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先生继续和深化了陈先生的思路，著《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一文。他在具体论证边疆形势的变化和军制的变迁的关系时，给出了十分准确的答案。同时他也主张军镇来自行军。[15]在《唐书兵志笺证》一书中，唐先生研究了唐朝兵制的各个方面，第二卷就是专门讨论军镇问题的，在传世史料的范围内，对各个军镇的辨析尤其详细。后来，唐先生利用吐鲁番出土资料，又有新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府兵方面的。王永兴先生对唐代兵制的研究很早，他的重点尤其是针对各个节度使的，先后有《论唐代朔方军》[16]，《论唐代前期北庭节度》《论唐代前期朔方节度》[17]，《试论唐代前期的河西节度》[18]。除最早一篇主要与吴廷燮讨论节度使问题以外，每一篇都讨论到节度使所辖的军镇。王先生强调少数民族在军镇中的作用，这一点在他的《唐开天九节度与四个军事格局中的蕃兵述论》一文中表现最充分。[19]军镇的兵员确实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孙继民继承唐先生的研究，对唐朝的行军制度研究最有成绩，已经结集出版的《唐代行军制度研究》是代表性的成果。[20]行军虽然不同于军镇，但毕竟与军镇的起源关系密切。他的另一篇论文《唐代行军统帅僚属制度及其对藩镇形成的影响》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他指出：“随着行军逐渐蜕变成镇军再进而蜕变为节度使体制下的节镇，行军这一自北周开始的具有特殊含义的出征制度在唐玄宗时期已经趋于消失，但行军辟属制却被节度使体制所保留和继承，成为节度使僚属来源的主要途径。”[21]

以往学者对于唐代军制的研究，成绩斐然，但继续探索依然存在空间。

二、军镇与军事使职

探讨节度使的来龙去脉，必须从军镇制度入手，从唐朝开始在边境地区长期屯兵入手。行军的军镇化，导致了行军的临时统兵将领的职权随着军镇的固定化而使职化。而这种军事使职化的前途也因此与军镇体制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了。军镇首先是在个别地方设立的战时组织，随着它的固定与发展，军事使职化也随之扩张，而这主要表现在与时间的推移同时的在空间上的展开。

关于唐朝军镇的产生发展，欲详细论证需要大量篇幅，这里只能简要介绍，以表明军镇在唐朝前期的发展状况。[22]

唐前期军镇设立，大概的情况是，高宗时期属于初创，武则天时期是发展阶段，而玄宗时期则是定型阶段。这个时期划分，只是大而言之，中宗时期可以看作是武则天时期的继续，睿宗时期可以看作是玄宗时期的初始。

高宗时期，陇右道出现了莫门军，临洮郡城内，仪凤二年（677）。积石军，宁塞西百八十里，仪凤二年。河源军，时间是仪凤三年（678）。在剑南道，有同昌军、［高宗仪凤年间（676—679）设立］安戎城。在河东道，有大同军，最初创制是在调露二年（680），时称神武军，后来不断改名，最后为大同军。

高宗时期的军镇数量并不多，但是具有创始意义。这与当时的战争形势是密切相关的。对此，我们从中央政府的有关讨论中不难获得信息。《册府元龟》记录了一次重要讨论：

（仪凤）三年九月，帝以吐蕃为患，召侍臣问：“吐蕃小丑，屡犯边塞，我比务在安辑，未即诛夷，而戎狄豺狼不识恩造，置之则疆场日骇，图之又未闻上策。宜论得失，各尽所怀。”给事中刘景先奏曰：“攻之则兵威未足，镇之则国力有余。宜抚养士卒，守御边境。”中书舍人郭正一曰：“吐蕃作梗，年岁已深，兴师不绝，非无劳费，近讨则徒损兵威，深入则未倾巢穴。臣望少发兵募，且遣备边，明立烽候，勿令侵掠。待国用丰足，即一举而灭之矣。”给事中皇甫文亮曰：“且令大将镇抚，蓄养将士，良吏营田，以救粮储，必待足食方可一举而取之。”帝曰：“朕生于深宫，未尝躬擐甲胄，亲践戎行。宿将旧人，多从物故，自非授戈俊杰，安能克灭凶渠？海东二蕃，往虽旅拒，高丽不敢渡辽水，百济未敢越沧波。往者频岁遣兵，糜费中国，事虽已往，我亦悔之。今吐蕃侵我边境，事不得已，须善谋之。”中书舍人刘祎之对曰：“臣观自古圣主明君，皆有夷狄为梗，吐蕃时扰边隅，有同禽兽，得其土地，不可攸居，被其冯陵，未足为耻。愿勣万乘之威，宽万姓之役。”给事中杨思征曰：“圣人御物，贵在从时。今凶奴陆梁，边夷桀黠，弗能怀德，未肯畏威，和好之谋，臣谓非便。”帝曰：“此贼骄狠，未识恩威，罪迹贯盈，方当就擒，和好灼然未可。”中书侍郎薛元起曰：“臣以为敌不可纵，纵敌则患生，防边则卒老，不如料拣士卒，一举灭之。”帝顾谓黄门侍郎来尝曰：“自李浿亡后，实无好将。当今唯以张虔助等差为优耳。”尝奏曰：“昨者洮河兵马足堪制敌，但为诸将等失于部分，遂无成功。当今更无好将，诚如圣旨。”竟议不定，乃赐食而遣之。[23]

从这个记录来看，讨论没有得到什么结论。《资治通鉴》的记载与此相符。不过，史书对这次讨论也有不同说法。《旧唐书·高宗本纪》为“上以蕃寇为患，问计于侍臣中书舍人郭正一等，咸以备边不深讨为上策”[24]。

事实上，虽然讨论没有统一结论，但从议论中不难看到，主张防守的言论是占据上风的，所以《旧唐书·高宗本纪》的说法也并不违反实际。而郭正一等人的看法，比如“近讨则徒损兵威，深入则未倾巢穴”，所以“少发兵募，且遣备边，明立烽候，勿令侵掠”就成了别无选择的方针。后来的事实表明，唐朝确实没有再度兴师讨伐，而如黑齿常之的屯边防守措施则得到了朝廷支持。可以说，郭正一等人的主张，确实成了唐朝的基本战略。唐长孺先生很重视这次会议，“按此次会议，除薛元超外，无主进攻者。其由攻势战略转入守势，自上条观之，实为考虑国家财政、兵力、将才及社会经济力量之结果，然则自高宗以迄玄宗时军镇制度之扩大与确立岂偶然哉！”[25]雷家骥先生认为，高宗采取战略收缩，为其后带来不良影响：“高宗对吐蕃采取近程防御及本土决战的策略显然失当。从武则天至唐玄宗，历朝欲扭转劣势，然绩效不佳。”[26]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对高宗时发生战略变化的一种认识。

高宗时期从陇右河源军等开始的军镇制度确实开启了唐朝军制的变化历程，军事使职也因此找到了一个大有前景的方向。不过，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所谓军事使职，不过是军制演变过程中的副产品，当时唐朝政府更关心的显然是战争胜败问题。在征讨失败后，唐朝屯兵边境是一种无奈选择，在言论上，甚至解释为是一种暂时积蓄力量的方式。而事实上这种新的制度是行之有效的。这种成功表明了这个新制度的良好前景，至少是有推广价值的，于是军事使职在这样的形势下悄悄发展起来。

武则天时期，军镇得到普及与发展，这可以看作是对高宗时期的军镇制度的肯定和继续。唐朝经营西域，安西四镇多有名声。但初期在西域设置的四镇，依然是旧制度的运行模式，兵力因为主要依靠发动所辖蕃兵蕃将，所以力量是有限的。武则天长寿元年（692）王孝杰收复四镇，开始“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27]，首次以驻军方式进行防守。名称虽然依旧称作四镇，但因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存在，从而改变了西域的形势。属于北庭地方，有伊吾军，置在伊州，景龙四年（710）五月置。依照《唐会要》的记载，瀚海军的设置是在文明元年（684），后来名称有改变，但军的体制未改。而四镇的长官则称为镇守使，是典型的使职。伊吾军、瀚海军，包括开元二年成立于西州的天山军，其最高指挥官军使，都是由当地刺史或都护兼任的。

河西地方，武则天时有大斗拔守捉，到开元时升级为大斗军。建康军，张掖西二百里，证圣初，王孝杰置。豆卢军，敦煌郡城内，根据吐鲁番出土的资料，圣历二年（699）时已经存在。新泉军，大足元年（701），郭元振奏置，开元五年（717），改为守捉。朔方地区，丰安军，灵武郡西黄河外百八十余里，万岁通天初置。三受降城，根据《资治通鉴》，置于景龙二年三月。定远城也是同时设立的。

河北地区的军镇，《通典》记录的有经略军、威武军、清夷军、静塞军、恒阳军、北平军、高阳军、唐兴军、横海军。《旧唐书·地理志》同。《唐六典》多一平卢，当属平卢军未与幽州分开的时候。《新唐书·兵志》还载有安塞、纳降、渤海、镇远、雄武、保定等军。详见下表（表7）：

表7 河北道军镇一览表

续前表

唐代军制，唐玄宗统治时期是个重要的阶段，就军镇体制和军事使职而言，正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所谓完成，一是指以军镇为主的军事防御体系完备，原来的薄弱环节得到弥补，原来的零星军镇实现了区域协防；二是节度使制度确立起来，从军镇体制中发展出来，更加具备了制度化的特征。

军镇在高宗时期零星产生，根本不具备规模。经过武则天时期的推广普及，在许多地区实现了区域协防，但最终的完备是在唐玄宗时期。如河北以幽州为中心的军镇，主要是在武则天时期设置，唐玄宗时期完成防御体系的建设，后来虽依然有所增加，但已经属于枝节。西域地区，四镇体系在武则天时期建立，玄宗时期只增加了一个天山军。河西地区的军镇以武则天时期的建设为主，玄宗时代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升级军事机构，变守捉为军或增设新的军镇。河东地区，也是通过两个时期的努力才完成的。朔方地区，以武则天时期的建设为主，玄宗时期只是进行修补。

陇右地区是唐朝最先出现军镇的地域，但这个地区的军镇在武则天时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原因很简单，就是在武则天时期，唐朝与吐蕃的战争主要是在西域发生的，河西、陇右战事不多。不仅如此，在与吐蕃接壤地区，唐朝还有撤销军镇的举动。陇右地区的军镇是在玄宗时期才形成体系的。

从下表（表8）可以看出，陇右的军镇，没有在武则天时期设置的，除了最初的几个以外，都是在玄宗时期建立的。

表8 陇右道军镇一览表

续前表

东北方向的最前沿，以卢龙为核心的军镇防御体系是玄宗时期建立起来的。此外，剑南道军镇，在武则天时期虽多有调整，但大概言之，多为玄宗时期设立。详见下表（表9）：

表9 剑南道军镇一览表（相同者以√表示）

唐长孺先生对比诸书有关剑南道军镇的记载，得出“诸书之出入参差，莫甚于剑南道”的结论。[28]州郡之称在唐朝标志着时间取限的不同，在不同的史籍中有不同名称，说明了这种情况。同是一军或一郡，有的书有录，有的无载，可能反映唐朝在该地区制度设置与废弃的变化，弄清细节很有难度，主要原因是资料不足。只有几个军镇有设置时间方面的资料，大略地说，都是在开元时期设置的。根据《通典》的记载，天宝军为开元二十八年（740）设置；《元和郡县图志》记为开元二十年，同是章仇兼琼所设。《唐会要》记为开元二十九年设置，没有说何人置。郁贤皓先生考证章仇兼琼任剑南节度使在开元二十七年到天宝五载（746），《元和郡县图志》说应有问题。[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