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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一个有传染力的性疾病就是通奸的证据,你有病历之类的证明?”


“是的,有。”


他们的交谈继续着。弗雷德丽卡疏通着自己的记忆,试图讲出更多信息。阿诺德·贝格比承诺会写信给奈杰尔·瑞佛并通知他:他的妻子以受虐为由,向他提出离婚。阿诺德·贝格比说,他会静观奈杰尔·瑞佛会如何回应。在此期间,弗雷德丽卡需要赶快回家,写出一份关于婚姻情况的详细报告,列出被视为有可能构成虐待行为的一切,巨细靡遗,并要尽力写下来能提呈作为通奸证据的所有细节。阿诺德·贝格比也问“瑞佛太太”是否介意夫妻双方在有律师陪同的前提下进行一次“友好”的会面——以谈论离婚、赡养费、监护权、探视和管养方法等相关细节。


“我不想让他知道我住在哪里。”


“这一点有些麻烦,那么你现在住在哪里?”


弗雷德丽卡把自己现在跟托马斯·普尔住在一起的情况告诉了阿诺德·贝格比。“所以你现在与他合住的这位托马斯·普尔先生,是否有结婚的打算?如果你的离婚能够完成的话。”


弗雷德丽卡给出否定的回答。“不……”她说,“我和托马斯·普尔的合住,完全是基于妥善安排才做出的一个决定……我们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关系……我们只是一起分担对孩子的照管……并不是……”


弗雷德丽卡不确定阿诺德·贝格比是否相信她。阿诺德·贝格比说:“如果你诉请离婚,你将需要提出一份声明,请求法庭对你的通奸行为做出慎重判断——我这么说,当然是在你也有通奸行为的假定下。作为你的律师,我有责任将这件事向你阐明。”


“但是我没有通奸,”弗雷德丽卡说,她的语气非常受伤,“一方面,如我所说,我目前正染病……”她因为疑惑,而停顿了辩解。


“如果你没有染病,你会被诱惑?”


“我没那么说,我也不认为……”


“你也不认为那与我有关。但那的确与我有关,瑞佛太太,作为你的诉状代理人,这一切是与我有关的。我不建议你和一个与你毫无亲缘关系的男人继续生活在一起——即使你说同一个屋檐下还有一个可以帮工的保姆和好几个孩子——如果你的丈夫对你的离婚诉求提出反对,这都可能会成为不利于你的事证。”


“可是如果没人帮我照顾孩子的话,我无法工作养家。”


“你可以要求你丈夫提供你和你儿子的生活费。”


“我不会那么做的,我想自食其力。”


“关于你不能和托马斯·普尔继续合住这一点,我不想再加强调。如果你想说服法庭让你获得你儿子的监护权,你现在必须另做打算。”


“可是我和托马斯·普尔的协作安排……”


“坦白说,这不是什么好的协作安排。我建议你搬出去。除非你最终的选择是嫁给普尔先生。你认为他是否想娶你?”


弗雷德丽卡此时处于千头万绪的焦虑中,她没回答。


“思考一下我的问题,瑞佛太太,”阿诺德·贝格比说,他终于露出了微笑,“我们一定能想出一个好办法,你不必如此沮丧。”


“我一下子感到自己泥足深陷。”


“我们会找到帮助你重获自由的方法,不要担心。”


这是弗雷德丽卡第一次做法务相关的陈述,是她向一个带有偏袒倾向却有决断能力的听者,正式讲述的故事。弗雷德丽卡筛选了叙事元素,阿诺德·贝格比分类、评估、重组并扩充了她的讲述。这对弗雷德丽卡来说只是一个开始,以后还会有更多、更多、更多这样的对谈发生。


从阿诺德·贝格比的办公室走出来,广场上的弗雷德丽卡得以沐浴在冬日的阳光之下,她停下来,通过铁栅栏观察对面两个金发孩子的举动。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女孩年纪稍微大些,男孩儿从年龄到个头都有点小,两个人骑着三轮车绕着草坪在沙石铺成的小径上转圈圈。更近些的,是两个妇女背对着弗雷德丽卡坐在长椅上,弗雷德丽卡可以清楚地听到两个妇女的聊天内容。


“要我说,男人真的都是一样的。他总是说:‘你能不能别唠唠叨叨的?’我当然可以停止唠叨——如果他能认真听我说完,并且记住我说的话。但是他觉得我低于他,他觉得我所说的任何事情都是琐碎的,有时候甚至有贬低的意味,于是他听都不听,就继续去思考那些他自以为重要的事情了。我告诉他:‘我也不想满脑子都塞满你不屑一顾、不置可否的问题,如果我不需要帮你记得每一件烦琐无聊的事情,我也可以做一些很深层次的思考。’他完全不在乎我的脑袋是否被塞满了,他自己的脑袋反正是一片白茫茫的冰原,像永远处于无边无际的放空状态,那对他来说是个很私人的个人境界。”


“我觉得他们感受得到威胁吧,”另一个女人说,“他对待我就像对待一只喋喋不休的老母鸡,或者把我当成他老妈,一天到晚阻止他做他想做的事情,警告他做的那些成人世界里的事情都是顽劣下作的,或者不断打他的手指头。我一点也不想当他老妈子,我不想当任何人的老妈子,也不想扇任何人的巴掌,或阻止任何人外出。但你没有多余的选择,如果你家里有人要吃饭要保持整洁的话,你就得当所有人的老妈子。他总是用一种放纵的态度狠狠嘲笑我,以为他自己是个跟他儿子一样大的小男孩儿,如果我一开始要跟他说点家计或家务上的事情,他就要冲出家门去酒吧喝酒了。但是就算离开他的视线,我私下里要是做了点让他看不上眼的什么事情,他就会对我吹胡子瞪眼。”


“没错,他没完没了地问‘有没有这个’或者‘那个放在什么地方’。他可能随时就回来了,回来就问‘有没有可以吃的东西’,或者站在那儿,动也不动,找也不找,朝我问:‘有没有面包?’要不就是:‘牛油放在什么地方?火柴放在什么地方?’那些东西明明就在他眼皮底下。但我必须跑上跑下,帮他拿东西、递东西,他需要我做这些事情。”


“以后别做了。”


“不能不做,自己做反倒省事一点。到头来,落得清闲,不然,他不知道能弄出多少麻烦。”


“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我们都不帮他们做事会怎么样?要是你不帮他做事会怎么样?”


“他搞不好会打我吧,搞不好会离家出走。”


“你真这么想吗?”


“没错。”


两个女人身后爆出一阵大笑——弗雷德丽卡在她们俩身后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也这么觉得!”


那两个女人一唱一和,她们就是哪个合唱团里的人。弗雷德丽卡看到她们俩都戴着巨大的编织帽,一顶黑帽子,一顶白帽子;一样穿人造毛的大衣,一件橘色大衣,一件荧光粉色大衣;她们的口音是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口音,语音标准又饱含幽默感。她们口中的丈夫是一个没有特征、不辨面目的“他”,而从她们对“他”的上下文叙述中,弗雷德丽卡发现两个女人使用的是密不可分或者说合二为一的语气。这就是女性的叙事方法,尤其是看管着孩子们的女人们,几乎都使用同样的叙事方法和陈述结构。也许是因为命运使然,又或是个性特立,弗雷德丽卡从来就不是任何女性讨论小组的成员之一。在小学和中学念书时,她就不怎么得人心;进了剑桥,她的朋友们又都是些男人;嫁给奈杰尔后,她跟奥利芙、罗萨琳德和皮皮更是搭不上话——但她天生的本领是,她能从一组女性谈话中迅速刻画出一个原始的、不具形貌的,却存在普遍性的对话机制和叙述方式,并且喜欢思考:她听到的这番谈话发生过后,那些说话的女人回到各自的人生中,她们自己和她们的男人们的关系会如何被那番谈话影响?女人们要是有志一同地对诸如“西里尔”“弗雷德”“路易斯”“塞巴斯蒂安”们挖苦和批评,会不会让这些男人下次出现在公共场合里时,全都变成毫无特色的“他”“他”“他”“他”?女人们对男人们讽刺过后,会不会因同仇敌忾而结成了处处与男人们唱反调的反对联盟?或者在她们眼里,男人们形象全失,统统沦为笑柄。同时,弗雷德丽卡也已经意识到:刚才与阿诺德·贝格比所做的一席法务咨商,以一种微弱却偏激的方式,确凿地建构或改变了几个人的身份:奈杰尔成了丈夫,她自己成了上诉方,托马斯·普尔成了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的一个人。


她心想:这倒是挺让人兴奋的,她的兴奋点是她发现人类行为可以从动态、变化的观点来审视。


她亦因为自己所经受的“自然人”的经历而感到惊骇。她一直以为她的人生就是她自己,而她可以操控和支配自己人生的一切。即便是那一夜奈杰尔丢下的那把斧头砍伤了她,她一腔怒不可遏的滔天火气,是因为她眼睁睁地让自己受伤了。当然她受伤前,她满怀着从桎梏中逃逸,重新获得自由新生的热望。


但人生的叙事结构像是一张渔网,一个陷阱,它定义着也改变着每一个人,包括她在内。


她在返回托马斯·普尔的公寓的路上继续深思着。到了托马斯·普尔的家,弗雷德丽卡又想起了“前厅”——那个让人稍做停留或等待,接着才能经由这一个场域去往下一个场域的地方。她想道:“不过人生中的确有很多时刻,在我极其有个人身份认知的一些时刻,我仍然必须等待。旅行开始前要等待,分娩前第一次阵痛和最后一次疼痛难忍的阵痛间要等待,考试要等待,登台演讲或演出也要等待;也有一些时刻让我感到人生的完整,比如我很清楚有些事情即将发生,却尚未发生的那种时刻。我的人生就是由这些时刻完整连缀起来的,每个时刻的记忆都如此清晰——尽管这种感受并不重要,尽管这种感受没有依凭。不过,在毫无这种预感的时候,你去站在门口试试,问自己接下来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你绝对是茫然无知的。”


她不记得她嫁给奈杰尔之前的人生是怎么一回事,她也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要走入与奈杰尔的婚姻。


她对于离婚极度恐慌,因为离婚了,她才会得到一条生路;可是她对婚姻的畏惧却是远远不够的,尽管婚姻困住了她。


她的结论是:“彼时的我,脑中空无一物。”她此刻狠狠地捏造着自己以前的形象:“我就是个蠢货!我给奈杰尔的是从未存在于我身上和体内的东西,只因为我脑中空空如也!一个妻子?我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妻子?就像幻影中的海伦去了特洛伊,而真正的海伦却留在埃及无所事事。”


弗雷德丽卡有一连串自我诘问:


“我为什么要结婚呢?


“是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不得不做的一件事。


“为什么?


“反正人们都要结婚。


“但为什么?”


弗雷德丽卡脑海中出现了丹尼尔的伟岸形象,丹尼尔继而娶了她的姐姐斯蒂芬妮。弗雷德丽卡看到斯蒂芬妮的头侧躺在咖啡桌上,又哭又笑地说自己很幸福。


弗雷德丽卡继续自问自答:


“我嫁给奈杰尔是因为斯蒂芬妮嫁给了丹尼尔,结果她死了。


“一派胡言!


“如果不是这样,那到底是为什么?”


图尔德斯·坎托、格里姆上校、参孙·奥里金,这三个已成朋友的人站在舌之剧场外,而舌之剧场内部则挤得水泄不通。乱言塔的居民们正围聚着,要听年轻男子纳西斯的告解。纳西斯站在废弃的祭坛之前,向众人讲述他被一个毛发很多的育婴女佣引诱的过程,接着他又讲到自己对一个笛子老师的沉迷。我之前就曾描述过纳西斯动人的相貌,他的皮肤白得像雪花石膏,却染着玫瑰色的红润,他的头发是黑色与乌檀色相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