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开元八年至开元十四年四月。在姚崇、宋璟先后的努力下，开元之治的局面开始出现。开元八年正月，苏颋、宋璟罢相，接任为相的是源乾曜和张嘉贞。源、张在五月并分别被任命为侍中和中书令。九年九月，天兵军节度使张说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一年二月，张嘉贞被贬，张说兼中书令。一直到开元十四年四月，除了在开元十一年五月至十二月任相仅半年的王晙，长期担任宰相的就是这几个人：

张嘉贞，五经举出身，历任县尉、监察御史、中书舍人、秦州都督、并州长史，富有政治、军事经验。为中书令，断决敏速，善于敷奏。[39]

张说，制举出身。曾任右补阙、凤阁舍人、兵部侍郎、雍州长史，睿宗和玄宗初年均曾任宰相。在姚、宋主政期间先后任幽州都督、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也是一位有着丰富政治、军事经验，并可出将入相的人物。不仅如此，张说还是当时最有才华的文学家。“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40]

源乾曜，进士出身。《旧唐书》卷九八《源乾曜传》说：“乾曜在政事十年，时张嘉贞、张说相次为中书令，乾曜不敢与之争权，每事皆推让之。及李元纮、杜暹知政事，乾曜遂无所参议，但唯诺署名而已。”但从他赞成宇文融括户及命吴兢修定《贞观政要》来看，也并非碌碌无为之辈。[41]

这个时期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但是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边疆上也还有不少问题。因此，富有军事、政治经验的二张成为合适的人选。而张说之所以受到重用，还因为他的文才。《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说他“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其实这正是玄宗当时的一种追求，张说不过是具体执行者罢了。观其与徐坚关于集贤院学士和丽正书院的谈话可知。

第三阶段从开元十四年至二十一年（726—733）。开元十四年四月，御史中丞宇文融、李林甫与御史大夫崔隐甫奏弹张说，张说停兼中书令。李元纮、杜暹先后出任宰相。

李元纮，武则天时宰相李道广之子，史书只说他少谨厚而未言其出身，可能是以门荫入仕。初为泾州司兵，累迁雍州司户，开元时历万年县令、京兆尹、工兵吏三部侍郎，是一个从基层官做起，有丰富从政经验的官吏。他因条奏人间利害及时政得失受到玄宗的重视，于开元十四年四月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杜暹初举明经，开元十二年兼安西副大都护。“暹在安西四年，绥抚将士，不惮勤苦，甚得夷夏之心。”[42]开元十四年九月，以其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与当时唐和吐蕃关系紧张是分不开的。开元十六年十一月，以河西节度使萧嵩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情况与此相类。

开元十七年六月，李元纮与杜暹不协，同时罢知政事。源乾曜也罢为左丞相。萧嵩兼中书令，兵部侍郎裴光庭为中书侍郎，户部侍郎宇文融为黄门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宇文融只做了三个月的宰相，就被贬出。而萧嵩和裴光庭都知政事到开元二十一年。

宇文融在玄宗和宰相源乾曜的支持下，克服各种阻力，出色完成了搜括逃户的工作。玄宗任用宇文融为相，再一次表明他对财政的关注。但是，这个时期财政问题尚未成为朝廷最突出的问题。因此，宇文融罢相后，没有再任用其他人担任宰相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萧嵩曾任洺州参军、醴泉尉、监察御史，“开元初，为中书舍人，与崔琳、王丘、齐澣同列，皆以嵩寡学术，未异之。而紫微令姚崇许其致远，眷之特深”。开元十五年，吐蕃攻陷瓜州城，玄宗择堪边任者，乃以嵩为兵部尚书、河西节度使，判凉州事。在萧嵩的安排与指挥下，唐在对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萧嵩也被命为宰相。开元十七年（729）“又加嵩兼中书令。自十四年燕国公张说罢中书令后，缺此位四年，而嵩居之。常带河西节度，遥领之”[43]。

裴光庭，高宗时名臣裴行俭之子，武三思之婿，曾因此缘坐，左迁郢州司马。拜相前为兵部侍郎，“既历清要，时人初未许之。及在职，公务修整，众方叹伏焉”[44]。十七年八月，兼御史大夫，依旧知政事。十八年正月拜侍中，依旧兼御史大夫。四月，兼吏部尚书。他在兼任吏部尚书时所做的最有名，在当时、在后来、在历史上也最有争议的事，便是循资格的实行。但人们都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即科目选中的博学宏词科也是他在任期间设立的。

第四阶段从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到二十四年十一月。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萧嵩与年初刚入相的韩休罢相。裴耀卿、张九龄同时被任命为宰相。二十二年五月，裴耀卿为侍中，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裴耀卿，数岁解属文，童子举出身。曾任长安令、济宣冀等州刺史、户部侍郎、京兆尹等职。开元二十一年秋霖雨害稼，京城谷贵。玄宗召问救人之术，耀卿以改良漕运对，玄宗深然其言。寻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转运使。据《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裴耀卿充江淮、河南转运使（《新唐书·宰相表中》记为江淮以南回造使）是在次年八月，时已改任侍中。《旧》传所记太笼统，故而不够准确。但玄宗以侍中而不是普通宰相去充任此使职，说明漕运工作已经成为当时国家的头等大事。而宰相工作的重点已经不是在政事堂议决军国之务，而是侧重于具体政务的处理。其实，这种情况并不是从裴耀卿开始的，此前杜暹、宇文融、裴光庭担任宰相时，工作也都是各有侧重。

张九龄，进士出身，没有地方政府工作经验，在中央任职时也多为词臣。《旧唐书》卷九九《张九龄传》云：“初，张说知集贤院事，常荐九龄堪为学士，以备顾问。说卒后，上思其言，召拜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再迁中书侍郎。”最后做到中书令，兼修国史。可见玄宗是把张九龄作为张说的后继者加以任用的。但是，玄宗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张说尽管为一代文宗，但他同时还有丰富的政治、军事实践和处理政务、军事的杰出才能。而这些恰恰是张九龄所欠缺的。

开元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普及与提高，科举已成为高级官吏的重要来源，并成为士人进身的主要途径。玄宗也注意从科举出身的官员中选拔宰相。从开元元年至开元二十二年期间（713—734），科举出身的宰相共十八人，占这个时期宰相总数二十七人的三分之二。玄宗同时一改武则天以文学取士而不以文学用人的做法，往往同时重用长于文学和精于政事的两派人物。一批官吏因其文学才能被提拔到中书舍人、中书侍郎这样高级的职位。这样就导致了文学、政事的分途。开元时期一些从科举入仕的官吏普遍地轻视政治实践，他们甚至连县尉这样的亲民之官也不愿担任。这些沿着文学之路上升的高级官吏擅长赋诗作文，但也普遍地缺乏政治才干，无力去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这就不能不严重地影响他们的仕途。从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即张九龄进士及第后的第二年，到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李林甫入相的三十年间，及第进士共八百七十四人，平均每年及第二十八人。但在这近九百名进士中，徐松在《登科记考》中仅考出六十余人，其中知名人士大抵皆为文士，如王维、王翰、崔颢、祖咏、储光羲、王昌龄等。他们之中，虽然也有一些人做到高官，但是没有出现一个卓有才能的政治家，做到宰相的仅有苗晋卿一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玄宗便只好依靠那些没有文才，甚至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但却具有丰富从政经验和卓越政治才能的官吏来解决当时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各项具体问题。

第五阶段从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开始。裴耀卿、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以户部尚书兼中书令，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守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吏治派官吏在中枢核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从科举出身的高级官吏的一次严重挫折。李林甫任中书令期间，与他同时先后为相的有牛仙客、李适之、陈希烈。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李林甫死，杨国忠为右相（中书令）兼文部尚书。十三载八月，陈希烈罢相，韦见素为武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门下省事。

玄宗时期对于宰相的任用，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继续高宗时根据各个时期的需要，调整和任免宰相的做法。从各个时期宰相人员的配置以及他们各自的特点，可以看到时局的变化和国家的政策取向。由于关陇贵族早已衰亡，唐初的开国功臣也已成明日黄花，因此在整个玄宗朝，宰相的任用不像太宗、高宗时期那样，要考虑大臣的家庭出身背景。玄宗在取得皇帝的全部权力后，对企图包揽朝廷大权的功臣进行了巧妙的抑制，将朝廷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宰相的任用基本上也不受大臣派系斗争或政治斗争的影响。只有开元十四年（726）张说、宇文融双双罢相，与文学、吏治两派官吏的斗争有关。

二是继续过去宰相中以一人负责、主持政务的做法。从先天元年（712）张说任中书令、开元二年姚崇任紫微令开始，中书令终于成为宰相中的主要负责人员。其后尽管还经历了宋璟以侍中为主要宰相，以及不设中书令等过程，但从开元八年张嘉贞为中书令以后，除了有几年不设中书令，终天宝之世，中书令在宰相中一直处于首要和核心地位。而这种情况又是和三省体制转化为中书门下体制相适应的。

三是以宰相负责某一具体工作的情况，在开元时有所发展的基础上，于天宝时恶性发展。李林甫身兼数职，杨国忠更是身兼四十余职。宰相兼任的使职越来越多，事权向宰相集中，最后集中到一个宰相和皇帝手中，严重影响了政务的正常运转，并使中央政府丧失了应付突发事变的能力。

四是在整个社会文化进一步普及与提高和宰相职掌进一步职能化的前提下，玄宗有意识地提拔了一批文学之士。文学、政事，代表了对宰相两方面的要求：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文学素养，较强的政务处理能力和办事能力。武则天大开制科，按照文学才能和政治见识选拔了一批文士，又按照实际经历和政治才干把他们一步步提拔起来。开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以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姚崇、宋璟、张说、张嘉贞、裴耀卿、萧嵩等都是在武则天时期按照这条路子在众多文士中脱颖而出的。但是像张说那样文学、政事兼备的，还只有少数人符合。这说明这样的官僚群体尚未培养出来。这固然与当时整个社会经济文化水平有关，但主要还是开元初年用人方针失误所致。玄宗在提拔文士时，只注重他们的文学才能，而忽略了他们的政治实践。张九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张九龄，武则天长安二年（702）进士及第，中宗神龙三年（707）应材堪经邦科登科，拜校书郎。睿宗景云三年（712），应道侔伊吕科，对策第二等，迁左拾遗（《旧》传作右拾遗）。以上是张九龄在玄宗即位前的经历。玄宗即位后，他继续担任右拾遗，开元十年，三迁司勋员外郎，十一年任中书舍人。直到开元十四年张说罢知政事，张九龄才先后担任冀州刺史、洪州都督、桂州都督。开元十八年十二月张说死后，玄宗复召张九龄为秘书少监，再迁中书侍郎，寻丁母丧归乡里。开元二十一年（733）十二月，起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拜中书令。[45]从他科举入仕以后，直到担任宰相的三十一年间，前二十四年完全在中央任职，其后在外任职的时间不过四五年，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南方，担任的也都是都督、刺史一类的地方高官，很难获得真正的从政经验。张九龄可以对某些事情发表自己的见解，但是他没有尝试，也没有能力去正确解决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复杂问题。这完全是玄宗错误地一味地按文学标准提拔和重用他的结果。玄宗重用李林甫，一方面是李林甫确有卓越的政治才干，另一方面是他苦心培育起来的文学一族实在有负他的期望。李林甫文化素养不足，缺少经史知识，不能从历代积累下来的统治理论、历代盛衰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对现实情况的深刻了解这三者的结合上，前瞻后顾，从更深的层次上去解决面临的问题，因而造成了一些重大的失误，并为安史叛乱提供了条件。这是唐代在宰相的培养和任用上最大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