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为这项冒险事业喝一杯!”霍利教士高呼，他取出一瓶匈牙利公牛血红酒——这种酒在当时可是很风行很时髦的。酒被呼呼噜噜地倒进各种不会漏水的平底玻璃杯中，他们所有人举杯相庆——包括金妮·格林希尔。她本来在辅导的那位致电者话还没说到一半就挂断了，可能是情绪失控，可能是有访客，可能是过于尴尬，又或者是晕倒了？她不知道是哪一种原因。弗雷德丽卡祝酒时欢呼：“为《乱言塔》干杯!”

他们一饮而尽。

弗雷德丽卡坐在地下室，她在哈梅林广场新家里的地下室。她尝试着书写，但写不出什么东西来。摆在她面前的白纸仍是一个字也没有的一张白纸。现在是黄昏时分，因为寓所刚刚漆过，房间散发着微弱的油漆气味。她透过奶油黄色的软百叶帘看着窗外的墙，窗外的光线穿过了百叶帘，在弗雷德丽卡的纸上洒下了有点叫人心悸的一道道金色和紫灰色的条纹暗影。她现在有了一张浅色的松木书桌和一张深蓝色的塑料椅子，椅子腿是铬合金的。

她周遭全是书纸，却写不出字。托尼·沃森把她为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写的几篇读书报告给《小望远镜》杂志新上任的文学编辑看了。《小望远镜》是布卢姆茨伯里的一本由少数派族群创立的文化周刊，发行量虽然有时低到几乎令人担忧，却因为与超低发行量不成比例的极高声誉和文化影响得以继续出刊。此刻，弗雷德丽卡在这本杂志上与其他三位专栏作者轮流写书评，所以她被成箱成箱的精装本小说包围。她一次评论四五本书，字数在二百五十个字以内——为每本书给出最重要最精简的评价，或者写最少不能少于三十个字的句子。她好不容易学会了怎样在二百五十个字以内写出该写的东西，剔除不该写的东西。基本上，她不可能在评论中写出书的完整梗概，她只能提示——比如描述一种气氛或打出一个比喻，比如：“愤怒青年们的版图”“艾丽斯·默多克式的道德玄机”“缪丽尔·斯帕克[3]的智慧与怪诞”“大卫·斯托里[4]式的北方情怀”“C.P.斯诺[5]《权力走廊》般的叙述”……出版社编辑常常告诉弗雷德丽卡不要使用形容词，她只能尽力遵从，因为形容词肯定能避免一些有歧视意味的说法，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叙事，比如：“惊人的”“平淡的”“暧昧的”“沉闷的”“积极的”“残忍的”“复杂的”“揪心的”。虽然这已是陈词滥调，但好在形容词精确、有效，并有感召力，而且形容词越多，感召力越强，无论别人交代什么，弗雷德丽卡总有自己的标准。她回避使用“生动的”“鲜明的”“明智的”“可笑的”“最大的”“袖珍的”之类的形容词。从感觉自己像是个硬要把流血的大脚塞进玻璃鞋里的臭大姐以来，她已经学会在各种可能性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只能说她公平行事。任何一句尖酸刻薄的评语必须被一句纯粹的描述句平衡。每星期，两位或三位小说家会针对弗雷德丽卡在书评中“漏写”或者在文中没有提及的部分，写出至少一千字的愤怒回击。不管怎样，书评专栏成了弗雷德丽卡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当然这么做比那些写了一箱一箱被拒绝出版的书稿要赚钱多了——那些可是他们自己辛勤写下的文字。基本上，经她阅读和评论过的书，每本都能卖出二十本吧。读得多了以后，她变得非常明确：怎样才能写出一部不像样的小说，或者，怎样写才写得不像是小说。

在她书桌的另一侧，是她为她教的文学课所准备的一摞书，她正在为比较《霍华德庄园》和《恋爱中的女人》两本书里爱情与婚姻的一节课备课，她在大纲上写下：

“在《霍华德庄园》里，玛格丽特·施莱格尔的人生信条便是‘只有联结’，但是她必须承认自己的失败；而《恋爱中的女人》里，鲁珀特·伯金花了大量时间在诽谤‘联结’的概念，并表述他对‘爱情’所抱持的无节制的猜疑和对抗。但结尾，鲁珀特·伯金却陷入一种神秘幻视般的合一和联结中，这是语言所无以描述的。

“两位作家、两部小说都在文中声称：‘机械时代’和‘人类激情’是两相对立、抗衡的。在这种意义上说，两本书都带有田园诗般的情怀，暗示着爱才是完满的。或者说简单点，在原始的或伊甸园的往昔中，爱是自然而然的——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社会’变得复杂或工作并未机械化之前。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她想不如直接扔掉这写了半页纸的教学大纲，但她知道不能扔，大纲必须得写出来才行。“把你认为有关系的一切，把你反感、认为不可接受的所有事情都写下来，”弗雷德丽卡想起律师阿诺德·贝格比对她说过，“我会把你提供的资料以书面文字形式整理好，我会重新改写一遍。”

弗雷德丽卡想要呕吐。她努力了三四次，写下了这么几行字：

他殴打我。

我丈夫殴打我。

奈杰尔殴打我。

最后一行被她狠狠画掉。

他用他的手背猛攻我，意欲伤害我。

他受过伤害别人的训练。

他曾表明过这一点。

她把“猛攻”改成“击中”，她脑中有模糊的意识，她认为这篇“交代”文字应该是只给出基本事实的、不带感情色彩的、严谨又中立的——她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想。但“猛攻”显然带有强烈的感情控诉。

当我反锁自己，躲进浴室里时，他关掉了整栋住宅的电源，把我独留在黑暗中。

这一段关于奈杰尔的描写，尽管相当令人惊惧也甚具羞辱意味，但能否被归类于虐待？或者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恶作剧？

我当时很害怕，担心，恐慌。

她把所有的字都画掉了。

当我试图逃跑时，他朝我背后扔了一把斧子。

他受过军队训练，他是准备要击中我的。

弗雷德丽卡自己的观点算证据，还是不算证据？或者只是她偏执的观点？她仍记得那天夜里土地的气息，记得仿佛在扭动的地平线上，记得扑打着的翅膀的声音，这一切可能只存在于她头脑的想象中。她不记得那一记斧头砍下去的猛挫，她只记得后来伤口渗血和流脓以及瘀伤处不断变换的颜色。

奈杰尔可怕的脸孔。

他不是个怪物。

伤口对她造成的伤害程度远不及他的拒绝造成的伤害程度大。他在拒绝她外出工作的时候，既生气又和气——怎么会有一个人能在回答是否允许她工作时，同时流露出这两种情绪？伤口对她造成的伤害程度也远不及当时她对奈杰尔会否允许她工作的臆断假设——真的是这样的。但弗雷德丽卡很清楚，无论是贝格比先生还是离婚法庭，都不会对她个人的人性反思有任何兴趣，她写道：

他立场坚定地拒绝我与他讨论我从事任何工作的可能性。

尽管我当初嫁给他时，不认为我会被限制去工作。他声称仰慕我的智慧和独立。

声称？是吗？他说过吗？这些字眼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还把我父亲的头往门上撞。

他也攻击过我的姐夫，我的姐夫是个牧师。

她的诉请资料在她自己看来写得令人作呕，因为它支离破碎，几乎不具实际的求情功能。而这最多只是让读了这份资料的人洒几点同情的眼泪，对人为的蠢行哑然失笑。

她的诉请资料令人作呕的另一原因是它形同谎言，它重新交代真实事件，只为使其达到一个有效目的——让弗雷德丽卡从这个早已变成陷阱的婚姻中脱身——所以，这份资料以不妥不当的语言，只记述一面之词。不妥不当？是有欺骗性的？还是证据不足的？

弗雷德丽卡想：这全都是我自己的错误，至少奈杰尔是全心全意地想要与我结合的。他是真心的，不管这段婚姻最终变得多么荒唐愚昧，我一开始就不是真心的，我一直有顾虑，我一直很明白：我不该蹚婚姻这趟浑水。

她的思绪纷乱交缠：我嫁给他是因为我是个女人，我想为人生做个了结，不用再去考虑到底要不要结婚，不用再去伤神：我是谁，我到底在哪里？我也不满意当时我的状况，可我明明应该对自己有全盘掌握，所以我说这都是我的错——但这些事情我不能写出来，无论如何也不能写。

她继续没有头绪地思索着：尽管如此，我们也许能想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

可是他永远都不在家。

这是怎样一番哀鸣？这是怎样一份怨怼？

我与他的女眷们被禁锢在一起，就像住在城壕围绕的庄园里的玛丽安娜[6]一样，不，甚至还不如她。

我真不应该写这些东西。钢笔的每一笔墨迹，都在摧毁一点我试图紧紧握住的真实又和谐的回忆，或者说这是一种无须言语的公正，又或是对不可外扬的家丑的保护。

她写了“粪便”“他妈的”几个字，又都画掉了。

要我写成一篇对我人生经历的讽刺文章，一个文学艺术作品，或一部两者皆有的虚构小说，我倒是写得出来。

我嫁给奈杰尔，是因为我对《霍华德庄园》里玛格丽特·施莱格尔的迷恋与崇拜，因为我是个读者，我是一个亲爱的读者。

我嫁给奈杰尔，是因为我姐姐去世了，奈杰尔给了我慰藉。

但这篇供述并不是为了揭开我嫁给奈杰尔的缘由，而是为了记录奈杰尔的所作所为，记录奈杰尔对我的暴力、虐待言行，以便让我从我的错误决定中抽身。

我写下这些事情，好让一些人可以对奈杰尔做出判决，而我也借此对自己做出判决——真是一件事牵连着另一件事。无论是对奈杰尔还是对我的判决，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叫人无法忍受的，不如说这是肮脏下流的。

她只好转向自己的备课大纲，她想努力在这份大纲上写出点有用的文字，于是又在自己已经划定好的令人厌烦的分类小标题下写了起来。

《霍华德庄园》第22章

玛格丽特在晨间向她的主上致以奇怪而温柔的问候。她的主人亨利·威尔考克斯，或者说威尔考克斯先生，是一个成熟的男子，玛格丽特或许能够帮助他把那座连接起人们心中的散文和激情的彩虹之桥建成。因为如果没有这座桥，我们都是无意义的碎片，是未闻道的僧人，是未除尽兽性的野兽，是没有连起来的拱形，是没有开化的人。只有那座桥带来的联结，爱情才能产生，爱情才能落在桥的最高点上，在一片灰暗寡淡中闪现出光芒，却又比火焰更加朴素干净。那个人如果能从联结之桥的任何一端看到爱情羽翼的荣光，必定是个幸福的人。他灵魂的路径是整洁的，他和他的朋友们也会觉得他的灵魂道路是平坦易行的。

但是要走上威尔考克斯先生的灵魂之路却是困难的。他自年幼就漠视了自己的灵魂。他如是说：“我不是一个会关注我自己内心的家伙。”他的外在是兴高采烈、可信可靠、勇敢无畏的，但是在他的内心，他外在的美好特质，全都转化成混乱、制约，只要能够制约的，他都要制约，他奉行的是一种不完全的禁欲主义。不管他的身份是少年、丈夫，还是鳏夫，他总是有一种隐匿的信仰——他认为肉体激情是不良的，那是一种只有他被激情拥抱时才涌上心头的信仰，而宗教加固了他的这种信仰。在星期天早上经由高声诵读而灌输给他或其他令人尊敬的绅士的那些话，也曾一度点燃了亚历山大的圣加大肋纳和圣方济各亚西西[7]的灵魂，把他们的灵魂烧成了对肉身的白热化的愤恨之火。威尔考克斯先生无法像圣人一样带着天使般无比快乐的炽热之心去爱上帝，但他却可以对爱自己的妻子保有一点羞耻之心。“爱，又不敢爱。”于是，玛格丽特·施莱格尔希望自己能够帮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