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至德是贞观名臣宰相戴胄兄子。胄无子，以至德为嗣。他处事“慎密”，故自乾封二年（667）与张文瓘同时知政事，到仪凤四年（679）正月逝世，一直担任宰相。[20]

薛元超是隋代著名文学家薛道衡孙，秦府十八学士薛收之子，娶李元吉女和静县主，高宗即位后，擢拜给事中，时年二十六岁。他好学，善属文，上元三年（676）迁中书侍郎，寻同中书门下三品，“特承恩遇，常召入与诸王同预私宴，又重其文学政理之才”[21]。

来恒，是来济异母兄，隋代名将来护儿之子。虽来济因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而被贬死，高宗并未因此而屏弃来恒。

这四个人的父祖都是贵族高官，但又不是西魏北周以来的关陇贵族，而是在隋末唐初跻身贵族高官行列的。但同时他们又与皇室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有的且有封爵，因此，又不同于一般新贵。他们虽不一定直接以门荫入仕，但在释褐叙阶时，都得门荫之助，因而年轻时即至高位。

中级官吏家庭出身的有李敬玄、李义琰。李敬玄父孝节，谷州长史。敬玄博览群书，特善五礼。贞观末，经马周、许敬宗推荐，进入东宫崇贤馆兼预侍读。李义琰，父为县令，少举进士，博学多识，曾为太原尉、白水令，李勣甚礼之。为相后，宅无正寝，在私人生活上是很注意检点的。

庶民出身的有刘仁轨、张文瓘和高智周。

刘仁轨，在隋末动乱的年代里，博涉文史。武德初年，士大夫在乱离之后，心有余悸，不愿出仕，朝廷派人带着空白委任书到各地选补官吏，刘仁轨也被委以官职。高宗时，刘仁轨在打高丽过程中，不断建立功勋，并表现出杰出的政治才能，受到高宗的赏识，于乾封元年（666）提升为右相，时年六十四岁。刘仁轨是继李勣之后最有名望的将领，出将入相，资深望高。

张文瓘，幼孤，贞观初举明经，曾任并州参军，为长史李勣所敬重，为大理卿，以执法平恕而著称。上元二年（675）拜侍中，时年七十一岁。

高智周，常州晋陵人，少好学，举进士，累补县令，曾为弘文馆直学士、太子侍读、寿州刺史。上元三年入相，时年七十五岁。[22]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这个宰相班子，仍然是由贵族和出身一般地主官僚家庭的官吏两部分组成。唐初以来，最高统治机构中人员构成的老格局尚未打破，门阀观念仍然起着作用。但是被唐初皇帝视为皇权依托的关陇军事贵族已经衰落，所剩家族无几，故这个时期所起用的贵族均非魏周以来的门阀，而大多是唐初的开国功臣，或与皇室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物。他们除了可以通过门荫迅速升迁外，其他方面与一般地主官僚家庭出身的并无显著差别。他们之所以能跻身宰相行列，固然与他们的出身有一定的关系，但在贵族这个圈中，之所以选中他们，主要还是靠他们本身的才学。

而出自庶民和中下级官吏家庭的几个宰相中，科举出身的增多了。张文瓘、李义琰、高智周均从科举出身。刘仁轨、李敬玄虽非科举出身，但刘仁轨博涉文史，李敬玄博览群书，特善五礼，也是富有才学的。他们虽然不像李勣那样具有开国功臣的身份，也不是高宗的佐命元勋，但高宗信任他们。他们在政治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张文瓘为侍中，“诸司奏议，多所纠驳，高宗甚委之。或时卧疾在家，朝廷每有大事，上必问诸宰臣曰：‘与文瓘议未？’奏云未者则遣共筹之，奏云已议者皆报可从之”[23]。他们不仅在协助皇帝决策上起作用，而且在过去被皇帝和关陇贵族视为独享领域的皇位继承问题上，也和贵族一样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贵族出身和庶民出身的这两部分人，在朝廷中都还存在，但是他们在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新贵族已经起不了唐初关陇贵族那样的核心作用，而庶民出身的大臣的发言权则大大提高了。

其四，他们不仅资格老，而且年龄老。说资格老，是指他们都是老臣，从贞观时期就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因此资望高，礼遇重，能够形成一股抗拒武则天掌握政权的力量。正是这种情况促使武则天更加处心积虑地加紧篡夺最高权力的活动。这是问题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正因为他们是老臣，所以年龄大都在七十岁上下。上元二年（675）郝处俊六十九岁，张文瓘七十一岁，刘仁轨七十四岁，高智周七十四岁，都已经到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朝不保夕的年龄，只要有一个人逝世，就可能改变朝臣中政治力量的对比。这又给武则天以可乘之机。

第六阶段从永隆元年（680）开始。

仪凤三年（678）九月张文瓘去世，十一月来恒去世。次年，调露元年（679）正月，戴至德去世。五个月之内，宰相中连死三员老臣。十一月，高智周也罢为御史大夫。在这之前，五月命太子监国。这时，在位宰相中，剩下的有七十七岁的刘仁轨，七十二岁的郝处俊，还有薛元超、李敬玄、李义琰和张大安。表面上仍然维持着原来不让武则天掌权的格局，但实际上二死一罢，对最高统治核心的冲击是很大的。

永隆元年夏四月，黄门侍郎裴炎、崔知温及中书侍郎王德真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一批年纪较轻的顶替了原来的老臣。这虽然还不是武则天有意的安排，但是原来宰相机构中清一色老臣的情况开始被打破。

由于高宗健康情况的不断恶化，以及太子李贤监国后“处事明审，为时论所称”，威望比原太子李弘还高，阻止高宗把最高统治权转移给李贤，便成为武则天的当务之急。这样，在任裴炎为宰相后不久，又发生了所谓太子谋逆的事件。高宗“素爱太子，迟回欲宥之”。但在武则天的坚持下，八月十二日李贤被废为庶人。十三日英王哲被立为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张大安坐阿附太子，贬为晋州刺史。九月，王德真也罢相。高宗准备把最高统治权移交给儿子的打算终于被武则天阻止住了。

但在宰相中，除了裴炎和崔知温，其他宰相仍为高宗即位以来的老臣，武则天还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指挥这个班子。直到永隆二年三月，郝处俊罢政事，七月刘仁轨固请解仆射，闰七月丁未，裴炎为侍中，崔知温、薛元超并守中书令，旧的宰相结构才被完全打破。但在这个班子中，薛元超如前所述，乃贵戚老臣，年纪虽刚到六十，但资望很高。后来高宗病情加剧，政出武后，他假装失音，请求告老，实际上是不支持武后专权的。崔知温年纪更轻，当时只有五十五岁，但其祖崔枢为司农卿，父崔义真为陕州刺史。本人起家左千牛，后为灵州都督府司马、兰州刺史，由尚书左丞转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他谙于边事，资望又高，高宗对他很尊重。他不需要武则天的支持和提拔，故也不易成为武则天手中驯服的工具。刘仁轨，从他后来给武后的信看，也是不主张武后专权的。至于李义琰，那就更加碍手碍脚了。

永淳元年（682）四月，高宗、武后去东都，留太子监国，使刘仁轨、裴炎、薛元超等辅之。到东都后，又立即以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秘书员外少监、检校中书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并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与李义琰等共掌政事。宰相班子的这种变化，对于唐朝前期政治史，以及对于武则天执掌最高统治权，都具有重要意义。先从新入相人员的情况来看：

郭正一，定州鼓城人，贞观中举进士，少与孟利贞、高智周、刘祎之“俱以文藻知名，时人号为刘孟高郭”[24]。累转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正一在中书累年，明习旧事，兼有词学，制敕多出其手，当时号为称职。”[25]最后，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走的是一条当时一般士人以文学进身、迅速升迁的典型道路，因此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魏玄同，亦定州鼓城人，举进士，曾因与上官仪文章属和配流岭外。后累迁至吏部侍郎，曾上疏论选举，对贵戚子弟例早求官，对门荫入仕的亲贵子弟“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对“用刀笔以量才，按簿书而察行”，对以文学进身的庶民出身的官吏不得升迁，表示了强烈的不满。[26]此前不久，仪凤三年（678），太学生魏元忠上封事，指出“当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亦有死士之家而蒙抽擢者”，认为这样不能选拔出人才，并指出“有志之士，在富贵之与贫贱，皆思立于功名，冀传芳于竹帛”，认为各阶层中都有有才能的人，他们都想要建立功名，名垂青史，突出反映了一般士人的要求。[27]

这时，从科举出身者，累计已在千人以上。在各级官吏，特别是在中下级官吏中，一般地主出身的官吏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不仅强烈地要求进入各级政权机构，而且要求在最高统治核心中有自己的代表人物。郭正一、魏玄同这批人上台，首先就是反映了一般地主的这种要求。在前一个时期的宰相中，反映一般地主官僚这种要求的代表人物是薛元超。薛元超虽然本身是贵戚，但他作为一个文人，是非常敏感的。尽管他不一定理解，但他确实深刻地感觉到时代的变化和要求。他曾经对亲近的人说：“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28]他以善于写文章，由中书舍人加弘文馆学士而中书侍郎，最后位至中书令。文士所追求的，他全都达到了，而恨不由进士出身，这固然反映了他的文人气质，更重要的是表明了他的政治倾向，说明他同意当时不少人提出来的选拔官吏时要提拔科举及第者的要求。他“好引寒俊”，曾表荐进士及第的高智周、郭正一，明经及第的王义方以及任希古、孟利贞等十余名文士，就是这种政治倾向的具体表现。薛元超尚和静县主，成为皇亲国戚，他不以尚主为荣，而恨不娶山东士族第一等高门崔、卢、李、郑、王之女，这固然表明他还没有摆脱门阀观念和其他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更主要的还是深刻地反映了关陇贵族的彻底没落。当然，作为一个贵族，他和一般地主官僚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堵无形的墙，使他不可能真正从一般地主官僚的立场出发，采取各种有力的措施来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他自己也深感力量不足，表现了很大的软弱性。宰相之中文学之士还有高智周。高智周虽是进士出身，曾预撰《瑶山玉彩》《文馆词林》等，并以儒学为太子李弘侍读，但他担任中央要职以至宰臣，实在是由于吏治和名声[29]，而不是由于文学。故《旧唐书》既没有将他列入宰臣一类，也没有列入《文学传》，而是列入《良吏传》。同时，他年事已高，入相时已七十五岁，已不能充分反映一般地主官吏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即使像薛元超这样，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般地主某些要求的，在整个宰相中，也还是处于一种陪衬的地位。当时起主导作用的宰相张文瓘、郝处俊，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持政局的稳定、边境的安宁，保证政策转变的实现。虽然这些也是符合一般地主的基本利益的，但是对一般地主“思立于功名，冀传芳于竹帛”，希望更广泛地受到提拔的要求，还没有给予更多的注意。这样，最高统治核心再次出现了与现实基础不相适应的情况。永淳元年（682）以郭待举、魏玄同、郭正一等为相，就突破了这种局面。这是从人员的构成上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