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莱明是布肯与沙波的继承人，詹姆士．庞德这个角色是更复杂的斗犬杜蒙，制定他行为准则的社会风气也与杜蒙的年代十分相似。就像金斯利．艾米斯[17]指出的：「综观整个庞德的冒险史，其中从没有任何英国人做过任何坏事。」艾米斯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事，认为以外国人当坏人角色只不过是「一个比我们文学作品历史还要悠久的传统观念」。庞德系列的梦幻特质，其实只是将沙波的梦幻特质转为一九五○年代的版本。因此，庞德虽是爱国人士，早有为国家牺牲奉献的准备，但同时也是为酬劳而工作的杀手，其知名的行事准则并未阻止他的猎艳行为。一九五○年代的读者支持庞德，是因为他提供了大众生活中缺乏的刺激感。战后的英国笼罩在清教徒强调道德的气氛之下，庞德带来了鼓吹肉体欢愉的观点，甚至还包括虐待与受虐的行为在内。对生活在体制下的人来说，他是个完美的梦幻人物，因为他虽然同样置身体制下，却与一般状况不同，拥有独特权力。他可以付诸行动，可以摧毁事物，看起来自由自在。在美国，这些作品一开始不算相当成功，其中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不是福利国家，庞德在保守的英国社会风气下显得与众不同的对照性，在美国就感觉没那么强了。就像佛莱明的传记作者所指出的，直到一九六二年庞德系列第一部电影大获成功后，他才逐渐成为一个神话式角色，伴随著名牌服饰、鞋子、美酒、香菸与游戏。佛莱明于电影上市两年后去世，之后的电影则让庞德从偶像变成笑话，离现实愈来愈远，能仰赖的只剩可悲的花招。

完全以社会学角度来探讨庞德系列可能并不正确。坚持庞德因为拥有最好的东西才让人如此喜爱、希望一切都能使用名牌商品的想法，其实也只是无伤大雅的庸俗念头。这个系列是既血腥又刺激的惊悚小说，主要特色是拥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其次则是具说服力的专业知识。如果佛莱明的传记作者所言属实，他在专业细节方面仍需仰赖他人，而且「很难让人感觉他在某个单一领域中能称得上真正的专家」，因此他也可说是个相当懂得吸收转化的人。庞德系列的前六本均为优秀的奇情娱乐小说，水平相当整齐，我个人较偏爱的是《皇家夜总会》与《俄罗斯情书》（From Russia with Love, 1957）。后来佛莱明对庞德失去兴趣，作品也少了原本具有的新鲜感这项特质。

从安伯勒战前与战后的作品中可明显看出他创作态度的不同。隐藏在他早期作品背后的那种感觉已不复存在，那拥有尔虞我诈的俘虏交换协定或活泼苏联特务的世界，显然都与现实有很大距离。安伯勒后期作品表现出他为适应新世界而不断努力付出，并找寻像战前作品里那种得心应手的不同故事主题与叙事方式。我们无法说他完全成功了。在他部分后期作品中，《夜间访客》（Night Comers, 1956）[18]与《逃亡者》（The Levanter, 1972）均反映出安伯勒对相关机构与运作方式的兴趣，至于以阿布杜．辛普森为主角的两部小说和其他著作，则在轻松与悬疑之间摆荡不定。《抓紧时间》（The Care of Time, 1981）的开头相当精采，描述一名记者在他人怂恿下撰写俄国恐怖份子纳查维的回忆录，但进入真正核心情节后，故事却出现一些相互冲突之处。

尽管如此，辛苦是有代价的。安伯勒最好的作品《法戈医生》（Doctor Frigo, 1974）刻意采用毛姆后期作品那样的疏离笔法，为这部精妙绝伦、技巧高超的政治犯罪小说找到最好呈现方式。叙事者是一名在法属安地列斯群岛工作的医生，他的父亲在十二年前遇害，凶手可能是某个左翼团体，或是统治当地的军事组织。透过复杂但具可信度的情节发展，个性冷淡的法戈医生勾勒出计划，打算让一个流亡到此的自由主义团体取代军事组织。正如安伯勒过去的最佳表现一样，他将暴力元素控制在最低状况之下，直到全书最后一段才出现激烈的动作场面。《法戈医生》是一本大师之作，与当时厌世的疏离感极为契合。本书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安伯勒的优异的技巧和《双面狄米崔》一样，与维多利亚时代优秀作品透过情节来表现构思与呈现故事的手法不相上下。

佛莱明代表的只是一种风格，而非英国那段时期的整体风格。大卫．康威尔（David Cornwell）以笔名约翰．勒卡雷推出处女作《死亡预约》（Call for the Dead, 1961）[19]，小说出版时，他还是外交部的成员。在这本间谍小说后，他写了一本优秀的正统侦探小说《上流谋杀》（A Murder of Quality, 1962）。虽然这两本书的销售量只能算尚可，但《冷战谍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 1963）引发的回响几乎与庞德系列同样成功，只是两者的类型大不相同。庞德系列因其幻想特质让人乐在其中，勒卡雷则因写实而大受赞赏，他的作品也为这个文类再度带来新的元素。

我认为，间谍小说的两种典型路线正好与犯罪小说一样。首先是支持权威的保守派，坚信特务是为了保卫社会的某些价值而战。其次则是批判权威的激进派，主张特务总是在强调错误的「你我之分」，有时这种情况甚至还是他们刻意制造的。佛莱明属于第一种，勒卡雷的早期作品则是第二种。他的文笔风格有点模仿毛姆与葛林，但故事题材主要来自一九五○年代震惊英国的苏联间谍案。他不该受到忽视的处女作，以及《冷战谍魂》与其后的《镜子战争》（The Looking-Glass War）都传达相同讯息：政府并未抱持善意，反而总会摧毁为其奉献的人，间谍与反间谍行动的目的与结果总是难以确定，「我们」的人可能品性恶劣，「他们」的人则体面高尚——最重要的是，特务通常身材弱小而非强壮，一旦被抓便无计可施。

这些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展现出他们处境与命运的讽刺感。由于《冷战谍魂》与个人命运的关联最为紧密，因此也是讽刺意味最强的。随着故事中一个又一个的骗局，揭露出「伦敦」对待己方间谍的态度，并呈现出其中的犬儒主义，成功展现出「虽然双方阵营看似全然相反，但其实却一模一样」，同时更藉由利马斯与另一方的伊丽莎白等角色展现出人性的无助，勒卡雷也藉由这本书与《镜子战争》强烈表达出谍报行动只是一种游戏的感觉，不需要小丑鼻子或任何伪装，人们就能假扮成另外一种模样。《冷战谍魂》中的辩论法庭只是一场游戏，故事背后那些可笑、过时的行动也是如此。这些游戏的目的就是背叛，透过那些「在血腥的小型俱乐部中齐聚一堂，在火炉旁围坐」的玩家，告诉你这堂人性真相的必修课。

勒卡雷后来的作品大多让人失望。他逐渐远离间谍小说，但那些文笔优雅的文学作品却又受到冷漠的对待，直到成果如同灾难般的《天真善感的爱人》（The Naive and Sentimental Lover, 1971）几乎获得一面倒的劣评后，他才重回间谍小说与他笔下的主要角色乔治．史迈利身旁。只是，这时的史迈利已与过去不同，不再是那个组织内个性不够鲜明的人物，几乎是以最明确的主角之姿登场。《谍影行动》（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 1974）[20]、《荣誉学生》（The Honourable Schoolboy,1977）与《史迈利人马》（Smiley's People, 1980）都是篇幅较长、情节复杂阴郁、节奏缓慢的作品。勒卡雷依旧保有他整合全书风貌的技巧，但叙事沉闷冗长，一些晦涩的部分往往没有必要。至于故事观点就像写作风格一样，与过去截然不同。此时「当局」的作为已明显变得合乎理想，虽然谍报行动做的还是一些龌龊的事，但「当局」人马已变成防止事态变糟的现代爱国份子。他早期作品里那些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部门中，无论主事者或工作人员都被划分为大玩破坏游戏之类的缺乏良知的角色，但在《史迈利人马》里，即使是苏联的情报头子卡拉也同样具有人性。

在此应补充说明一下，上一段提及的后三本书均极为成功，因此我以上的观点属于少数派。这些评论也不适用于《女鼓手》（The Little Drummer Girl, 1983）一书。这本小说与以阿冲突有关，其中的复杂情节完全有凭有据，叙事的节奏与力道也是「史迈利三部曲」所欠缺的。

透过佛莱明的幻想与勒卡雷的写实，英国的间谍小说绽放出优异的花朵。有几位作家选择这两位作者之间的中庸路线，其中又以英国作家威廉．海加德（William Haggard）与安东尼．普莱斯两人最为有趣。威廉．海加德是李察．亨利．麦可．克莱顿（RichardHenry Michael Clayton, 1907-1993）的笔名。在他的处女作《慢热者》（Slow Burner, 1958）中，安全委员会罗素上校的行为态度具明显贵族风格，这与他的出身无关，而与行为举止有关，在现代间谍小说中算是罕见。海加德的作品具有布肯那种右翼浪漫主义（罗素上校肯定会觉得杜蒙太过暴力，庞德庸俗到难以忍受），并较倾向写实风格。罗素在奠基于现实政策的状况下，相当擅长应付他的苏联对手，但无法容忍自己国家那些政客随口应付的含糊话语。《竞技场》（The Arena, 1961）与《辗转难眠》（The Unquiet Sleep, 1962）是海加德最好的著作。他的后期作品（他约莫每年推出一本书）大多水平愈来愈低，并且展现出令人难受的残忍倾向，热衷用激烈手法解决政治问题。罗素上校那个旧时代俱乐部形式的写实主义，似乎愈来愈难以隐藏背后明显的凶残思维。

普莱斯作品表现出来的并非右翼观点，而是带着保守主义的感觉。他的观点认为「我方」是好人，「他们」是坏人，完全不管「我方」这边可能也有邪恶的人，「他们」之中也有善良的人。他的处理手法相当巧妙，也总是温和地质疑这种观点是否真的过时。他或许不会反对我用「浪漫主义」一词来形容他的作品。浪漫主义在此指的是书中温和有礼、没有暴力元素的特质，但在普莱斯精巧结合过去与现在的呈现手法下，有时会让人觉得像在读描述历史的作品。在《通往荣耀的他径》（Other Paths to Glory, 1974）中，一名历史学家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索姆河战役，发现当时的情势与现今有关联性，而且相当危险。普莱斯在大多数作品中均采用相似手法，例如长篇处女作《迷宫制造者》（The Labyrinth Makers,1971）便相当成功，《四四年红酒》（The 44 Vintage,1978）则有所不同，描写他的系列主角大卫．奥德利与杰克．巴特勒的职业生涯之初。《卡米洛特的自己人》（Our Man in Camelot,1976）与《明日幽魂》（Tomorrow's Ghost,1979）将过去与现在的部分分开处理，变得较不有趣。这种区隔手法似乎是刻意想消除刺激，至少对我来说的确如此，因此我对故事中精巧的相互呼应虽然赞赏，却也难以大力推崇这样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