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罗特显然独具慧眼，他总能嗅到那些有伤风化的书一旦出版所能带来的商业成功——他还曾经出版过菲莉丝·普拉特的《日常食品》，那本书描写了与乡野神职人员有关的持刀伤人事件和鹅肝危机，是一本畅销书。

裘德点了几种法式甜点，他的吃相极其贪婪，他用又长又黄的牙齿穿刺进那些糕点里，狼吞虎咽、大快朵颐。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吞食了一个天鹅形状的蛋白糖霜，一口咬断了天鹅的头；他又吃了一个名叫“修女”的泡芙类甜点，“修女”有一个淋巧克力酱的小圆头，小圆头坐在一个肥硕的灌满了奶油的糕体上；他还吃了两块蝴蝶酥。他说他不是经常都有吃法式甜点的机会，他喜欢美食，但吃得很少——在他看来，“匮乏是一个避免脑满肠肥的好方法”。他不饮酒，也不吸烟。我猜测，裘德会不会像蒂莫西·利里[3]一样，也认为迷幻药比现今社会上如酒精、尼古丁一般的“心灵麻醉剂”更加健康、有效？我的猜想令他愤愤不平。他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话：“我不需要致幻剂、扩胸器、吊袜带或电熨斗。”我的直觉是他强烈地认为我的智力远在他之下，所以，我的问题根本不值得被严肃对待、认真回答。

不少评论人在书评中预期《乱言塔》很有可能会成为一本在特定群体中受到狂热追捧的小众读物，尤其会吸引年轻的、赶时髦的族群，以及阿尔托、彼得·布鲁克、《歌门鬼城》、柏洛兹的追随者们。裘德·梅森本人，在我眼里，是一个标准的嬉皮士，是一个花里胡哨的精英文化分子。他驳斥了我的观察所得，类比了“破卵而生”的彼得·潘，裘德说：“我就是我，从未变过；我的头发就是我的头发，从来没有曲直长短的变化；我的书就是我的书，从我的头脑中蹦出来后就是有血有肉的一本书。我的一切，自成一格。”

除此之外，他是否也喜欢他的艺术系学生们呢？我期盼他除了喜欢自己，除了喜欢断了头的“天鹅点心”“修女点心”之外，也喜欢点别的东西。

“那些学生真是令人反胃!”他脱口而出，随即又改口，或说更正，“那些学生本身正处于一个令人反胃的状态中。他们正在拉断他们的枷锁。他们不会因压制而屈服，去盲目地和谁表现出亲密，也不会被盛名所惑，认为有必要朝拜米开朗琪罗的绘画，或赞美罗斯金的技巧。他们都会尽量保持各自的独创性，这是一种很新的意识，这证明他们没有被陈腐的美学教条和复杂的艺术史所玷污，清新、纯真和质朴的气息反应在这些学生的身上和作品中。”裘德说这番话的时候，看起来很严谨，但我也难辨其所言真伪。

我问他是否认为《乱言塔》会拥有一大批读者。他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是的，我对此没有疑问。”我追问他为什么，问他书中的哪些部分或哪些内容最脍炙人口。

“噢，”他说，“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以爱为名义或信仰，对他人做出恐怖的事情。而读者们喜欢读人类互相作恶的故事，因为他们自己也想得知怎么残害他们心中所爱的人，他们自己也想掌握叙述这些事情的方法，毕竟，在我看来——很自然地——爱读故事的人都会走到写故事这一步。故事，让这个世界维持转动，就像热内用偷窃来促进商品流动的道理一样。”

他从一块大的卷心甜点上咬下了一口，奶油喷射出来的一瞬，我看到他在对我微笑。

鲁珀特·帕罗特读完这篇专访文章后，朝着休·平克大吼大叫。他的吼声中总有着一丝气音的质感，听得出来，吼叫者本人也在苦苦压抑这种气音。他吼的是：“以后绝不许裘德·梅森再接受任何采访!裘德·梅森让所有与这本书有关的人都颜面尽失!”休·平克和颜悦色地给出自己的想法：很可能裘德尽量配合完成了一个像样的采访，但记者可能无缘无故地讨厌裘德，或讨厌那间甜点店，或讨厌其他的什么东西。“就比如裘德的气味，”休·平克说，“不过那位女记者已经相当有修养地没在文章中提及他的气味，想必蛋白糖霜的香甜和裘德身上的酸臭混合起来，肯定不怎么好闻吧。”休还觉得这篇专访能够刺激书的销量，他说得没错。《乱言塔》首印一下子就卖出了三千本，并且仍在热销。

弗雷德丽卡在自己的办公室外面被裘德拦住。他又从他的内兜里掏出那一叠书评和报道，气急败坏地抽出《伦敦标准晚报》的那篇专访。他暴跳如雷，最令他诟病的是玛丽安娜·图古德在介绍菲莉丝·普拉特的小说《日常食品》时，说它是描述“鹅肝危机”的一本书。“这些年轻人简直目不识丁!”他嚷嚷着，“明明不会，还写什么法语!‘Crise de foi’才是‘信仰危机’!她写成‘Crise de foie’，多加一个字母，变成了‘鹅肝危机’!她以为来到了法式小馆，就要跟鹅肝挂上钩吗？什么鹅肝？简直是一头蠢猪!”

“那可能是个笑话，是她故意埋下的一个双关语吧？”

“你别跟着傻了!她才没聪明到能有这么诙谐幽默的表达，她完全是蠢猪!你快看看她引述我说‘那些令人反胃的艺术系学生懒得苦练基本功，也不愿学习伟人’的那段。她根本听不出我的反讽!”

“记者永远也听不出来反讽——实际上，大多数人都听不出来，你和我都一样。她可能心知肚明这一点，因此才故意把‘信仰危机’写成‘鹅肝危机’，这就是她的反讽。”

“反正她把我写得像个傻瓜一样。她也完全没报道我对书的内容、对角色、对主旨所发表的真实想法。却在取笑我的牙齿。”

“但你看起来像是自讨没趣，这你是知道的。”

“我讨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讨啊!”

弗雷德丽卡的眼光被另一篇刊登不久的书评吸引住了。

“那是安东尼·伯吉斯写的么？可以让我读一下么？”

伯吉斯的书评从一段对恶的阐述开始，他用戈尔丁的格言提纲挈领：“恶出于人，有如蜜产于蜂。”伯吉斯提出一个看法：英国人总是对于“恶”感到局促不安。伯吉斯写道：英国人无法越过对与错来看事情，他们总是自然而然地依照世俗喜剧的标准来进行判断，在他们心目中，道德品行跟社会等级紧密地纠缠在一起。而在天主教和加尔文教派教义占主导地位的地域，作家们就不惮于指出地狱中充满着硫黄的臭味，也勇于直面善与恶永恒的对峙。接下来，伯吉斯还引用了阿尔·阿尔瓦雷斯现代诗诗集中激励人心的序文《超越了文雅的原则》，与犹太人大屠杀、核威慑等现代史上人类的恶行相对照。

伯吉斯说：“裘德·梅森，更是远远地超越了文雅的原则。在希波的奥古斯丁和贝拉基的论战中，希波的奥古斯丁强调原罪，称人类本来完全堕落；而爱尔兰的异端分子贝拉基则否认原罪，他相信人可以经由自由意志和合理地运用德行而获得救赎。”伯吉斯问，那么，谁不会本能地倾向于赞同贝拉基的说法？另外会有谁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会不惧怕，会接受那位阴沉的奥古斯丁主教的论点？毕竟奥古斯丁认为人类无论如何挣扎，都将永远陷于毁灭、背叛、虐行的圈套中，因为这一切背后，有一个类机械化的系统在主宰。

伯吉斯指出，裘德·梅森则是20世纪60年代的新派艺术家，寓言编撰者。他的寓言故事在一个更像“后大革命时代”的法国这一背景设定中，重现了奥古斯丁和贝拉基的交锋，而在裘德构建的时空中，萨德侯爵冷笑着宣扬着对自由和恐惧的理论，萨德侯爵因此化为一个变节的奥古斯丁信徒；与此同时，温柔亲切又疯疯癫癫的查尔斯·傅立叶创建了一个和谐的乌托邦境界，在那个境界里，繁星互相辉耀，并合唱出悠扬婉转的歌，因为人类的激情欲望和性爱自由以及无尽欢愉，温润了宇宙，并改变了天体的乐章，把海洋翻覆成一汪酸甜适口的柠檬汁，鲨鱼成了超级邮轮，大型虎鲨成了大型运输设备。“裘德·梅森笔下的角色，搅进了他们伟大的设计师——一个典型傅立叶主义者的乌托邦构想中，”伯吉斯分析道，“那个乌托邦构想是条粗壮的机械传送带，能把所有人运载到萨德侯爵的地下暗道和地牢中。”

伯吉斯还大胆预测裘德的这本书含有“堕落和腐化倾向”，很有可能会因淫秽猥琐、有伤风化而面临被起诉的巨大风险。但伯吉斯又心存疑问：这本书会不会也会因为同样的理由，而被还以清白？伯吉斯说：“真正的色情作品是有动力学作用的，能把一切转化成实际行动，因色情作品是挑逗的、刺激的，让肢体产生兴奋，让精神寻找释放。因此，《乱言塔》不能被归类于色情作品，因为作者深刻关心的还是道德，是对与错，所以他笔下的内容是缺乏动力学质量的。”伯吉斯论证道：“艺术的价值总是被能让人由静至动、付诸实践的那些元素所磨灭，这些元素一出现，艺术的价值就荡然无存。另外，色情作品和八股文字如果从纯粹的美学标准上判断，都是应该被唾弃的。”在伯吉斯看来，裘德·梅森是既八股又色情的，经由伯吉斯的推测，裘德将自己的立场投射在他塑造的一个角色中，那个角色便是参孙·奥里金，那个被克雷布斯人交还给考沃特的人质，最终向考沃特投诚的前敌对分子。这个人物在书中，表现出一种尼采式的人格，并宣称应该克制本能冲动和性欲望。可是这个人物在现实中对应的正是作者裘德·梅森，裘德·梅森选择构筑起这个寓言，这一切都是裘德·梅森锻造出的一台机器和为机器设计的发条装置。他又反过来以戏仿或模仿的方式戏谑这台机器及其驱动原理，讽刺施虐狂和受虐狂的华丽装扮和残虐玩具，斥责人类肤浅的色情伪装和变态狂欢。读者可以自行判别：他的搔痒真的让人春心荡漾？他文字中的齿轮开动时，真的能顺便打开引起效仿的开关？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不制动，而制静。伯吉斯列举《尤利西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虹》说：“这些文学作品本身的情感已于书页间卸除殆尽，却在书页外制造出被艺术净化过的情感抒发。”裘德·梅森，尽管有着不可低估的才华和独创性，却在一种暧昧和危险的方式中进行创造。弗洛伊德和靡菲斯特[4]可能会对着裘德·梅森露出嘲弄的笑容，就像裘德·梅森自己看着他笔下的考沃特时所流露的表情一样。

1966年3月，《乱言塔》出版；4月，哈罗德·威尔逊以突飞猛进的高达97%的有效多数票赢得了大选。《乱言塔》已经卖出了六千本，并引起热议。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告诉弗雷德丽卡：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牛津大学英语系讲师娜奥米·卢里博士私下里向亚历山大透露，皇家检控署的检察总长已经要求她阅读《乱言塔》，并提交一份报告，给出依据1959年的《淫秽出版物法》法令对这本书提起控诉恰当与否的意见，她还被要求对专家是否会支持这本书进行观点收集。卢里博士对亚历山大说：“我不喜欢这本书，但我认为从文学价值的层面上看，这本书是值得出版的。”

新一届国会里出现了几位新的议员，其中一位是赫米娅·克罗斯教授。她是一位内科医生，也是卫理公会的司祷员，她所在的利物浦选区既包含风气开放的城郊区域，又有一些市政府所属的公共住宅区，为各种不同种族的居民分区居住。克罗斯教授在议会质询当中询问总检察长准备对这样一本居心险恶、不堪入目，却得到某些误导性赞誉的书采取怎样的措施。总检察长默文·贝茨爵士回应说，相信这本书的销售高峰期已过，而且它定价过高，无法在广大范围内流通，另外，文学评论界整体上倾向于认为这个作品具一定文学价值。但克罗斯教授反驳说，她认为这本书以诱惑性的手段来表现虐待行为，考虑到我们目前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恐慌的时代，人心极易受到蒙骗和蛊惑，很不幸地，文学作品无疑能够影响人的心志——尤其是那些本已倾向于接受恶念的人，更容易在书的支配下，实施虐待或自甘堕落。克罗斯教授一并提及了对犯下“沼泽谋杀案”的伊恩·布雷迪、迈拉·欣德利的审判，但没有直接将《乱言塔》与两人的凶案相提并论。克罗斯教授的说法得到了托利党议员伊夫林·梅登的认同——他来自萨福克郡，是一名爵士，伊夫林表示自己也读过这本书，说它是“一团肮脏、很肮脏、太肮脏、再肮脏不过的湿粪”。除了伊夫林·梅登外，克罗斯教授还得到了下议院其他托利党后座议员的支持。国会质询过后，当周周末出版的《星期日报》和其他几份周末报纸上刊登了数篇文章，讽刺对《乱言塔》发起攻击的国会议员，其中一份报纸还刊登了一幅漫画，画中，克罗斯教授打扮得像个女头目，挥舞着皮鞭，鞭打一个跪爬的光屁股的男人，那个男人被认为是鲁珀特·帕罗特——因为从外貌特征上看，不像是裘德·梅森。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成员、自由撰稿人罗杰·梅戈格也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棍棒和石块会砸碎你自己的骨头》，他在文章中毫不留情地猛烈抨击对文章和言论的限制行为。他写道：“其实最精确的一句解释是‘文字伤不了你’。在面对煽动、引诱和多种多样的刺激时，任何人都有足够的自由和权利，去决定该做出怎样的反应；而对于那些心灵脆弱或冥顽不化的人来说，我们所能做的是尽量去教育他们，使他们得到明辨是非的能力，而不是去压制别人的自由。保持机警是必要的，却不能摆出高压专制的姿态……”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评论刊登后，隔天，也就是星期一，克罗斯博士宣称如果皇家检控署不针对这本书采取应有的行动，那么她就要援引1959年《淫秽出版物法》法令的第三条款，对《乱言塔》的出版人和作者提起自诉。巧合的是棘手的“沼泽谋杀案”也正在审理当中，这更让《乱言塔》蒙上一层具“危险影响”的阴影，因此，这迫使皇家检控署不得不宣布对这本书提起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