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昭德任相期间，长寿二年（693）一月，曾任河源军司马、原左金吾将军、兼检校丰州都督、夏官侍郎娄师德被命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三年四月，武威道行军大总管王孝杰被命为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这是与稍前吐蕃在河湟和西域对唐展开攻势，武则天统治稳定后在边地谋求积极进取，以及他们在河湟和西域的业绩分不开的。安西四镇的复置、边地军队屯防和军镇制度的建立，都是这个时期在他们手中完成的。

第四阶段从万岁通天二年（697）至久视元年（700）九月。

万岁通天二年正月，来俊臣和武懿宗煽起了最后一次大狱，宰相李元素、孙元亨被杀。六月，李昭德、来俊臣同时被处死。闰十月（已改元为神功），在契丹骚扰后解决河北问题时起过重大作用的狄仁杰和杜景俭被任命为宰相。来俊臣的被杀最终结束了酷吏专横的时代。狄仁杰为相则开始了一个比较正常发展的时期。

《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则天后久视元年记载，武则天信重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好面折廷争，武则天每屈意从之。狄仁杰久视元年九月辛丑去世后，武则天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众或不能决，武则天辄叹曰：“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狄仁杰第二次任相，开始时担任的是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共十个多月。第二年八月开始任纳言，共一年零五个月。直到他去世的那年初，才担任内史。可见狄仁杰在三年之中虽然有十个月是以平章事的身份掌权，但在最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担任的是门下省和中书省的首长。这是朝着由中书省或门下省首长中的一人在宰相中负主要责任的方向又前进了一步。

在狄仁杰任相期间，王及善继续担任内史。娄师德除曾出任陇右诸军大使，前后也都担任纳言。

新增加的宰相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圣历元年（698）十月，夏官侍郎姚崇、知凤阁侍郎李峤，皆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二年初，魏元忠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姚崇具有卓越的政治才干，在契丹进入河北时处理军书卓有成绩，是能够出将入相的人物，在政治舞台上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李峤历来都被认为是一个文士，狄仁杰对他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吏干方面确实不如李昭德、狄仁杰。但观其关于处理逃户问题的奏疏，他实在是一位有着卓越政治见识和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武则天晚年和玄宗开元年间的括户，基本上都是按照他提出的方针和原则进行的。

魏元忠，庶民出身，初为太学生，仪凤中吐蕃频犯塞，他赴洛阳上封事，高宗甚叹异之，授秘书省正字，从此步入仕途。在平徐敬业之乱时，他作为监军，表现出非凡的战略眼光。《旧唐书》卷九二《魏元忠传》：“初，元忠作相于则天朝，议者以为公清。”

第五阶段从久视元年（700）十月开始。

狄仁杰去世后，姚崇、李峤、魏元忠等三人继续担任宰相。新任命的宰相中最重要的有：久视元年十月，韦安石守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长安三年（703）七月，正谏大夫朱敬则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凉州都督唐休璟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四年正月，韦嗣立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六月，崔玄暐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七月，杨再思守内史。十月，判秋官侍郎张柬之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韦安石，北周大司空郧国公韦孝宽曾孙，父祖均为高官。本人明经出身，曾任雍州司兵、并州司马，曾受到武则天手制表彰：“闻卿在彼，庶事存心，善政表于能官，仁明彰于镇抚。如此称职，深慰朕怀。”为政清严，不畏权贵，受到武则天的信任。[33]

朱敬则，早以辞学知名，与魏元忠特相友善。长寿中，曾上疏要求杜绝告密罗织之徒。则天甚善之。敬则“知政事时，每以用人为先”，“则天以为知人”[34]。

唐休璟，少以明经擢第，任西州都督时，上表请复四镇，长期在边地镇守，战功卓著。武则天曾谓其同时宰相魏元忠及杨再思、李峤、姚崇、李迥秀等曰：“休璟谙练边事，卿等十不当一也。”[35]

韦嗣立、韦承庆弟兄俱以学行齐名，其父韦思谦亦曾为宰相。父子三人都以文学、才干和见识受到武则天的重用。[36]

崔玄暐，明经出身，长安元年任天官侍郎，拒绝请谒，改官后月余，武则天谓曰：自他改职后，“或闻令史乃设斋自庆，此欲盛为贪恶耳。今要卿复旧任”。三年始为相。[37]

狄仁杰之后，武则天虽然没有把大权交给一个宰相，但所用宰相各有特点，大部分都是很有才干的。在长安四年（704）十月以前政务就是由这些人主持的。

综上所述，武则天掌权期间，特别是称帝以后，在宰相的任用和配置上有以下特点：

其一，根据不同情况任用不同的人。

第一种情况，完全是为了掌权和称帝的需要，傅游艺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这些人完全是一种工具，当没有使用价值时，便被逐个收拾掉。

第二种情况，当政治斗争形势尖锐复杂时，便把她的内侄乃至外家搬出来，颇有点唐初以关陇贵族作为皇位保护神的味道。而当形势稳定，便把他们撤了下来。

第三种情况，同高宗时一样，根据各个时期的政治军事需要，任用合适的人才，并特别注意选用最杰出的人才。其中李昭德、狄仁杰在稳定大局，在武则天称帝后使政务迅速恢复正常运转，娄师德、王孝杰、唐休璟在稳定边地形势，李峤在解决逃户问题，姚崇、朱敬则在选拔官吏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武则天在重用这些人时，不是考虑他们有无文才，而是考虑他们是否真有这样或那样的才干。以文学取士，而不以文学用人，是武则天选拔人才、使用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则。

当然，武则天也任用了一些有一定文化水平、不属于上述三种情况的官吏。他们没有多少劣迹，也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这是出于处理一般性政务的需要。

其二，她先后重用李昭德和狄仁杰，把大政交给他们处理，对他们言听计从。这固然是基于对他们个人的信任，但也是政务处理的实际需要，并且隐含着宰相制度的变迁。这是由侍中、中书令执政事笔向门下省、中书省长官中一人主持政务的过渡。制度的变化开始时往往只是表现为对某个或某一类人员的特殊安排。

其三，在宰相的任用上，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重增加了。唐太宗时宰相中只有许敬宗一人为隋秀才，房玄龄、侯君集等二人为隋进士，其余二十六人皆不从科举出身。高宗时宰相四十一人中，有隋秀才二人，唐初进士及第者九人，明经擢第者二人，科举出身者共十三人，已超过四分之一。武则天临朝称制期间，宰相中科举出身的只有韦思谦以及在高宗末年即已为相的裴炎、郭正一、魏玄同等四人。但到武则天称帝期间，仅明经、进士出身者就激增到二十人。明经出身的十人中，狄仁杰、李昭德、姚璹、韦安石等四人为贵族高官子孙，陆元方、唐休璟、崔玄暐等三人为中下级官吏子，杨再思、格辅元、杜景俭等三人父祖无官。进士出身的十人，其中宗楚客和李迥秀是贵族高官子弟，李峤为县令子，韦嗣立、韦承庆兄弟虽为故相韦思谦之子，但韦思谦的父祖皆为县令。娄师德、苏味道、周允元、吉顼、张柬之等五人都是平民出身。科举出身的宰相中，庶民和中下级官吏家庭出身的，开始占据大多数。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变化。

五、唐中宗、睿宗时期

长安四年（704）姚崇为灵武道安抚大使，武则天要他推荐一人为宰相，姚崇便推荐了张柬之。张柬之为相后，很快便策动了杀二张、逼武则天退位的政变。

中宗即位后，张柬之、崔玄暐、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五人皆被任为宰相。但大权很快为武则天之侄武三思所掌握。五人虽被封为王，但罢知政事，并出为刺史，最后被矫制处死。

神龙三年（707），太子重俊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起兵，杀掉武三思、武崇训（安乐公主驸马）。宰相宗楚客（则天从父姊之子）、纪处讷（娶武三思之姐）也险些被杀。其他宰相，如《旧唐书·杨再思传》所云，“韦巨源、杨再思、李峤，皆唯诺自全”。

中宗死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诛韦后，宰相中被杀的有韦温（韦后从父兄）、纪处讷、宗楚客、武延秀。

睿宗即位后，以曾为相王府长史、武则天时即做过宰相的姚崇为中书令，宋璟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当时朝廷中形成了太子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两大势力。姚崇、宋璟为了安定政局，建议出诸王为刺史，把太平公主送到东都安置。太平大怒，姚、宋被贬为外州刺史，由韦安石、李日知代姚、宋执政，政治上又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十月，按太平意旨，太子李隆基之党郭元振、张说、李日知皆罢政事，逐步形成了“宰相七人，四出太平之门”的形势。四人中，窦怀贞，高宗时左相窦德玄之子，为官清干，入朝后先附韦后，后附太平。萧至忠，祖太子洗马（从五品上），亦先附武三思、韦后，后附太平。岑羲，武则天时宰相岑长倩从子。崔湜，太宗时宰相崔仁师之孙，进士出身，先结武三思，后附太平。另三人为陆象先，苏州人，武则天时宰相陆元方之子，制举出身；魏知古，深州人，父祖无官，进士出身；刘幽求，冀州武强人，制举出身。

六、唐玄宗时期

先天二年（713）七月，平定太平公主之乱后，玄宗真正掌握了国家大权。宰相除原有的郭元振，七月，又以尚书左丞张说为检校中书令；八月，刘幽求为尚书左仆射、知军国重事。他们都是在杀韦后、平太平的过程中有功的人员。

张说、刘幽求，制举出身。郭元振，进士出身。他们皆出自庶民家庭，全靠自己的努力才致位宰相。玄宗想任命姚崇为相，受到张说等的反对。他清醒地感到了这些功臣对自己的包围，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先天二年十月十三日，玄宗讲武于骊山之下，借口军容不整，下令斩兵部尚书郭元振。经过张说、刘幽求求情，郭元振远流新州。次日，猎于渭川，召见同州刺史姚崇，当即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十二月初一，改元开元，标志着八年动乱的结束和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

开元时期大体可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开元元年至八年（713—720）。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稳定政局和发展大好形势。元年至四年期间，宰相还有刘幽求、魏知古、卢怀慎和薛纳，但起主要作用的是元年十二月起任紫微令的姚崇。姚崇，本名元崇，武则天时改名元之，入相后，避开元尊号，又改名崇。《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是时，上初即位，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于崇。同时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但唯诺而已。崇独当重任，明于吏道，割断不滞。”玄宗曾对卢怀慎说：“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尔。”《旧唐书》卷九八《卢怀慎传》也说：“开元三年，迁黄门监。怀慎与紫微令姚崇对掌枢密，怀慎自以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到开元四年，稳定政局的任务已经完成，整治吏治则需进一步深入。姚崇纵子贪污受贿，只好自请下台。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宋璟身上。开元四年（716）十二月，姚崇罢相，宋璟以吏部尚书兼黄门监（侍中）主持政务。史称宋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38]。与宋璟同时被任命为宰相的还有苏颋。《旧唐书》卷八八《苏颋传》：“迁紫微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与侍中宋璟同知政事。璟刚正，多所裁断，颋皆顺从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应对，则颋为之助，相得甚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