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坡创造的贵族业余侦探历久不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还是最主要的角色典范。柯林斯与加伯黎奥则为我们带来正直的警探形象。警探在小说中的定位改变，反映了社会本质的改变，他们化身为对抗邪恶的守门员，直到六十年后，在汉密特与钱德勒的作品里才又再度受到严厉质疑。

谁是「未知的大众」？

爱伦．坡这个才华洋溢的始祖，打造出引领其他作家追随的主题。尽管如此，奠定于一八五○、六○年代的侦探小说型式，与以下几点息息相关：生活日益悠闲的英美中产阶级崛起，阅读的流行，以及数个国家侦查部门的发展。由于这些社会因素，侦探小说的创作成为必然的事。这个文类起源于爱伦．坡，但观察英国的发展状况就会发现，对人数逐渐增加的中产阶级来说，侦探小说符合他们情感层面的需求。

一八五八年，柯林斯写了一篇文章讨论「未知的大众」，他表示「从文学品味的角度而言，很难说他们已经开始阅读」，他同时也指出：「英国小说的未来，或许就掌握在这群『未知的大众』手里，他们正等待有人告诉他们如何分辨一本书的好坏。」这群未知的大众出生于工业革命时期，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当时许多人强烈反对教导农民与家仆阅读，认为这对他们或国家都没有益处。十八世纪末设立的主日学校仅教学生阅读有助于宗教教育的书，但教出半文盲等级的手工艺者、小店老板、销售员与家仆，并非汉娜．摩尔[1]期待的结果，因为她希望每个人都能有阅读宗教书籍的能力。效益主义[2]者也一样，他们认为「散播有用的知识」，必然有利于「人类未来的幸福」。

十九世纪初，小说的昂贵售价让新读者难以入手，因而限制了其销量（一本新书通常要价一．五基尼[3]，销量往往不超过一千本）。不过需求总能创造供给。当时许多读者认为畅销作家史考特[4]的作品超出购书预算，但一种替代性文学的诞生，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这类作品刊在派报与小册子上，有些与政治有关，但大多以犯罪为主。詹姆士．卡纳[5]出版了与谋杀及处决有关的派报及歌谣本，其中许多的销量高达到一百万份，其他出版商与印刷商则推出被称为「蓝书」（blue books）的册子，内容是哥德小说的节录或仿作，页数多为三十六页，有时是七十二页，每本售价六便士。一八四一年，后来创办《洛伊德周报》的爱德华．洛伊德[6]推出每周发行的连载刊物，售价为一便士，也就是所谓的「一便士故事」（penny dreadfuls）。这些故事的主题均以骇人事件为主，其实就是耸动案件与传奇故事的混合体，通常还会利用标题刻意误导读者，例如《罪行与受害者——又名农民之女：菲比》[7]等。有些故事内容有颇为露骨的暴力或性。G．W．M．雷诺德[8]先创办了《雷诺德文集》（Reynolds' Miscellany），后来与洛伊德一样自创报纸，也写了大量「谜案」系列长篇，在一便士刊物上连载，集结为《宗教法庭谜案》[9]与《伦敦法庭谜案》（Mysteries of the Court of London）等。这些作品模仿欧仁．苏的著作，但悬疑程度较低。雷诺德的早期作品对于酷刑与暴力有大量着墨，挑战了维多利亚时代对公开出版品的容忍限度。一八七九年雷诺德去世时，《书商》杂志还刊载了一篇讣文，称他为「当代最受欢迎的作家」。

一八五○年代，一便士故事日益重视青少年市场。读者群之所以转变，主要是由于订户与公共图书馆增加，这也反映出新的社会阶层正随工业与城市文明的日益发达而崛起。流通图书馆[10]在英国已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但因查尔斯．爱德华．穆迪[11]的推广而更加普及。他推出一年仅需一基尼的价格对抗竞争对手的二基尼，更在乡村与城镇实施高效率的递送服务。他发现小说的需求量最大，乡村订户中有许多是以前会买书的神职人员与仕绅，城镇的购书者则主要是备受尊重的零售商与小商人家庭，他们急于摆脱出身，一心维护刚取得的特权。这些订户都相信穆迪不会提供给他们有悖德之虞的书籍，因为他是新教徒，不会采购自己无法认可的书。

穆迪的流通图书馆与其他会员图书馆对推广阅读有所帮助，但他们推广的并非只是有用的知识。一八五○年，下议院批准以税收建立免费图书馆，但在此之前议会中曾有反对声浪，认为工人阶层读太多书便会少喝酒，损害农业利益。从议会通过法案到地方用税金建立图书馆，经过很长的时间。一八八七年，伦敦只有两个区域以税收建成图书馆。反对者认为这条路绝对行不通。到了一八九○年代初期，《标准晚报》的记者写了一篇报导，描述布莱顿镇一名年轻人将所有时间花在公共图书馆「读闲书」，完全不工作。另一名去过布莱顿镇立图书馆的人则表示「这些图书馆真是罪恶渊薮」，他「宁可看见年轻人流连酒馆，也不愿他们把时间花在这种地方」。免费图书馆不是上流阶层会使用的地方。一八五○年代曼彻斯特地区的资料显示，借阅人的职业分布绝大部分为「工匠与技工」。他们有许多人需要实用或能自我进修的书籍，但对小说的需求也很快就有成长。早在一八五○年代中期，雪菲尔公共图书馆借出的书籍便有一半是小说，数十年之后，大众已认同图书馆的功能便是提供娱乐与教育书籍。流通图书馆与免费图书馆成为一般出版商的威胁，于是他们以每月发行的连载小说与廉价版书籍反击。每月连载的《匹克威克外传》（Pickwick Papers）非常成功，点燃许多热门小说透过这种方式首度发行的热潮。一八五○年代末期出现的新杂志，偶尔还会同时连载数篇小说。《康希尔》（Cornhill）杂志创刊号连载了特洛勒普的《弗拉姆利教区》（Framley Parsonage）与萨克莱[12]的《委婉集》，卖出十二万册。廉价版书籍也随之盛行，主要因铁路与长途旅行的普及化而受益。大小火车站都看得到书报亭与「铁路小说」（railway novels），这些颜色鲜艳的廉价书籍大多数在封面上有图片，封底则是广告，甫推出即大获成功。书籍的售价是一先令或一先令六便士，对搭火车旅行及不想去免费图书馆的人来说，这是负担得起的价位。特洛勒普、萨克莱与其他知名作家的作品均推出这种版本。

这就是柯林斯所说的「未知的大众」：拥有读写能力与些许闲暇时间的新世代读者，对消遣读物有隐约存在的迫切需求，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能因而巩固自己新取得的社会地位。「铁路丛书」或免费图书馆里的大量书籍，内容呈现的社会价值观是这些人认同的，但关于他们关心的法律与秩序的重要性，以及他们深感兴趣的预防与惩治犯罪，在那些书里着墨并不多。

警力与侦探的发展

提到维多利亚时期，大多数人会认为那是英国一段安稳和平的时代，但实际经历过那个时代初期的人并不这么想。宪章运动[13]不仅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带来威胁，整个国家更几乎没有法律可言。伦敦有些地区就像纽约与其他大城市一样，几乎不受警方管辖，连查缉罪案的任务也交给了弓街捕快（BowStreet Runners）。他们实际上是私家侦探，其中一部分人是为了个人酬劳而进入此行业，一般认为他们容易被收买。一八二九年「首都警察法案」（Metropolitan PoliceAct）实施后，开始有专职受薪警力，纵使如此，弓街捕快仍继续存在了十年，直到一八四二年成立「侦查部门」（Detective Department）才被取代。「侦查部门」由两名督察与六名警佐组成。第一任领导者于部门创立两年前因破获一桩非比寻常的案件而声名大噪，他发现看似强行入侵屋内的痕迹其实是伪造的，乍看像「外人」犯罪，实则乃「内贼」所为。

如果不了解中产阶级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就不可能理解围绕侦查部门与警方当局的传奇色彩。在葛德温、李顿与巴尔札克的犯罪题材作品里，拥有这些传奇特质的总是罪犯，警方则显得愚蠢、腐败。随着这些机构日益茁壮，这种情况几乎消失，仅保留于一便士惊悚故事中。警探成为社会的捍卫者，逐步取代罪犯成为英雄。

狄更斯对他们也大加赞扬，几度在《家庭箴言》（Household Words）周刊的文章里提及侦查部门的数名成员，并总是以英雄形象呈现。狄更斯对犯罪的矛盾迷恋，范围扩及至犯罪者的心理，以及监狱生活环境。他在数部长篇小说与短篇故事里探讨杀意及其引发的罪行，对此深感不安，怀抱着反感甚至是恐惧的态度，也认为性格邪恶者也许会受这些描述影响。《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中的布莱德利．赫斯通一角，其内在心理描述无疑源自狄更斯对自身犯罪欲望的深入了解。自比尔．赛克斯与琼纳斯．翟述伟[14]这两名角色开始，小说里描述的暴力犯罪行为与意图，全都让人觉得作者本身也参与其中。

狄更斯由衷关怀监狱环境，试图改善其严苛程度，然而他支持「沉默制」[15]（犯人之间禁止任何交流，违者将遭受严惩），而非「隔离制」[16]（每间牢房仅关一名囚犯，如犯人因宗教教育或其他目的需离开牢房时，必须戴上面具或遮住脸部），对我们来说，这似乎只代表他比较喜欢哪一种野蛮制度。他以报复的观点看待囚犯，担心他们是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潜在威胁，并附和汤玛士．卡莱尔[17]的看法，强调无目的性惩罚的优点：「看到罪行确立的窃贼、骗子或无赖满头大汗地做着繁重工作，使我心满意足，要是他们在受惩期间整天无所事事，会让我极为不快。」

抱持这种看法的人，自然会对陪同他一起考察的警方加以赞扬——除了伦敦警方，还包括利物浦与纽约警察。狄更斯本人撰写的文章，以及他在自己创办的杂志《家庭箴言》中提倡的内容，大大影响大众对警方的看法，也改变了工人阶级敌视、批判警方的态度。这种敌意源自于两个背景原因：警方可能是政府用来镇压改革运动的工具，以及他们的表现不称职。一八三○年代，一名警察因协助疏散政治集会人潮而遭刺死，陪审团最后判定杀人者是正当防卫。至于警察的表现，早期警力由失业的销售员与粗工组成，伦敦警察厅（Metropolitan Police Force）刚成立后，在八年内一共解雇了五千人，另外还有六千人辞职，其原本工作效率或许由此可见一斑。在狄更斯的时代，这种对立状况几近消失，他赞美制服警员沉着冷静，但他最推崇的对象还是便衣警探。他认为这些人品行良好、智力过人，从不偷懒或行为鬼祟，是让人「精神振奋」的象征，「他们面对所有人永远都能直视对方说话」（一般认为这样能看出诚信与否，但实际上并不可靠）。狄更斯笔下最特别的真实英雄是菲尔德督察[18]。当菲尔德走进窃贼的巢穴，「每个窃贼都乖乖来到他面前，像学童面见校长一样」。他用锐利双眼扫视四周，明察秋毫；他似乎在犯罪圈来去自如，也对其中的每个人了如指掌。菲尔德的敏锐与睿智（他在有些文章里会以威尔德这个名字出现），以及「时常把肥胖手指放在双眼或鼻子旁」等动作习性，都让我们看见小说里的警探轮廓，得以和爱伦．坡笔下的贵族业余侦探形象相互对照。狄更斯可说创造了英国第一个虚构的警官形象，其参考原型自然是菲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