只有刘祎之在垂拱三年五月被杀。

第二阶段从垂拱四年至长寿元年（688—692）八月。

随着武则天准备称帝，宰相也处于激烈的起落之中。刘祎之被杀可以说是一个信号。

垂拱四年，武则天自称圣母神皇，摆出了称帝的架势。越王李贞父子起兵反对，很快失败。载初元年（690）九月初九，武则天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此期间，武则天为了压制各种反对她的力量，打击对她称帝表示不满的人，大开杀戒，宰相也不例外。从垂拱四年九月到载初元年十一月的两年时间里，担任宰相的十三人中，骞味道、张光辅、魏玄同、裴居道、范履冰等五人被杀，韦待价、韦方质二人被流，苏良嗣和王本立罢相后不久死去，算是幸运的。

武则天称帝后，原来的宰相除了武承嗣、武攸宁两名内侄，只剩下岑长倩和邢文伟了。因此，又任命史务滋为纳言，宗秦客为检校内史，傅游艺为鸾台侍郎、平章事。

岑长倩是太宗时宰相岑文本的侄子，高宗时即已做到宰相，算是一个“老资格”了。武则天利用符瑞来为自己取代唐朝制造根据，岑长倩为了取得武则天的欢心，也颇有陈奏。邢文伟在《旧唐书》中被列入《儒学传》，以博学知名，能把儒学解释得符合武则天的需要，故受到武则天的提拔。在宰相大部分被杀被贬的情况下，岑长倩和邢文伟能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

史务滋是宣州溧阳人，出身、经历，史书上没有记载，大概是从下层上来的人物。

宗秦客是武则天从父姊子，因劝武则天代唐有功而被授予内史。

傅游艺更是由于劝进有功，一年之间由九品的县主簿而超升为三品宰相，历衣青、绿、朱、紫，时人谓之四时仕宦。

这些人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远见卓识，也缺少实际的从政经验。武则天完全是为了改唐为周的需要，才把他们提拔为宰相的。因此，当武则天已经坐上了皇帝的宝座，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统治时，她就首先向这些急功近利、只会拍马屁的宰相开刀了。

天授元年（690）十月，宗秦客因贪污贬为遵化县尉。邢文伟与宗秦客关系密切，贬为珍州刺史，不久因制使到州，惧而自杀。天授二年一月，史务滋因来俊臣向武则天奏告他欲掩盖刘行感反状，恐惧自杀。九月，傅游艺也因所亲检举他梦登湛露殿，下狱自杀。这样，一年之内，十个宰相中，除二武外，三个自杀，一个贬出。剩下的宰相只有岑长倩、任知古、格辅元、欧阳通、乐思晦，以及九月刚被任命为宰相的狄仁杰、裴行本和罢相还不到一个月又被任为纳言的武攸宁。

狄仁杰虽然父祖均为高官，但他从小专心读书，后以明经出身，从地方官做起，高宗时历任大理丞、度支郎中，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武则天临朝称制后，先任尚书右丞，后为豫州刺史。在处理因越王李贞起兵而被牵连的人时，他密表申理，使六七百人得免一死。这种以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得失安危的做法，得到武则天的赏识。因此，武则天在皇位已经坐稳，准备结束酷吏恐怖政治，使统治重新走上轨道的时候，任命他担任宰相。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由于武则天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摇摆不定，武承嗣谋为皇太子。岑长倩、格辅元、欧阳通也在武则天称帝后的第十三个月，因反对立武承嗣为太子而被杀。乐思晦也在稍后被杀。狄仁杰、裴行本、任知古在次年一月也都被贬出。

第三阶段从长寿元年（692）八月到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初。

夏官侍郎李昭德秘密向武则天进言，武承嗣权太重，会危及武则天的皇位。武则天接受了他的意见，长寿元年八月，罢去武承嗣、武攸宁和外家杨执柔的相职，任命李昭德、姚璹、李元素、崔神基，并同平章事。虽然不到两个月，崔神基、李元素和李游道、王璇、袁智弘同时罢相，但李昭德却一直担任宰相到延载元年（694）九月。李昭德在位期间，新任命的宰相还有娄师德、韦巨源、陆元方、豆卢钦望、苏味道、王孝杰、武什方、杨再思、杜景俭。

李昭德受到武则天的信任。武承嗣曾在武则天面前诋毁他，武则天说：“自我任昭德，每获高卧，是代我劳苦，非汝所及也。”丘愔在所上疏中说：武则天“自长寿已来，厌怠细政，委任昭德，使掌机权”。并说：“臣近于南台见敕目，诸处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请不依，陛下便不依。如此改张，不可胜数。”[31]真可谓是言听计从。《旧唐书》卷九〇《豆卢钦望传》记载，豆卢钦望“长寿二年，代宗秦客为内史。时李昭德亦为内史，执权用事，钦望与同时宰相韦巨源、陆元方、苏味道、杜景俭等并委曲从之”。这样把权力集中到宰相中的一个人的情况，贞观以来没有出现过，但与贞观以来侍中、中书令执政事笔有相类之处，与裴炎以侍中和中书令专权更是一脉相通。但是，这些多多少少都是有制度上的根据的。而李昭德在他掌权期间，如意元年（692）八月入相时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直到长寿三年（694）三月才检校内史。[32]上引《豆卢钦望传》谓“时李昭德亦为内史”的记载是错误的。由此可见，李昭德大部分时间不是以内史，而是以同平章事即普通宰相的身份执掌机权的。他所依靠的不是制度上的规定，而是皇帝的信赖。

李昭德的专权受到一些人的攻击，武则天也感到大权有些旁落，把他贬为南宾尉。次年正月，内史豆卢钦望及同平章事韦巨源、杜景俭、苏味道、陆元方，亦以附会李昭德，不能匡正的罪名被贬出朝廷。李昭德与他们同时为相，而专掌相权达三年之久。这就透露出一点消息，武则天“天授已前，万机独断，发命皆中，举事无遗，公卿百僚，具职而已”的格局已经行不通了。这不是因为武则天厌怠细政，而是因为这不适应随着社会发展，政务日益繁杂的实际情况，不符合高宗以来政治体制发展的趋势。宰相仅仅执掌机要，在政事堂议事，已经不能满足现实政治发展的需要。因此，武则天把大权交给宰相中的一个人，由他负责实际政务的运行。从后来的发展情况看，这事实上就是向着以宰相中的一个人作为政府主要负责人的方向前进。这也是宰相机构向最高决策兼行政机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