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金纳的新行为主义心理学和行为技术伦理观在欧美心理学和伦理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其中，由于它带有严重的非人性和狭隘性，也受到严肃的挑战。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和依此建立起来的自我实现伦理观便是这一挑战的典型表现。

18.3.1　马斯洛：美丽人性的信徒

阿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 1908—1970）出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郊区一个非犹太区的犹太家庭。他是该地区唯一的犹太裔男孩，从小就十分孤独。在回忆童年生活时他感慨地写道：“我十分孤独不幸。我是在图书馆的书籍中长大的，几乎没有任何朋友。”〔110〕书籍是少年马斯洛唯一的伙伴，他很早便开始阅读柏拉图、斯宾诺莎、怀特海、柏格森、杰弗逊、林肯等人的作品。同时又过早地投入生计劳动，他做过报童、木器厂的伙计。孤独、早读和艰苦的少年生活，培育了马斯洛早熟的性格。他20岁便结婚成家，随之携妻前往华盛顿求学深造。最初，他在其导师H. 哈洛博士的指导下研究心理学，参与猴子的试验，不久以他对猴子的性特点和主导特征的研究完成了心理学博士论文。当时，正值华生等人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盛行欧美，年轻的马斯洛也成了这一学说的崇拜者。

随着他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德国人创立的格式塔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也开始影响他的学术信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是他的第一个孩子的降生最终改变了他对行为主义的信奉立场。他如此感叹道：“我的第一个孩子改变了我的心理学生涯，他［指孩子］使我从前为之如痴如醉的行为主义显得十分愚蠢，我对这种学说再也无法忍受。它是不能成立的。”“当我看到这神秘的小东西时，我都有些糊涂了。那种神秘的、不能自主的感觉使我惊奇万分……我觉得任何有过孩子的人都不会成为行为主义者。”〔111〕

在马斯洛对行为主义感到失望之时，他接触到了另一种与行为主义完全不同的心理学。20世纪30年代，马斯洛受聘担任布鲁克林学院的心理学教授，举家来到纽约这座当时的文化名人的汇集之地。由于希特勒纳粹在欧洲甚嚣一时，欧洲（尤其是德国）大批文化精英纷纷来到美国，纽约是当时最重要的汇集中心。在这里，马斯洛结识了弗罗姆、沃特海默、罗杰斯等著名心理学家，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具有鲜明人道主义倾向的心理学家，对马斯洛此期的学术思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珍珠港事件”后，马斯洛对人道主义心理学的信念更加坚定。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也强化了他的新学术信念：他曾亲自赴加拿大阿尔伯塔北部黑足的印第安部落考察体验，与当地部落民众生活了一个夏天。他的实地调查表明，这个800多人的小部落十多年里极少发生敌意行为，绝少体罚孩子，人们的身上和生活中充满着和善友好。这一切更加深了马斯洛对人类本性的完善之崇高信念，促使他献身于人道主义心理学这一伟大事业。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马斯洛开始陆续发表他自诩为“第三力量”的心理学作品，直到1970年逝世前夕为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动机与人格》（1954）、《存在心理学探索》（1962）、《人性能达的境界》（1969）等等。这些作品是其伦理思想的主要代表作。马斯洛是一位充满人类自豪感和完美人性理想的心理学家和伦理学家。他终生致力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积极心理学”探索，坚信人性的健康、善良和美丽，对人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努力寻求一种适应于健康人性之潜能充分发展的心理图式和伦理学理论，甚至于孜孜不倦地为人类的未来设计一种“优美心灵管理”（Eupsychian Management）的社会理想模式。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虽然不尽完善但却洋溢着理想精神的乐观主义人性化伦理学。

18.3.2　第三选择：人本主义新心理与新伦理

马斯洛曾在他好几部作品中表达过这样一种共同的观点：面对弗洛伊德主义和机械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必须而且能够寻找到冲出这两道峡谷的新方向、新道路，这就是他为之努力并视之为“第三力量”、“第三选择”的人本主义心理学。1968年，当其《存在心理学探索》第二版付梓时，他在该书第二版序言中不无自豪地写道：“自本书第一版发行以来，心理学领域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情。人本主义心理学……作为客观主义、行为主义（机械形态）的心理学和传统的弗洛伊德主义心理学的一种可行的第三选择，现在已经完全牢固地建立起来了。”“我应该承认，我终于不得不把心理学中的人本主义倾向看成革命，这是在‘革命’这个词最纯粹、最古老的意义上说的，即在伽利略、达尔文、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马克思那里已经做出的革命的意义上说的，它是理解和思考的新路线、人和社会的新形象、伦理和道德的新概念，以及运动的新方向。”〔112〕

在马斯洛看来，弗洛伊德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共同缺陷是没有给人和人性以充分积极的尊重，或走向人性病理化的悲观主义，或走向环境决定论的机械形态。弗洛伊德只看到人性“黑暗的一半”，华生、斯金纳等只看到人与动物的相似性的一半，两者都没有或不愿意承认人性的完美与高尚，因而只能是停留在“消极伦理学”的水平上。

他首先批判了斯金纳等人的唯科学主义方法，认为他们误解了科学的本性。因之只能拘泥于“科学方法中心论”，把科学当作一种技术手段，看不到它所包含的人性本质。事实上，“科学产生于人类的动机，它的目标是人类的目标。科学是由人类创造、更新以及发展的。它的规律、结构以及表达，不仅取决于它所发现的现实的性质，而且还取决于完成这些发现的人类本性的性质”〔113〕。和其他人类研究一样，科学也必须以人性为其基础和目标，科学的中心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脱离人类的纯粹方法论探讨。马斯洛把对待科学的态度区分为“问题中心论”与“方法中心论”两种，行为主义属于后者，它的缺陷至少有9个方面：（1）它强调技术设备，忽略科学所包含的创造意义和生命意义。（2）“方法中心论往往将技师、‘设备操纵者’而不是‘提问者’和解决问题的人推至科学的统帅地位”。（3）它过高看重“数量关系”。（4）它往往使人（科学家）去适应技术，而不是使技术适应人。（5）将科学等级化，以至最终把物理学视为最严格的科学，把人文科学视为非科学。（6）使各种科学相互分离。（7）在科学家与其他寻求真理的人之间制造分裂和对立。（8）执信“正统”，易于把新的科学技术发展视为“异端”。（9）对科学本身的范围加以越来越多的限制。〔114〕

其次，马斯洛尖锐地反驳了斯金纳对“心灵主义”的批判。他认为，人类心灵的研究不仅不是非科学的，而且有助于人类价值问题的研究。狭隘的“科学”方法无法解释人类自身的问题。人不是老鼠和鸽子，也不是猿猴，人类动物学和生物学不能解释价值的终极本原。斯金纳强调人与动物、人类行为与动物反应性活动之间的连续性和相似性。马斯洛则恰恰相反，他坚定地主张人有其独一无二的特殊本性，人是超动物的存在。因此，我们只能从人的本性自身去寻找价值之源。

进而，马斯洛又指出，我们必须超越行为主义的环境决定论，反对环境顺应论，从人性和人格内部来探讨人与世界、人与科学，以及科学事实与价值意义的关系，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斯金纳所谓的被决定（人）与决定（世界或环境）的关系，相反，从认知上看，两者的联系或沟通“主要依赖于双方的同型性（结构或形式的类似）”。人之于世界是中心，是目的。环境固然可以改变人，但从根本上说，“世界能传递给人的仅仅是他配得上的、应得的或‘企望的’；在很大程度上，他能从世界接受的和能给予世界的，仅仅是他自身的存在”。“因此，对人格内部结构的研究是理解人能传递给世界什么和世界能传递给他什么的必要基础。”〔115〕这就是说，人与世界（环境）之关系的理解最终必须以人自身的内在本性和需要为基本出发点，这是马斯洛与行为主义者在有关心理学的“学习理论”上的原则分歧。

关于人与科学或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马斯洛一方面主张两者的相通或同一（与斯金纳相似）；另一方面又做出了与斯金纳完全不同的解释。他认为，两者的统一或同一是不可否认的，但决不能建立在科学对人的统治或控制这一前提上，统一的基础不是科学本身，而是作为科学主体的人。唯有从人性需要出发，才能解释科学的价值，才能建立真正的价值科学。他写道：“科学是建立在人类价值观基础上的，并且它本身也是一种价值系统。人类感情的、认识的、表达的以及审美的需要，给了科学以起因和目标。任何这样一种需要的满足都是一种‘价值’。”〔116〕就人本主义心理学来说，这种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便是基于人性及其发展需要这一前提而建立起来的。人本主义心理学首先研究人类心理的基本事实，在此意义上它是描述性的。但这种事实陈述本身具有内在价值意味，它的目标不只是给人们以人性需要的事实信息，使其形成合理的认识和明智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它还提出行动建议并意味着能达到某些结果。它帮助人形成生活方式，这不仅仅是自身内部隐秘的精神生活方式，而且也是他作为社会存在、社会一员的生活方式”〔117〕。所以，“从根本上说，一个人要弄清楚他应该做什么，最好的办法是先找出他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因为达到伦理的和价值的决定、达到聪明的选择、达到应该的途径是经过‘是’、经过事实、真理、现实而发现的，是经过特定的人的本性而发现的。他越了解他的本性，他的深蕴愿望、他的气质、他的体质、他寻求和渴望什么以及什么能真正使他满足，他的价值选择也就变得越不费力、越自动、越成为一种副现象”〔118〕。这就是马斯洛谓之的“经由‘确实性’寻求‘应该’”的心理—伦理之综合性方式。因为在他看来，“发现一个人的真实本性既是一种应该的探索，又是一种是的探索。这种价值探索，由于它是对知识、事实和信息的探索，即对真理的探索，因而也正好是处于明智的科学范围内的”。

可见，马斯洛与斯金纳的解释是针锋相对的：事实与价值或科学与人的统一不是前者对后者的纯粹解释和控制，而是两者共同的人性基础。正是从人性的存在和实现中，我们才发现一个被认知的现实世界与一个被希望的应然（理想）世界统一起来。所以，描述事实的心理学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发现价值的方法。

如果说，马斯洛与斯金纳在科学方法问题上的对立是一种人本主义与唯科学主义的对立，那么，他与弗洛伊德的分歧则是一种积极人本主义与消极人本主义的分歧。用马斯洛本人的话来说，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学”与“消极的心理学”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