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一，又是西堪萨斯地区麦地平原上一个打野鸡的好天气——阳光明媚，天空像云母一样闪闪发光。在过去的几年里，每当这样的日子，安迪·艾哈德先生常常会到他的好友赫伯·克拉特家的河谷农场里打野鸡，而且一去就是一下午。通常，在这项打猎运动中，还有赫伯的三个最好的朋友：J. E. 戴尔，一位兽医；卡尔·麦尔斯，一位饲养奶牛的农场主；艾弗利特·奥格本，一位商人。像艾哈德（堪萨斯州立大学农业实验所所长）一样，他们都是加登城有声望的公民。

今天，这四个常在一起打猎的老伙伴再次聚在一起，踏上了熟悉的旅程，但心情却大不相同了。随身所带的装备既古怪又与打猎无关：拖把、提桶、刷子以及装满抹布和强力清洁剂的大篮子。他们都穿上了自己最旧的衣服，自愿来打扫河谷农场十四间房屋中的某几间。正是在这里，克拉特一家四口惨遭杀害。至于凶手，目前所知仅限于死亡鉴定书上所说的，“一个或几个不明人士”。作为基督徒，他们感到自己有责任这样做。

艾哈德和他的伙伴们默默地开车前行。他们中的一位后来说：“那时的情形使你无法说话。真的很奇怪。以前去那里，老远就有人来迎接。”这次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公路巡警，他负责把守警方在河谷农场入口设置的路障。他挥了挥手，放他们进去。他们又沿着榆树成荫的小径开了半英里，来到克拉特家的住宅。唯一住在农场里的雇员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正在门前等候。

他们首先来到地下室里的暖气炉间，克拉特先生就是在这儿被人发现穿着睡衣俯卧在一只装床垫的纸箱上的。清理完这里，他们又来到凯尼恩被杀的游戏室。沙发是凯尼恩维修过的遗物，罩着南希做的沙发套，上面还有绣着字的靠枕，也都溅满了血迹。和纸箱子一样，这些东西都得烧掉。清洗小组逐步从地下室清理到二楼的卧室，南希和她母亲就是在卧室被谋害的。他们需要更多的燃料来焚烧这些沾满血迹的床单、床垫、床边小地毯以及一只泰迪熊玩偶。

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通常话不多，但今天运送热水和协助清扫时，却有很多话要说。他希望“人们别再说废话，而应该试着动动脑子”，为什么他和妻子住在离克拉特家不到一百码的地方，但在暴行发生的时候，却连一声枪响也没听见。“警长和他的那些手下到这儿又是取指纹又是搜查的，他们很有识别能力，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我们没听见，原因之一在于风，西风。西风会把声音吹到另一个方向。第二个原因是，这里和我们家的房子之间有一座大粮仓，这个老家伙就连震天响的火箭炮声都能挡得住。你考虑过这点吗？凶手一定知道我们肯定听不到。否则，他会冒险在半夜里连开四枪吗！如果那样，他肯定疯了。当然，你也可以说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个疯子，下起手来，毫无顾忌。但依我看，他之所以这么干，都是事先策划好的，他了如指掌。有件事我已经想好了，这是我和我老婆在这儿睡的最后一夜。我们打算搬到一所紧邻着公路的房子里去。”

人们从中午干到黄昏。他们把收集到的东西装在一辆货车上，斯托克莱因负责把它开进农场北边麦田的深处。十一月的麦田只有麦茬的单一褐色，但那天在夕阳的映照下，却闪耀着缤纷的色泽。他们在这里卸车，把南希的枕头、床单、纸箱、游戏室里的沙发堆在一起；斯托克莱因浇上汽油，划着了一根火柴。

在场的人里，没有比安迪·艾哈德和克拉特家的关系更亲密的了。艾哈德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虽然是个学者，但他的手因为劳动而起了茧子，脖子也被晒伤了。他是赫伯在堪萨斯州立大学的同班同学。后来他曾说：“我们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艾哈德亲眼看到他的朋友从一个薪水微薄的农业经纪人逐渐成为本地区最有名望、最受尊敬的农场主之一。他说：“赫伯得到了一切，一切都是在上帝的帮助之下，自己努力赚来的。他既谦虚又骄傲，他有权利骄傲。他的家庭令人羡慕，他这辈子确实干成了一番事业。”艾哈德注视着熊熊燃烧的篝火，不禁感到奇怪，这样的人怎么会出这种事？那些付出、那些美德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变成一缕青烟，袅袅上升又渐渐变淡，最终被巨大的苍穹所吞没？

堪萨斯调查局是一个遍及全州的组织，总部设在托皮卡，十九名经验丰富的警探分驻全州各处。当案子令地方当局束手无策时，他们随时都可以提供帮助。调查局在加登城的代表是一位消瘦而英俊的堪萨斯人，名叫艾尔文·亚当斯·杜威。他世居于此，现年四十七岁，其职权范围包括西堪萨斯地区很大一块地方。芬尼县的警长厄尔·鲁滨逊请杜威负责克拉特一案，虽情非得已，但也合情合理。因为杜威曾担任芬尼县的警长（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五年），而在此之前，他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他先后在新奥尔良、圣安东尼奥、丹佛、迈阿密和旧金山等地工作。）其专业能力足以应对像克拉特谋杀案这样没有明显动机和线索的复杂案子。而且，他对犯罪的态度也决定了他必然是合适人选，正如他后来所说：“这里也有个人的情感因素。”他说，他和妻子“真的非常喜欢赫伯和邦妮”，而且“每周日都会在教堂看见他们，彼此拜访过很多次”。他补充说：“不过，就算我不认识他们，不那么喜欢他们，我也不会改变主意。我见识过邪恶的行为，我不怀疑邪恶的存在。但是像这次这样惨绝人寰，我还真没见过。不管花多长时间，哪怕耗尽余生，我也要知道那间屋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要把原因和凶手查个水落石出。”

最后，选定十八个人专职负责此案，其中三位是堪萨斯州调查局最能干的侦查员——哈罗德·奈、罗伊·丘奇和克拉伦斯·邓茨。杜威对这三人组成的“劲旅”来到加登城调查此案感到很满意。他说：“有人得小心了。”

芬尼县法院是一座普通的石头水泥建筑，坐落于一个绿树成荫、颇有吸引力的广场中心。警长的办公室就位于法院大楼的三层。加登城曾经是一座喧嚣热闹的拓荒小镇，如今已变得相当安静。总的来说，警长的工作不是太多，他的三间陈设简单的办公室，是县法院里那些无所事事者经常光临的僻静之处；他那好客的秘书艾德娜·理查森女士通常煮着一壶咖啡，有充裕的时间“闲聊”。然而现在，正如她所抱怨的，“这个克拉特事件”引来了“各地的人”，使“所有的报纸都在大肆宣扬”。这个案件以头条新闻出现在西起丹佛东至芝加哥的报纸上，把大批记者吸引到加登城。

周一正午，杜威在警长办公室里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我要谈的是事实而不是理论。”他对记者们说，“现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事实，一个需要记住的事实：我们所要处理的不是一起谋杀案，而是四起。我们不知道四个人中谁是主要目标，或者说是首要受害者。可能是南希或凯尼恩，也可能是父亲或母亲。有人认为一定是克拉特先生，因为他的喉咙被切断了，他遭受的折磨最厉害。但那只是猜测而并非事实。如果我们能知道四个人死亡的先后顺序，那将对我们大有帮助，但是验尸官无法提供此类线索，他只知道死亡时间是在星期六晚间十一点到星期天凌晨两点之间。”接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杜威说两位女性都没有受到“性侵犯”，而且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屋中物品被盗；他认为克拉特先生在死前八个小时签署了一份四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合同是“一个奇怪的巧合”。但是，杜威确信这份合同和此凶案没有任何联系，在经济上获益的是克拉特先生仅存的两个女儿，大女儿唐纳德·贾乔太太和二女儿贝弗里·克拉特小姐，在这种情况下，二者之间怎么可能有联系呢？不过，他对记者们说，他的确在想凶手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但目前不便透露。

实际上，此时对这个问题，杜威并无结论。他依然抱有两种看法，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在推理重演犯罪的过程时，形成了两个设想：“单人作案”和“双人作案”。在前一种设想里，凶犯被设定成这家的朋友，或至少对这所住宅和居住者的情况相当了解。这个人知道克拉特家的门很少上锁，知道克拉特先生单独睡在一楼的主卧室里，知道克拉特太太和孩子们分别睡在二楼的卧室里。因此，杜威设想这个人很可能是在半夜前后步行接近了屋子。窗户是黑的，克拉特一家都睡了。至于农场的看门狗特迪，嗯，谁都知道它怕枪怕得要死，它一定是见到入侵者手里的武器，就瑟瑟发抖，呜咽着偷偷溜走了。在进入屋子后，这个杀手首先破坏了电话，一部在克拉特先生的办公室，一部在厨房。之后，他摸进克拉特先生的卧室，把他弄醒。克拉特先生在持枪者的威逼下，被迫服从命令，陪着他走上二楼，叫醒了其余的人。然后，克拉特先生用凶手提供的绳子和胶带绑住妻子并封住她的嘴，又绑住女儿（无法解释为什么他女儿的嘴没有被封住），然后把她们拴到床上。接着，父亲和儿子被押到了地下室，在那里克拉特先生被迫封住凯尼恩的嘴，并把他捆在游戏室的沙发上。然后，克拉特先生被带到了暖气炉间，头部受到猛击，嘴被封住了，手脚也被捆住了。现在，凶手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他一个接一个地杀死了他们，每次都会把散落的子弹壳仔细地捡起来。当他完成这一切，就关掉所有的灯，离开了。

事情可能就是按这样的步骤发生的，这种可能性很大。但是杜威有一些疑点，“如果赫伯认为他的家人处于危险之中，面临致命的威胁，他一定会像老虎一样奋起搏斗。而且赫伯不是脓包，而是身体状态处于最佳的壮年男人。凯尼恩也是，像他父亲一样强壮，个子还更高些，肩膀宽厚。很难想象一个人，不管有没有武器，能同时对付他们两个。”另外，还有一个理由认为这四个被害者是由一个人捆起来的：四人身上的绳结都是同一种半结。

杜威以及他的大部分同事都倾向于第二种假设。第二种假设在很多要点上与第一种一样，但重要的区别在于凶手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同伙，这个同伙帮助他制服克拉特一家，用胶带封嘴，用绳子捆绑。但是，第二种假设仍然有漏洞。比如，杜威就发现很难理解“两个人怎么会同样的愤怒，怎么会在同样疯狂的暴怒状态下实施犯罪”。他继续解释：“假设凶手为克拉特家所认识，是社区的一员；假设他是个普通人，一个有着怪癖但对克拉特一家或某位家人抱有邪恶忌妒之心的普通人，他从哪儿找到一个足够疯狂、愿意帮他的同伙呢？这讲不通，也不合理。这样一接触这个问题，就讲不出个所以然了。”

新闻发布会后，杜威返回自己的办公室。这间屋子是警长临时借给他的，里面摆着一张桌子和两把笔直的靠背椅。桌子上散乱地放着杜威希望有朝一日能在法庭上展示的物证：胶带，从受害者身上解下的绳套（这些东西现在都封装在塑料袋里，作为线索都不能寄予太大希望，因为二者都是大路货，在美国随处可得），警方摄影师拍摄的犯罪现场的照片，总共二十张放大的照片——克拉特先生破碎的头盖骨，凯尼恩遭毁容的面孔，南希被绑着的手以及邦妮死后却仍然睁得大大的眼睛，等等。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杜威将花大量时间研究这些照片，希望能“突然从中发现什么”，也许某个有意义的细节会不言而喻。“犹如那些拼图。叫你猜猜‘在这张画里能找到多少野兽？’从某方面来说，这正是我要做的，找出隐藏的野兽。我觉得他们肯定在那儿，如果我能看见他们的话。”实际上，一张克拉特先生躺在床垫纸箱上的照片已经令人惊奇地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沾满泥土、有菱形花纹的脚印。虽然肉眼难以辨认，但是在闪光灯的照射下却逼真地显露出来。这些脚印，再加上在同一个纸箱上发现的另一个脚印，前脚掌留下的猫爪图案的醒目血脚印，是侦查员们目前所能宣称的唯一“重要线索”。但是他们不打算公之于众；杜威和他的小组决定保守秘密，不透露这些证据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