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做好准备要正式发言了。托马斯·普尔和督导员坐在学生围成的圆圈的最后一层,其实总共才两层。课室里灯光暗淡,好像有人在窸窸窣窣地试图从一整条长条形包装的宝路薄荷糖中取出一颗。这位穿西装的金发男子约翰·奥托卡尔站起身来,手持一沓整洁的白色稿纸。他的面孔带有古典英伦男性的面部特征,眉毛很宽厚,眼睛湛蓝,嘴巴无甚特色而不显眼,整个人显得和蔼可亲。他的头发可能因为很厚,看上去有点蓬乱。
“我觉得,我记得在学校念书时,老师严格禁止我们说‘我觉得’,”他开始说话了,“但接下来我所能做的就是说出‘我觉得’,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其他让我站在这里说话的理由。如果你们愿意聆听,那将是我的幸运。因为在卡夫卡这本《城堡》里,没有人聆听主人公土地测量员K——除了在睡床上被K无意间侵扰的一个城堡里的秘书。当K终于有机会对秘书说话的时候,K却睡着了。
“我在上这堂文学阅读课之前,并没有阅读的习惯。所以可能我没有办法像在座的一些同学一样,在谈论一本书时触类旁通、引证对比。我只想说这本书对我而言,是目前在这堂课上我们被要求阅读的所有读物中,最具人类生活体验的一本书,尽管表象上,这本书所讲述的人类生活体验,几乎是空洞无实的。
“读这本书时,你首先注意到的是两件事:第一,主人公K说自己是个土地测量员,但不被接受也不被承认;第二,城堡。
“K可以远远地看到城堡,但似乎没有任何路径可以让他抵达城堡,或带口信给城堡里的人。
“所以他必须住在位于城堡下方,并住在城堡管辖的村庄,在这个村庄里,没有一件事是牵扯不到人类身体和人类情感的——性爱、竞争、愚蠢的争执和身份地位的问题,就像农场谷仓前场院里的母鸡们一样。
“你或许会想,这无关痛痒,只要城堡本身是壮丽、宏伟,如要塞一般固若金汤就好了。事实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那个城堡象征的就是这个村庄,或者是一块岩石,或者是一个视觉幻象。虽然卡夫卡以作者的身份告诉了读者关于城堡的一些事情,但这些事情给读者互相抵触的印象和自相矛盾的感觉。城堡在下雪天时处在‘辉耀通透的空气中’,城堡‘能吐露出光芒并自由无拘’。这座城堡也象征着K的原乡,它也是一个村庄。书中说‘原来它不过是景观寒碜的城镇而已,一堆歪七扭八的村舍,如果非要说这个城镇有什么值得称道的,那么唯一可说的就是村舍都是石质建筑’。不过,涂墙泥早已斑斑驳驳、剥落殆尽,连石头也似乎正在慢慢风化粉碎。另外,村庄里还有一座塔。‘塔的一部分被常春藤优雅地覆盖着,只有一扇扇小窗子,穿透了常春藤的遮掩。在阳光下熠熠闪光,那是一种发了狂似的闪光。’这是一座疯掉的塔。卡夫卡写道,这座塔像‘是一个小孩子用哆哆嗦嗦或者心不在焉的手设计出来的,犹如一个郁郁寡欢又精神错乱的房客……从房顶钻了出来’。那么城堡到底是什么呢?是主人公或卡夫卡想去却到不了的地方,是一个异于他此刻寄身的地方,是一个典雅的、炫目的、狂乱的地方。但卡夫卡的文字在这些描述中没有完整地拼贴在一起。当然,那座城堡也像似是而非的空中楼阁。
“村庄里的生活毫无章法、秽乱不堪——那是我们所能想象出最糟糕的群体生活模式,比如在家庭或工作伙伴之类的群体生活中,猛然间人们就开始交恶;同样说不清道不明的是人们之间的脉脉温情,跟恶意一样均等,但这些情绪都很虚假,也毫无来由。每个人都一直说个不停,说长道短又含混不清,他们不停自我解释又自我谅解——人们善变又爱推诿。本质上,这是某种层面的权力斗争。包括K在内,没有人知道城堡内部是否与村庄生活天差地别还是一模一样,反正K去不成。
“每件事都如梦似幻,你好像可以对复杂细腻的思维流变和千头万绪的人类情感都全盘掌握,但你一产生这种念头,身体置身睡梦中时的惰性鲁钝便会发作,否认也拒绝你的下一步行动,但也可能是你被睡梦世界中其他生物的无动于衷或含恨积怨所阻挡。
“卡夫卡是一个在官僚政治中备受挤压的保险代理人,也无法让自己进入婚姻生活。他笔下多是蛆虫、幼犬和梦幻混沌所组成的世界里的爱情与权力,他明明也可以写一写所谓的‘适者’的求生状况。尽管城堡里的官员都有婚姻生活,但他们一样慵懒嗜睡。他们无法清醒地对眼下的情况有任何关注和警觉,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就是全书的关键所在,没错,书中人物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当然懂得使用语言,但他们无法用语言思考,他们只会用语言来发牢骚。当他们谈论爱情和势力时,他们的语言文字全部搅和在一起,他们最终无法明晰地表达任何意思。还有自由,谈何自由呢?当他们所有人动不动就想睡觉、要睡觉,瞌睡得要死,还有什么自由可说?这本书中的文字可说是支离破碎、残败荒芜,就像城堡本身一样。当K一开始试图打电话给城堡里的人时,那时候他还不明事理,他只听到电话中传来滑稽可笑的嗡嗡杂音。‘就像是无数孩子低声哼唱的声音,但是还不能算是真的哼唱。是回音,而不是舌音本身,从无限杳渺的距离之外传来。这被一种极不可能的可能性汇聚在一起,成了一束高音频的共振式声响,就在耳边震动着。那束声音简直要冲破听觉极限,来穿透一切。’
“孩子们合唱给人一种天堂般的观感,但如果是孩子们哼唱或聚在一起嗡嗡嗡地咕哝,则像是在游乐场上的事情,而在游乐场上,你是可能受伤的,因为游乐场上没有规则秩序。
“书中的所有角色某种程度上不比易怒的孩子们成熟多少。我希望我能在这一点上多做讨论。
“语言没有带人逾越或凌驾于其他人和事之上的本领,它让人无处可去,社会像是一个几近疯癫的建构,只固守着一个单一的功能——让社会本身在一个令人不可置信的方式中运作——这件事本身没有任何缘由。
“我也读过卡夫卡的另外一本小说《在流放地》,书中描述了一种耸人听闻的酷刑方式。被裁定有罪的人躺在一张床上,嘴巴被堵住,一个行刑人将对犯罪者的判决操纵一种特殊机器的针,以针刺在罪人身上,并蘸着罪人的血去刺写,用书写的方式处死罪人。这个酷刑的行刑者是一个相当乐于做此事的官员。行刑者不断地对一个行游到此地的探索者说:罪人读不到自己的判决,却能从身体上感知得到。除了这种刑罚机器的精确性之外,就没有其他规则了——《在流放地》这一台刑罚机器,就像是《城堡》中的城堡——我们无从接近机器或城堡。机器的齿轮等机件发出恐怖的噪声,那块塞口布几乎快被以前的受刑者磨损到无法再用了。K是个土地测量员,但他却无法远离这个蛮荒之地到别的地方去测量土地。K以为城堡的信使巴纳巴斯是一个出现在暴风雪中的天使,但巴纳巴斯不过是一个穿着脏兮兮的男孩儿,那些口信也不是什么真正有用的消息。妙就妙在,卡夫卡全篇可以用这种非语言来写作,恰如天使一般,写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天使,也没有什么土地亟待测量。《城堡》是一本关于人性的非人性作品,又或者说它是一本关于非人性的人性作品。可能我就是在玩弄语言吧。”
约翰·奥托卡尔的发言结束后,讨论进行得非常热烈。心理分析学家吉丝蕾恩·托德和医院社工罗斯玛丽·贝尔两人借由小说引出了对“为什么20世纪初期男性惧怕女性”这一课题的一连串讨论。吉丝蕾恩·托德视小说中K的无奈无为是他对母性人物妖魔化的结果,但罗斯玛丽·贝尔将之归咎于社会压迫的表征。佩尔佩图阿修女表示说她们两人的理解与神明缺失有关,当然“神性”体现于神职人员和威权人物身上,若联系对神明的信仰,便不难解释为什么小说中会出现一座莫名其妙的城堡以及那些狂热的世俗欲望和心境挣扎。汉弗莱·马格斯赞成佩尔佩图阿修女对神明信仰的某部分论点,但也指出作家或任何人都不能只求事情有意义,便凭空设置一个神出来。易卜拉欣·穆斯塔法则说:“神是存在的——这一点卡夫卡本人非常清楚,不管他承不承认。”学生们很快又对小说中K的助手产生了讨论兴趣——这些助手,是不怀好意的骨肉同胞?还是无法无天的受雇职员?是混混沌沌毫无目标?还是埋没于阴茎之下的两颗睾丸?“又或者是K本人受损灵魂的放射物,是精神分裂的一种象征?”约翰·奥托卡尔举一反三,“也可能是在本我和超我不受制的情况下,自我认同的游离放逐?”约翰·奥托卡尔从来没说过这么多话,因此吉丝蕾恩·托德朝他投去友善的微笑。后排的督导员对课堂热烈的气氛也感到满意,在笔记中留下关于课堂的讨论的观察。
下课后,老师和学生们去了酒吧。酒吧的名字叫“山羊与指南针”,店门上挂着一个很惹眼的摇摇晃晃的招牌,招牌上是一只邪恶的患白化病的山羊在操作一个指南针,颇有威廉·布莱克画笔下原神祇乌里森的风格。这间酒吧内部装修以深棕色皮具为主,还有一个大壁炉,只是壁炉里没有烧真的木或炭,放着的是以假乱真的电子煤,连仿制烛台上的灯罩也是假的羊皮纸,而且在酒吧内摆得还不少。他们一群人在酒吧尽头一个漆黑角落找了一张深棕色的大桌子,在桌子两侧的两张高背长靠椅上坐下。长靠椅不够坐,有的人坐在仿中世纪的木凳上。课堂里超过半数的人总是会来这间酒吧,也因此一些强烈的情感关系就这么形成了。一伙人经常给尤娜·温特森的婚姻问题提供建议,或者听汉弗莱·马格斯对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死刑、同性恋等议题发表观点——而同性恋,无疑是时下最引起热议的话题之一。有趣的是,他们以《包法利夫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或普鲁斯特的书为参照物,来对比探讨当今的话题。弗雷德丽卡不想和托马斯·普尔坐得很靠近——托马斯·普尔今天也跟着来了,他正在和几个人深聊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弗雷德丽卡和托马斯·普尔在长桌子的两端分坐,弗雷德丽卡和相邻而坐的约翰·奥托卡尔喝起了红酒,她称赞他写了极好的一篇读书报告。弗雷德丽卡说:“但你以前怎么不发一语?”
“我以前不说话,是因为我觉得我说话的时间没到。”
“我还不知道你的职业是什么。”
“我在一家航运公司编写电脑程序。可以说我是一个数学家。”
“乔治·墨菲来这堂课是他上完摩托车维修课后顺便来上,你呢?”
“我来是为了学习语言。我从来没有正规地运用过语言,我的成长过程中,语言是缺失的。”
“我有一个数学天才弟弟,对语言极不信任。”
“我的情况很复杂,我还有一个同卵双胞胎兄弟,我们两个都是数学家。我们俩从小就说一种隐秘的语言——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我们使用的是手势和动作。我们把所有人都隔离在我们的交流之外,没有人可以听懂我们的话。我们就像是同一个孩子,对着镜子在说话。这种沟通方式令我们两人感到害怕,可越是害怕,越能够加深和强化我们之间的了解——我们需要依附于对方的存在。我们完全隔离了外部世界,同时,我们也称对方为彼此的囚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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