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绮丝女士在绝望之中撒了一个谎,只为了给那个年轻人一线生机。
此时的纳西斯人在灌木丛深处,浑身僵硬,纹丝不动,他原本在小解,尿到一半,他的阳具正被他握在手中,阳具和他人一样,像被冻住了,他不敢继续尿,连抖动也不敢,怕因阳具不小心弄出动静,害他被擒获。当纳西斯听到洛绮丝女士奋力一呼,想要警告并拯救他的时候,他陷入了天人交战,是否应该冲出灌木丛去保护她?但这不切合实际,毕竟猎犬在侧,而弓箭手也随时待命。还是留在原处,接受她相救的一番心意?其实他根本无须两难,也不用在道德良知中迷走,因为猎犬嗅到了他的气味,一路追踪到了灌木丛中。猎犬冲跳过去就开始残暴撕咬他没系上纽扣的马裤,他漂亮的双手以及他企图用双手护住的柔嫩阳具,也没有幸免,顷刻间,他的双手和胯下已是一片血肉模糊。考沃特赶到了,一把抓起纳西斯,把纳西斯绑到马鞍上,纳西斯血流如注,失去意识;考沃特也把洛绮丝女士捆了起来,她衣衫不整,目光呆滞。所有人骑马回到了乱言塔。
“我们或许能尽力救她。”图尔德斯·坎托悄悄跟格里姆上校说。
“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不过,我们可能连自己也救不了。”格里姆上校说。
“不能让她经历那种惩罚,直接被处死都比接受那种惩罚来得好。”参孙·奥里金说,“至少死还比较快一点。”
但是他们没有来得及救出洛绮丝女士,洛绮丝女士所要面临的惩罚缓慢得堪比凌迟。
考沃特对再也无法逃离的这位女士说:“现在,我要向你展示我为你准备好的这一套机械。我要为你详尽地介绍它的精密、复杂,和它令你飘飘欲仙又让你生不如死的原理。不要着急,我一样一样讲解。”
考沃特拍了拍手,一台带轮子的手推车被推到了舞台正中——是的,这一切发生在一个舞台上。手推车的上面摆放着一个小巧、尖锐的塔形或角楼形金属制圆锥形物件,它的表面是平滑的,底部像是一个蠢人才会戴的那种有伸缩性的帽子一样,整个器具底部拴在一条皮带上,可以挤压和拉伸,整体上看起来,像是一个奇形怪状的马镫。
考沃特说:“假如说,这个工具缠在你的关节上,当皮带从它设计独特的底部的那些小孔洞中被拉紧,那些钢制的尖齿就会刺出来,狠狠地刺穿它们接触到的表面,因此能紧紧固定在一处;而当它的尖状的顶端插入任何可以插进去的绵软的缝隙,它的圆棒便会打开无数的小口,从小口中会探出无数微小的舌尖,那些舌尖会缠绕、舔舐和搔痒,但这些小舌尖也是精钢制成的,事实上它们是磨砺过的刀锋,所以能够进行刨削、切割、雕刻等运作,一丝一毫、一方一寸。”考沃特接下来直截了当地对洛绮丝女士说:“这个工具是专门为进入你的身体而设计的,能从内部扩张开来,顶点的尖头是它开花结果的地方,但它一路延伸挺进的过程中,带来的是高潮不断,它就像一个名副其实的密林,各种灌木栉比丛生,伸出柔软的、深探的触手,它们一起运作时,能带来强烈的快感——这些折叠式小刀、小叉子、小镊子、剪刀、转动的细丝、搅拌齿轮、钳子、针,会在震动、液体分泌和气体流动中一触即发,协同合作……”
考沃特故作正经地说:“我会认真观察和研究:快感与痛感是否有一种善变的、绝佳的关联?相当引人入胜的是:快感与痛感是否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快感是不是在恐惧心理的作用下无意识产生的?当然也有人说:如果以死亡来对比,女人的性高潮的猛烈程度几乎与绞刑致死的惨烈程度无异。”
洛绮丝女士耳闻也阅读过许多男女英雄英勇面对摧残折辱的故事。她真诚地相信如果施虐者或行刑者的毅力和决心更加顽固、强悍,那么那些英雄是根本撑不下去的。她也真诚地相信,自己还有最后一次乞求、告饶的机会,但在某种意念的支持下,她拒绝了那个机会,她告别了以前的自己。她觉得贪生怕死不该是此刻这个洛绮丝的所作所为,她觉得自己不该奢望能挺过这个工具对其“设计目的”和“服务功能”的实践。她漠然地说:“真是个精妙的工具啊。”
“我也这么觉得,毕竟我花了很多心血来研制。”
“既然如此独具匠心,想必消耗了不少的试验品。”
“虽说是这样没错,但我自己也辛勤地付出了体力。”
“这么费神耗时才做出来的工具,我想大概从我们一迁居到乱言塔,甚至还在赶路时,你就开始设计了吧?”
“是的,我一直把设计计划藏在我的头脑中。”
“请告诉我,考沃特,这个工具是设计给不特定的对象,还是专门为我设计的……”
“它自始至终都是为你设计的,它的尺寸、比例和构造,都为你量身定制,我一次又一次地亲自测量,就是为了能把它放进你身下的那个珠宝匣。”
“所以当我们历尽千难万险奔赴此地,你就已经知道一切要这样终结?”
“我的一切都不会终结,”考沃特说,“但你的一切会在此终结,除非我的工具是有瑕疵、有缺陷的,不过请放心,我保证它的使用效果尽如人意。”
“对我们那伟大的设计师而言,讽刺是最没用的武器。”格里姆上校观望后,说了这句话。
“讽刺?如果你是个女的,当他把一个会噬咬、会擦伤、会锯割的金属装置放进你的屄里,那时候,讽刺才是最没用的武器!”图尔德斯·坎托愤怒地说。
“在死亡之前,讽刺是最后一种满足了。”参孙·奥里金悄声说,“对一般命运多舛的女人来说,死可能都是一种满足。但是对那位堪怜的洛绮丝女士来说,她的死却不会令任何人满足,尤其对我们伟大的设计师来说,更是如此,我相信他不会从她的死里得到他预想的那种满足。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足够的眼界可以预知:他最终体验到的满足并不会如想象中那么大——就算一开始有满足,在不间断的重复的试验中,这种满足也不见得有任何增强……我看,是时候筹划我们自己的出逃了。你们说呢?我们应该比那两个头脑简单的人更有计谋、更有魄力吧?”
格里姆上校似乎有点答非所问:“我一直以为,你的信仰是最好不要降生于世。如果不幸降生于世,那么最好能死得快一点。所以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想要离开乱言塔,如果你留下来的话,你所谓的第二件‘最好’的事——死得快一点,这种命运似乎随时都会逼近,随时都有可能降临。”
“我个人是禁欲的,我将性欲享受从人生中摒除。”参孙·奥里金也没有直接回应格里姆上校的疑惑,“我不想死于一个疼痛感的试验,也不想死于某人对某事丧心病狂的钻研。如果不考虑离开,我们应该想方设法来满足我们伟大的设计师,与此同时也尽量保全、怡悦我们自己。”
“那么你就违反了你的人生准则。”
“至少不会违反你的人生准则,上校先生,我们清楚你精于此道。”
《乱言塔》的封面上,是一座蓝黑夜色中的黑塔,塔楼的图案则带有迪士尼风格,一轮白色的月亮悬在其中一座塔楼的塔尖上,白色的拱形窗户反射着月亮的寒光。塔下是一队衣衫不整的人,多数是女性的形象,她们穿着高腰的紧身裙,披头散发、乳房外露,排在呈螺旋状登塔那队人的队伍末端,人群的影像最终消失在一个门廊中。封面上的人让弗雷德丽卡觉得有些似曾相识,或许是因为他们轻薄到几乎透明的衣服——啊,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那些千里迢迢从四面八方赶来上夜间课程,热爱着艺术的“虔诚”女学生,穿的不也是很类似的衣服?这让弗雷德丽卡莞尔一笑。她的视线回到这本书上,书的封面印刷只用了三种颜色:钴蓝色、黑色、粉色,封面上写着“乱言塔”,书名下一行是“裘德·梅森著”,字体是统一的黑色哥特体。翻到扉页,有一句话:“乱言塔: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裘德·梅森[著]”。这本书出版于1966年3月,弗雷德丽卡收到了两本赠书,一本是鲁珀特·帕罗特寄来的,赠言写着:“感谢你让这本书进入我的视线中,我确信这本书是值得出版的,希望这本书能不负众望,成为畅销书。”另一本是裘德·梅森寄来的,他的赠言是这样写的:“致弗雷德丽卡:一个曾经觉得我无法成事,后来又鞭策着我让我成事的人。让我以可能是最不恰当的理解来称呼你为‘这本书唯一的催生者’。我胡言乱语,我向你致敬。——裘德。”
这个封面在弗雷德丽卡看来尚能过关,说精美就谈不上了。不过达到了刺激视觉的效果,而且简约。缺点是多多少少给人一种“这是一本托尔金式奇幻小说”的错觉。
弗雷德丽卡也留意到几篇书评。有一篇是《每日电讯报》的评论,刊载着评论的那份报纸是阿加莎从教育部拿回家的。这篇评论的题目为《我们堕落的深层次症状》。评论说,这本书是极少能显现出力道的书,那些对官能主义、变态刺激的需索无度,对惊世骇俗之心的决绝贯彻,在书中都有所回应,但是这样的处理,只能让本来就有愤世嫉俗情绪的读者,难以接受该书极力传达的震撼——或者说,要达到唤醒此类读者这一目标,作者只能无所不用其极,以更极端更粗野的笔触来行文。评论者写道:“我们身处一个病态社会,显然,这个社会中的一切都在向下沉沦,无论书籍、社会行为、时装款式,还是毫无意义的装腔作势,都是沉沦的写照。在一个健康而充满精力的社会里,这本书可能不会被出版,因为出版人会有应有的信念,也会有守护这种信念的勇气。在如今虚伪的自由主义风气下,可预见的是,任何原本不见光的东西都能堂而皇之地从石缝里钻出来,并在大太阳底下炫耀自己的存在感。”
《卫报》的评论标题为《受伤的外科医生来铺了钢板》,评论总结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病态的社会中,我们面对自身病态的方法是面对病态,与病态共生,并把我们藏匿羞耻心、诡计遁词、分裂意识、钝化感知的地方统统掀个底朝天,摊在太阳下,然后勇敢地穿越污秽和嫌恶,换取新知、新解。我们处于一个崩溃的精神状态中,只有让我们的压抑感也一起彻底崩溃,才能使我们真正意识到自己到底有多病态,从而由此走上一条艰难又危险的自我重塑之路。评论人坚持的观点是:“我们必须得接受一个事实:我们都是令人恶心的!”评论人更盛赞裘德·梅森:“裘德·梅森替我们所有人,向前走出了无畏无惧的第一步!”
《文汇》[1]上有一篇署名为“玛丽-弗朗斯·史密斯”的长篇评论文章,署名下方点明了玛丽-弗朗斯·史密斯的身份:“伦敦大学艾伯特王子学院比较文学系卡莱尔教授。”史密斯教授本身是位学者,她将《乱言塔》作为学术论文来分析,试图揭示“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思想家查尔斯·傅立叶和作家萨德侯爵自由探索精神和艺术表达理念在书中的渗透。史密斯教授撰述说:“尽管萨德侯爵被囚禁在巴士底狱,却能够通过他茅厕里的排水管驱策世人。”她还写道:“目前的法国思想家继承了超现实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遗风,对傅立叶和萨德侯爵的观点有着相当浓厚的兴趣。傅立叶比较温和地相信,对任何一种人性欲望的尽可能满足与宽容,都能将人类和谐地引至一个新天堂,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萨德侯爵的信仰尽管比较黑暗,却与傅立叶如出一辙,同时更加激进,萨德认为人类的自然激情应该被政府承认和容许,他亦坚持,非常态的行为可被视作将人类与原始天性沟通的一种有利工具,也能够给人类提供窥察、洞悉自己天性的方法。萨德侯爵对违反伦常、背离道德的哲学兴趣,可以与尼采的某些学说产生联系,毕竟尼采曾说:人们从《俄狄浦斯王》中汲取的智慧经验,从《哈姆雷特》中收获的谅解感受,都与人类的非常态行为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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