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们还看到，州郡司马也有由武官出身者担任的情况。崔湛就是这方面的例证：“陕州桃林府果毅，充两番参谟子将。……超授同州大亭府折冲兼河北节度经略副使，赏绯鱼袋，授上柱国。……南阳公尝欲表公为渔阳守，恳辞荐举……请摄常山郡司马、恒阳军副使。……”[45]御使大夫张南阳，即张守珪。根据李翰的文章，行军司马在隋初已经转变，“隋开皇混一天下，省罢。众军司马之官不专武事，废为州吏员矣”。但唐朝军镇制度的发展，却使得这个职事再次“复活”，并且在节度使的官僚系统中很活跃。

诸曹参军的职务也属于文职，但属于军镇僚佐文职系统中地位相对低下的。对此《开承简墓志》提供了一个较生动的个案：“神龙中，故人朔方军大总管韩公初奏君为随军要籍。公所好者道，所惧者名，持议未行，而军牒三至，迫不得已而从事焉。到军未岁，解褐授丰安军仓曹。公参谋帷幄，兼掌书记，总摄中权，献替惟允。韩公亲之重之，待为益友。旋以功擢授常州司法。公干以从政，威能动物。州将于经野按察江东，特奏公为支使。……”[46]他的历官能够证实这种参军的地位。他在军中立功以后，才晋升为常州司法。根据《旧唐书·地理志》，常州属于上州，司法参军从七品下。在此之前的仓曹参军，虽然也拥有解褐官的身份，但一定低于常州的司法参军。《张休光墓志》也提供了相似的资料：“以良家子调补清夷军仓曹兼本军总管，后以军功，有诏赏绯鱼袋。……短兵既交，摧然陷没。次子上柱国游秦亦以武勇，时隶行军，奋不顾身，抽戈赴敌……万姓于是呼嗟，三军为之饮泪。”[47]由良家子直接当上仓曹参军，也可以从另一个方向证明参军的地位。

军镇的组织系统来源于唐代的行军体制。《唐六典》卷五规定：“凡将帅出征，兵满一万人已上，置长史，司马，仓曹、胄曹、兵曹参军各一人；五千人已上，减司马。”《旧唐书·职官志二》同。这是行军的文职系统。总管、子将、押官等是武职系统。不论是文职还是武职，都是战事差遣，属于临时职事。军镇制度是行军制度固定化的制度，变临时为永久，变战时的临时职务为永久职务，因为多以使为名，这便是使职化。

3.节度使与军使

玄宗时期，不仅完善了已有的军镇体系，更在军镇体系的基础上，完成了节度使制度的建设。《唐会要》卷七八对唐朝诸镇节度使的形成问题很重视，尤其对完成“定额”的过程，进行了列举说明，基本上可以概括节度使形成的主要内容。详见下表（表12）：

表12 诸镇节度使形成问题一览表（根据《唐会要》）

续前表

续前表

以上表格，根据其他资料，可以补充和修订之处甚多，比如第一条设置朔方节度使的命令，其初始时间就不是开元元年（713）而是九年，《唐会要》此处有误。但通过这个表格想表达的看法只有一个：开元时期，节度使制度完成。诸镇节度使无论开始建设还是定额完成，都不能划出一个统一的时间界限。罗香林先生把节度使（他称之为藩镇）的历史划分为几个时期：“自唐高宗弘道元年（683）武则天临朝称制，至睿宗景云元年（710），凡二十余年，为藩镇酝酿时期；自景云二年，至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凡二十二年，为藩镇成立时期；自开元二十一年至天宝十四载（755），亦二十年，为边镇日大时期；自肃宗至德元载（756）至哀宗天祐二年（905），凡一百四十九年，为藩镇滥权时期；自后梁开平元年（906），朱温篡唐，至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凡七十年，为藩镇递嬗割据时期。”[48]这个划分是比较准确的。

关于节度使的研究已经有许多，而对于节度使与军使的关系，我们并不是没有源头可寻。通常，节度使管辖一个地区的军事事务，同时又兼任一个军镇的军使。这种状况与都督和刺史的关系十分相似。

唐朝的地方首脑主要是刺史，其次是都督。《唐六典》卷三〇笼统叙述地方首脑之职，刺史与都督并无二致。《通典》认为此时的持节是虚名，但在都督的职掌上并没有把都督与刺史等同看待。武德“五年，以洺、荆、并、幽、交五州为大总管府。七年，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总管府为都督府。……太极初，以并、益、荆、扬为四大都督府。开元十七年，加潞州为五焉。其余都督定为上中下等（上都督府五，中都督府十三，下都督府十六）。前后制置，改易不恒，难可备叙”。都督的职掌，“掌所管都督诸州城隍、兵马、甲仗、食粮、镇戍等”[49]。以《通典》的这个记录与《唐六典》对比，都督、刺史在《唐六典》中的相关职掌是由属官兵曹体现出来的，所谓：“兵曹、司兵参军掌武官选举、兵甲器仗、门户管钥、烽候传驿之事。”兵曹是都督府中的称谓，司兵是州中的称谓。仔细对比，兵马甲仗与兵甲器仗同，城隍与门户管钥近，镇戍与烽候是同样的边防预警机构，前者多掌食粮而后者多出传驿。但是，如果某州属于都督府管州，以上职能应该丧失，因为都督的职掌范围是“掌所管都督诸州”。那么以上的对比，是都督府与一般正州的对比，而在唐朝不归都督府管辖的州毕竟是最大多数的。从职务上看，都督与刺史，前者可以看作是后者的特殊存在方式，而传世史籍在记录当时制度时，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只能以多数情况为基准。

唐朝以州刺史为地方行政长官，而刺史所司以地方行政事务为主，与军事事务没有关系。在府兵州，州刺史的军事职能也只是连带性的而不是主体性的。对于这个问题，谷霁光先生在《府兵制考释》一书中早有研究。在爆发地区性战争的时候，州刺史是否带兵出征，并不取决于州刺史的职掌，而是取决于朝廷的命令。

唐朝在最初的征服战争时期，有过一个与战争形势相配合的战争体制，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这个体制回归到和平体制中。在地方制度上，就是从总管制到都督制再到刺史制。但是，由于幅员广大，边州地区就保持了相对独特的体制，一个是都护府体制，一个是边州都督体制，两者也可以合称为边州制度。相比较而言，边州制度体现了边州的特殊环境和特殊需要，明显更具有灵活性。其重要特色就是应付战争，因为羁縻边地少数民族是边州的重要职能。比如，都护的职责就是“掌所统诸蕃慰抚、征讨、斥堠，安辑蕃人及诸赏罚，叙录勋功，总判府事”[50]。《唐六典》对都护职掌的规定也很相近：“都护、副都护之职，掌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离。长史、司马贰焉。”[51]

但是，边州制度在唐朝毕竟仍然属于特殊地域的特殊制度，在史籍的记载中，尤其是政书类的文献中，并不给予很明确的位置。对此，我们只有在都督与刺史职能的比较中得到了解。《通典》在记述都督府的制度时，介绍了全国的都督府，如五大都督府以及其他上中下三级都督府等，但对于这个制度，最后使用了“前后制置，改易不恒，难可备叙”这样的语言进行总结。在把都督与刺史进行比较的时候，《通典》认为“各有长史、司马、录事、功曹以下官属，但员数多少与诸州有差，其职事不异”[52]，并没有表明都督拥有一定的军事职能。但是，对于都督的职掌，又说“掌所管都督诸州城隍、兵马、甲仗、食粮、镇戍等”[53]。大约可以这样总结《通典》的意思：都督与刺史是不同的，有军事方面的职能，但在属员上两者却是不异的。

我们在高宗的任命书中，可以看到都督与刺史的差异。以下是通过显庆年间的几份都督、刺史的任命文件而制作的表格（表13）：

表13 都督与刺史之差异

续前表

从这个简单的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区分都督与刺史的不同。都督兼任一个刺史之外，再管几个他州的军事事务。而被都督府所管的州，刺史虽然名义上管理该州的诸军事，实际上却没有军事事务可管，唯留其名而已。当然，有的文字并不十分严谨，无论在史书的叙述上，还是在石刻等史料上，经常会有都督与刺史混淆的说法，其中一方面是因为在都督的全称中本来就有“刺史”这个概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某一州究竟是刺史州还是都督州是有变化的，所以并非凡有关文字皆泾渭分明。在本表中，有关乔师望的题目就有不同，按其他惯例，应题为《册乔师望凉州都督文》，而《全唐文》命名有误。都督与刺史的这个区别，当然不是高宗时期特有的，后来的实际情形也大致未变。

从都督与刺史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节度使与军使的影子。回顾军镇的研究，我们也可以获得启发。日本学者重视军镇来源于行军这个问题，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已经成为今天学界的共同认识。但是，军镇的来源并不是军镇的全部，军镇后来还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个发展方向就是与地方行政的结合，可以称作军镇地方化，也可以叫作地方军事化。上文已经说明，州级行政长官与军镇长官的兼职是很普遍的。新出现的军事组织，不管是军镇还是团结兵，都与地方联系密切，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要长期驻扎，不得不考虑后勤保障问题，不得不考虑兵员就近补充等问题，地方化是军镇的必然方向。军镇地方化使军事严重影响了当地的行政，而地方行政也不得不带上浓厚的军事色彩。

就组织方面而言，当军镇与州级政府走近以后，原来的都督则走向节度使。有所不同的是，因为节度使的军事权力更大，控制的地域比一般都督区更广阔，只与原来的大都督区相似。至于节度使的僚属，严耕望先生已经有所研究，但严先生较少涉及起源问题。[54]孙继民先生强调行军统帅的僚属对节度使僚属的影响，有一定道理。[55]本文认为，行军体制与军镇有关，而节度使的僚属直接来源于军镇。

说到军事使职，人们通常会自然联想到节度使，实际上，没有军镇体系的建立和长期存在，节度使是无从谈起的。正是军镇的产生、发展成为从高宗以来不可逆转的势头，才带来了从上到下的一系列军事使职。

制度不是空中楼阁，必须时刻面对现实的环境。关于唐朝军制的演变，周边民族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一个基本要素。挑战与应战的原理不仅仅表现在战场上，制度的整体性原则往往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结局，而这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并非是第一次。从边境屯兵的分布，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一个环绕唐朝本土的态势，从西南、西北、正北和东北，而对手主要是来自青藏高原的吐蕃和北方草原的突厥。传世史料中，重视高宗时期在陇右的军事活动，特别是大规模军队的屯驻。吐蕃是一个新兴的势力，由于与中原有相似的守土方式，筑城守边的共同方针选择，使得双方战事的胶着性质长期不能改变。唐朝在西土的屯驻，首先是针对吐蕃的。正是来自吐蕃的挑战，迫使唐朝不得不变更旧制，以保证边境安全。贞观时期已经肃清的突厥问题，在武则天时期重新凸显，武周政权的妥协、退让助长了对方的嚣张气焰。当时的朝廷，虽亦有大动干戈的措施，但防守的政策始终没有改变。在武周时期，我们看到的情形主要是，主动进攻每每失败，但驻地防守却经常奏效。这种经验的获得并不难，推广开来就是严整的边境防备体系的建立。高宗时期的实验，在武周时期得到推广，而玄宗完成了制度化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