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新时期文学，新潮小说常常被视为一次文学暴动。这次文学暴动至今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印象还是如此强烈而生动，以至许多人直到现在谈起它还心存余悸。如果说新潮小说确实对中国当代文学具有某种颠覆性的话，那么我个人觉得它的革命性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花样百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小说文体形态；二是新潮作家在观念领域对一切既有文学观念和理论体系的全面消解。而从本质上说，新潮小说最大的颠覆性还是表现在观念层面上，正是有了观念上的“反动”才有了新潮小说那惊世骇俗的极端化文本实验。前者是前提和基础，后者只不过是在它作用下的一种结果和可能性。因此，当我们试图对新潮小说的本体面貌作出全面阐释和探讨时，对其在小说观念层面的“革命”作出理论的总结和评价将是我们必然的立足点。然而，话说回来，新潮小说的文艺思想又是相当庞杂而混乱的，它缺乏明晰的体系和系统。也就是说，新潮小说往往“破”大于“立”，解构的勇气总是高于建构的热情。当然，指出这种混乱并非为了否定对其进行概括和反思的可能，相反，这种概括和反思在今天已变得越来越迫切和必要。本章将试图从小说“是什么”、小说“怎么写”、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真实”与“虚构”的关系以及小说的本体与功能等几个方面来切入对新潮小说及其表征的文学思维方式革命的反思。

一、“人”是否应成为文学的“革命”对象？

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和文学权威经典中，我们曾经无数次地被告知一个似乎千古不变的真理性命题：文学是人学。人类世世代代的文学成就也充分证明和演示了这条真理的绝对性。我们知道，离开了“人”这一主体，离开了表现“人”、塑造“人”、探索“人”这一艺术目标，文学将不成其为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演变的历史其实也可以看作人类探索、解剖、认识“人”自身的历史。从《荷马史诗》到文艺复兴再到19世纪的欧美和俄苏文学，离开了“人”的光辉简直就无法想象。而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更是“人学”理念的绝好实践和证明，从鲁迅开始建构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物长廊事实上已经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成就的一个象征与缩影。与“人学”相比，艺术有时倒是变得无足轻重。就拿从“文革”梦魇中苏醒过来的新时期中国文学来说，无论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改革文学”，其巨大的成就和反响其实正是源自在对“文革”非人政治的批判和控诉中所实现的对“人”的重新发现与礼赞。那种强烈的主体意识、“自我”热情和人道主义精神可以说至今还感动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我们必须承认，新时期文学确实建立了一个关于“大写的人”的神话，对于“人”的重新认识、重新塑造已成了新时期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一条精神线索。但是，这条线索到了新潮小说这里却令人触目惊心地被切断了，我们不无心酸地发现，新时期文学苦心经营的那个“人”的神话以及与“人”有关的一套相应的话语体系已经无可挽回地破灭了。当然，话说回来，新潮小说对“人”的消解与革命也不完全是一种无根据的即兴式的“游戏”行为，而是在某个层面上契合了小说从古典向现代转换的内在要求，并代表了在文学与“人”的关系上的某种新的认知。因为，认同文学的“人学”特征，并不是要把“人”抽象化、形而上学化，并不是说这个“人学”从古至今是一成不变的；相反，我们看到，正是这个“人学”在内涵与形式上的巨变酝酿和决定了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型。同样是“人学”，其在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中的面貌却是截然对立甚至水火不容的。无论是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审美内涵，还是作家塑造人物的方式，抑或对待人的态度与认知，现代小说与古典小说都已是相去甚远。在这个意义上，新潮小说对于“人”的理解与处理也可以说正是现代小说范型的一次成功实践。

现代小说人物与传统小说人物的不同，首先就表现在作家对待“人”的态度的不同上。传统小说基本上都建立在对于“人”的理性认知的基础上，对于人的神圣性和崇高性的理解，使传统小说自然而然地把“人”构思成文本的中心。“人”的形象、思想、情感等等成了传统小说价值坐标与意义聚焦的主体。这必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人本主义小说美学。但是随着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发展，随着对人的精神与意识结构的探索，传统的对于人的一整套理性认知开始遭到怀疑和解构，“人”不再是清晰、高大、神圣、智慧的主体，而是成了暧昧、混沌而可疑的对象。可以说，现代小说对于传统小说的革命也正是在对“人”的反叛中拉开帷幕的。因为，正是人的物化、破碎化、“非人化”导致了我们经验中的传统小说大厦的彻底崩塌。新潮小说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可以说扮演的就是这种“人”的“谋杀者”的角色。在新潮小说中，新时期文学所塑造的那些大写的主体顷刻间就被一批破碎、堕落的主体和小人物取代了。新潮作家不再信奉文学的社会学和人学价值，也不再理会所谓的“典型”说，而是把文学视为一种纯粹的审美本体。他们认为人物和小说中的其他因素比如结构、语言等等一样都只不过是审美符号，就如卡西尔所说的“符号”。余华就公开宣称：“我并不认为人物在作品中享有的地位，比河流、阳光、树叶、街道和房屋来得重要。我认为人物和河流、阳光等一样，在作品中都只是道具而已。”[1]正因为如此，余华等作家不仅不屑于传统意义上的“典型”说，甚至都懒得去塑造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物。许多作家都不愿给他们的人物命名，而是偷工减料地用A、B、C、D或甲、乙、丙、丁或他、大个子、红之类的代词来指代。余华在他的中篇小说《世事如烟》中甚至直接以1、2、3、4、5、6、7来指代小说中的人物，“人”的地位在小说中已变得相当低微。而在吕新的《黑手高悬》等小说中人物更是蜕变成了“背景”，小说的主体已经完全被黑土、残垣和风物景致替代，“人”几乎被“物”彻底淹没了。我们看到，余华等中国的新一代作家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对于“人”的“谋杀”。他们否定了新时期之初中国当代文学所张扬的“大写的人”的神圣性，以他们的小说对“人”进行着非常随意的“非人化”亦即物化的处理，“反英雄”成了他们共同的文本风格。在他们的文本中不仅难见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所谓“人的精灵”或史诗性“英雄”，甚至连正常态的“人”也难以看到；在他们文本中四处游荡着的都是那些失去了“人”的光环的白痴、流氓、地痞、土匪、恶棍、神经症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的地位的下降或“人”的“非人化”蜕变确实构成了现代小说向传统小说第一层面的挑战。

其次，现代小说在具体的人物塑造方式和对人物的美学理解上也与传统小说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传统小说讲究对于人物的工笔细描，肖像描写、行为描写和表情描写等都是传统小说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比如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中的108名大将就可谓个个栩栩如生，他们的出场、造型、性格、语言等等都是浓墨重彩，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与此迥然不同的是，现代小说对人物的塑造则更“写意”和抽象，对人物外在性格和形象的精雕细刻式的描写已变得次要和落伍；相反，对人物内在心理、意识和精神结构的探索开始占据重要地位。传统小说中那种“外相”的“形象人”在现代小说中可以说已完全被那种抽象的“内在”的“心理人”取代了。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潜意识、梦境、人性的恶等就被彰显和挖掘出来了。拿新时期中国文学来说，表现人性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线索。余华的《现实一种》、苏童的《米》、残雪的《黄泥街》等小说无一例外地把“人”的那种恶之本性当作小说表现的目标，那些“非人化”的行为方式和各种扭曲变态的生命形态借助于阴暗的心理呈示，带给读者的正是对“人”本身的无穷恐惧。与此相应，现代小说自然也就无法再遵循传统小说特别是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所热衷的“典型化”原则了。在过去的文学理论中，无论是福斯特的“圆型人物”“扁平人物”，还是恩格斯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强调的都是人物塑造的“整合”美学与“集中”美学。这种小说美学以人物形象的丰满、个性与共性的融合等等作为小说的至高境界，在对人的现实性和真实性的营构中实现其艺术理想。但这种理想在现代小说中已经开始被视为一种过时的应该被遗弃的东西。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大都不再具有“典型性”，他们成了一些抽象的符号、怪诞的意念和支离破碎的象征。人物的完整性已被肢解，人物不再有清晰的形象，不再有日常的音容笑貌和生活经历，而是被变形、异化、夸张成了模糊的阴影。就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等小说中的人物一样，他们已没有活生生的“人”的气息，而只剩下了象征的外壳。中国当代新潮作家中余华、孙甘露、格非、吕新可以说都对这种“写意化”、抽象化的人物处理方式情有独钟，在孙甘露的《信使之函》和吕新的《南方遗事》等小说中，“人”都成了飘忽的影像和意念的化身，感性的生命质地、情感质地已是了然无痕。

另一方面，传统小说的典型化原则是建立在作家对人的自信以及对人的必然性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因此，传统小说往往讲究所谓性格的逻辑，讲究所谓性格发展转变的必然性与真实性，而现代小说表达的则是人的不可知性、神秘性与人性的无穷可能性。在现代小说中，作家对其笔下的人物不再具有全知全能的理性，因而在叙事态度上也与传统小说拉开了距离。中国文学传统意义上的理性化叙事也相应地被新潮小说的非人格化的冷漠叙事取代了，叙述者的正义感、责任感以及理想激情等等我们从前的文学引以为傲的东西几乎全部面目全非、烟消云散了。余华的《现实一种》《难逃劫数》等小说都可谓是这种“冷漠”的“零度情感”叙事的代表。此时，新潮作家在小说中关注的已不是“性格”问题而是“欲望”问题：“事实上我不仅对职业缺乏兴趣，就是对那种竭力塑造人物性格的做法也感到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我实在看不出那些所谓性格鲜明的人物身上有多少艺术价值。那些具有所谓性格的人物几乎都可以用一些抽象的常用语词来概括，即开朗、狡猾、厚道、忧郁等等。显而易见，性格关心的是人的外表而并非内心，而且经常粗暴地干涉作家试图进一步深入人的复杂层面的努力。因此我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2]我们应该承认，现代小说在“人学”领域对传统小说的革命不仅拓展了人性表现的深度，丰富了人性表现的可能性，同时也提供了小说艺术的可能性与自由度，余华等作家在小说叙事上的自信应该说与此有很大关系。这是因为，“人”的神圣性被解除之后，作家面对的就是一个完全物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作家没有了对于“人”的情感的、心理的、文化的、历史的禁忌，相反，他们获得了一种难得的优越感和轻松感，拥有了文本操作的绝对自由，叙述、写作上的无所顾忌和随心所欲也就理所当然了。这也是中国新潮小说长期乐此不疲地沉醉在形式领域从事“叙事革命”的一个“人学”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