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相信“理念”的人，要同时检查他们的思想途径和他们所陷入的困难。因为他们既将“理念”当作是普遍的东西，同时又将它们当作是可以分离的、是单独的个体。而这点，上面已经论证过，乃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那些将它们的本体描述为普遍的东西的人，却又要将这两种对立的特性在同一东西中结合起来呢？（引者注：即认为“理念”既是普遍的、一般的东西，却又是可以分离存在的个别的、特殊的东西。）理由就在于他们认为本体和可感觉事物不是同一个东西。他们认为在感觉世界中的个别事物都是在流动的状态之中，都不是停留不变的，而普遍的、一般的东西则是在它们以外的某种和它们不同的东西。在我们以前的讨论中已经说过：苏格拉底曾以他的定义推进了这种理论，但是苏格拉底并没有将普遍的东西从个别的东西中分离开来；就在没有将它们分离开来的这一点上，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从结果看，这点是明白的；因为如果没有普遍的东西，就不可能得到知识，可是分离却是引起对于“理念”的反驳的原因。而苏格拉底的继承者却以为如果在可感觉的、变化无常的实体以外还有任何本体的话，它们就必然是可以分离的，对于这些普遍地表述的本体，不能有别的，只能给它们以分离的存在，以致得出：普遍的东西和个别的事物几乎成为同一类的东西了。这点就是我们已经指出的一种困难。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提出来的问题，实在是辩证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一般和个别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普遍性（共性）和特殊性（个性）的关系问题。这是辩证法的问题，同时也是认识论中的重要问题。

对于一个具体的事物，我们要认识它，首先是直接的感觉，即认识的感性阶段。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开始必须经过抽象分析，得出一些简单的、一般的规定性来。这样经过抽象分析所得到的简单的规定性，就是事物的一般性、普遍性、共性。用上面柏拉图所举的例子来说：我们将美的花、美的人等等加以比较，由此及彼，得出来美的一般性，它既不是这朵花的美，也不是那个人的美，不是任何特殊性的美；但又是那朵花的美，又是这个人的美，是它们之所以为美的美的共同性。柏拉图称之为“美的理念”，用我们的话来说，这就是美的一般性、普遍性、共性，可以称作“美一般”。

从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要辨别一般和个别，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古希腊哲学思想中，在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们，尤其是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已经或多或少地感到要区别一般和个别，但是他们甚至不能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来。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苏格拉底是第一个要从特殊的个体去寻求普遍的定义的人。所以在柏拉图早期的“苏格拉底的对话”中，一再重复着这样的问答：提出什么是勇敢、什么是美等等问题，可是得到的回答却总是说某一种特殊的勇敢或美，例如说的是男人的勇敢或女人的美等等。苏格拉底一再驳斥这种回答，强调指出，他所要求的答复乃是一般的勇敢或美，是普遍的定义。由此可见，当时一般人分不清个别和普遍，苏格拉底是最早明确地提出来要在个别的事物中寻求普遍的定义的人。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是一个进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2卷，7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但是如果单提出这样的一般性，而不了解一般和个别的辩证联系，不了解共性即寓于个性之中，就不可能用来说明现实的事物。所以马克思接着又说：“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注：同上书，738页。）

柏拉图的“理念”实在就是脱离了个别的一般。假设“理念论”本来就是为了解释现实世界，但是，这种“理念”当然也不可能用来理解任何一个现实事物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将看到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的“理念”是：如一个人本来要计数一些事物，由于难于计数，所以将这事物增加了一倍，结果当然是更难于计数。这也就是说，柏拉图的“理念”不能用来解释现实世界。

所以柏拉图的“理念”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物。柏拉图自己在后期对话篇中，似乎已经意识到他原有的“理念论”的这种不可克服的困难。为了摆脱这种窘境，他在《巴门尼德篇》特别是《智者篇》提出所谓的“通种论”，就是想用一种抽象的范畴（也就是“理念”）之间的相互联系的学说来修改原有的“理念论”，但是由于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他原有的唯心主义立场，所以并没有能真正摆脱原来的困难。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苏格拉底开始提出来从个别事物中寻求普遍性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能解决它。柏拉图紧紧跟随着苏格拉底，他将苏格拉底的思想向前移动了一步。但是恰恰就是这一步，柏拉图却将苏格拉底的普遍性“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注：《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38卷，411页。）。柏拉图将本来不过是具体事物的普遍性、一般抽象物的“理念”，片面夸大为可以和具体事物相分离开来的超现实世界中的实体了，这就是作了唯心主义的歪曲。以上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理念论”的根本错误，就是指的这一点。当然，苏格拉底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苏格拉底的唯心主义表现在其他方面。正像以上引文中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苏格拉底并没有将普遍和个别分离开来，在这一点上，他还是正确的。

亚里士多德开始认识到：普遍性如“理念”，本是我们的思想从客观对象中抽象它的某一方面而得出来的东西，只有在我们的思想中才能将它从客观对象中分离出来；而在客观实在里，它就只能是在对象之中的，不能离开具体的对象而独立存在。“分离”是亚里士多德用来批判柏拉图“理念论”的一个重要的专门术语。在思想中，我们固然可以将普遍性从具体的对象中抽象出来，作为一个个彼此“分离”开的，又是和具体的对象“分离”开的概念来进行考察，但是这种“分离”只是在思想中才是可以允许的，在现实的客观世界中却是不存在的。在客观世界中，只有一个个独立的、具体的个体才是彼此“分离”存在的东西，这一个苏格拉底（个别的人）和那一个柏拉图（个别的人）当然是彼此“分离”开来独立存在的个体，谁也不能在任何别一个人之中，但是他们的共同性即“人”这个一般的东西，却只能是在一个个具体的人之中，作为这一个人和那一个人的某一方面（他的共性）而存在，决不能在苏格拉底或柏拉图或任何一个具体的个别的人以外，“分离”开来独立存在的。当然，在客观实在的世界里，更不可能有一个一个彼此“分离”的、独立存在的普遍性了。在客观世界中，只有具体的个体才是彼此“分离”开来而独立存在的，普遍性、一般性是不能“分离”存在的。亚里士多德指出：那些相信“理念”的人，即苏格拉底的继承者们——当然首先就是柏拉图本人，“既将‘理念’当作是普遍的、一般的东西，同时又将它们当作是可以分离的、是单独的个体”。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一般的东西本来是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既经抽象出来，它就不再具有具体事物那种可以“分离”而独立存在的特性了。具体事物的个体性和“理念”的普遍性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属性，现在柏拉图却将个体性也加到“理念”上去了，使“理念”也成为可以“分离”（既和具体事物分离，又彼此互相分离）的客观存在的实体，这就是“将这两种对立的特性在同一东西中结合起来”，这就是混淆了这二者间本来的区别，将它们看成是“同一类的东西”。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错误呢？亚里士多德指出，原因就在于柏拉图一方面受了赫拉克利特的思想的影响，“认为在感觉世界中的个别事物都是在流动的状态之中，都不是停留不变的”，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坚决的唯心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柏拉图是不能真正接受赫拉克利特的这种素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的，所以他将赫拉克利特的这种思想限制在他所说的现象世界即“影子”和“摹本”的世界之中，才是有效的。柏拉图的核心思想则是接受爱利亚学派巴门尼德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认为真实的世界或这个现实世界的本体乃是永恒的、不变的、绝对的东西。这个永恒的、绝对的本体和那个不断流动的现实世界，在他看来，应该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实体。这本体就是列宁所说的片面夸大了、神化了的绝对。这样，他就将两个世界“分离”开来了。所以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理念论”的中心思想，就在于指出柏拉图“将普遍的东西从个别的东西中分离开来”，这就是上面这段引文的核心。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的“分离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从中世纪以来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才能真正解决。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特别在其中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再三强调了个别与一般这两个对立面的辩证联系，在那里，列宁就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一句话（999b18—19）：“因为不能设想：在个别的房屋之外还存在着一般的房屋。”然后列宁就分析了一般和个别的辩证联系：

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注：《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38卷，409页。）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指出这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他说：矛盾的普遍性“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注：《毛泽东选集》，1版，第1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矛盾的特殊性是相对的。他还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注：同上书，295页。）

在西方哲学史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提出普遍性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则是最初感到普遍性与特殊性二者之间有辩证关系的人。我们只能说他是“感到”这个问题，因为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是模糊的、不一致的。在他批判柏拉图的时候，他反对将普遍和个别分离开来，主张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这时候他是正确的。但在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最后还是分不清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又重新陷入他自己所批判的唯心主义的泥坑中去了，所以列宁说他是“在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即概念与感觉得到的个别对象、事物、现象的实在性的辩证法上陷入稚气的混乱状态，陷入毫无办法的困窘的混乱状态”（注：《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38卷，416页。）。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留待本文第四节再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