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史上，主张普遍性在具体事物之中，然而普遍性又在具体事物之先的这种唯心主义者，绝不止亚里士多德一个人。在亚里士多德以前，至少有苏格拉底。本文第二节中所引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1086a30—b13中说的：苏格拉底没有将普遍的东西和个别的东西分离开来，就这点说，他是正确的。——但在我们看来，苏格拉底也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只有前一半是对的，后一半主张普遍的东西先于个别的东西时，他也仍然是唯心主义者。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唯实论者内部就有这样的对立：早期的唯实论者如安瑟伦，接近柏拉图的观点，主张“共相”是客观实在的，可以离开具体事物而存在，有人称他们是“极端的实在论”；后期的唯实论者如托马斯·阿奎那，就是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共相”在具体事物之中，他被称为“温和的实在论”。但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却都是唯实论，都是唯心主义。在近代哲学史中，像柏拉图这种类型的唯心主义比较少见，通常都是属于亚里士多德这一类型的。黑格尔就是最显著的例子。黑格尔站在辩证法的立场上，主张一般不能和个别分离，但是他认为“绝对理念”是第一性的，客观物质世界不过是它的“外化”而已。黑格尔和亚里士多德是属于同一类型的唯心主义者。

了解亚里士多德对于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对于我们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也可以有所帮助。

将亚里士多德对于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和中国哲学史上清代哲学家王船山、戴东原对于宋明理学的批判相比较，可以看出他们有相似的论点，但结果却根本不同。他们都反对将一般与个别相割裂，都是主张“理在事中”的，在这点上，都具有辩证法的思想。但是王船山和戴东原是以“理在事中”去反对“理在事先”，亚里士多德却只是以“理在事中”去反对“理在事外”。表面上只差了一个字，但这一字之差却导致了根本的对立。反对“理在事外”，主张“理在事中”，这是对的，但是这样还没有解决哲学根本问题，因为这个在事中的“理”，它和“事”的关系，究竟是何者在先呢？这里仍可以作出根本对立的回答来：主张“事在理先”，即个别决定一般，具体事物是第一性的，这才是唯物主义的回答；反之，主张“理在事先”，即一般决定个别，“理”是第一性的，这就是唯心主义的回答。所以王船山、戴东原以“理在事中”去反对“理在事先”，这是明确地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唯心主义。而亚里士多德以“理在事中”只是反对“理在事外”，自己又主张“理在事先”，这就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了。虽然主张“理在事中”，但又主张“理在事先”，最后就不能不承认在先的“理”是超越具体事物而存在的本体，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无质料的纯粹形式”的神。当走上这一步时，实际上又是主张在事物之上的“理”，从而就否定了他自己原先主张的“理在事中”。这乃是由于亚里士多德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不能真正理解“理在事中”，不能以唯物主义去贯彻辩证法的思想，从而也就搞不清楚抽象和具体的关系。所以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理念论”的理论，最后都可以用来批判亚里士多德自己，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在哲学史上所演出的悲剧。在西方哲学史上，从苏格拉底开始，经过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的温和的实在论者，一直到黑格尔，都是走的这条道路。在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上，他们开始时都有些辩证法的思想，但由于他们坚持唯心主义，不能将辩证法贯彻到底，最后就堕入形而上学的泥坑。必须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在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说的“共性即在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就是最明确地表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的。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