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丽卡在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男洗手间外遇到了裘德·梅森，他依然穿着那件蓝丝绒裙袍——可能本该是一个名叫卡罗琳的女人才会穿的东西。要是用地毯拍打器拍掸那件衣服，上面陈年累积的油渍污垢可能会化成云朵飘走。他的头发扭曲僵直，可能再也梳不开，灰蒙蒙地像落了一层铁屑，从远古时就未曾清除的油脂分泌物让他部分的头发结成硬块，油油亮亮的，长发一直延伸到他裙袍的褶边上。裙袍上长满淡淡的斑点，像一只只振翅欲飞的蛾子。也许是刚从洗手间出来，他身上还沾着粉色厕纸的纸屑，将整件衣服装饰得更有视觉爆发力。他身上本来就有一种酸腐味，现在又加上了马桶的气味。弗雷德丽卡谢谢他赠的书，并祝贺他第一本书的出版，问他读到的书评是否令他开心。

听到“书评”二字，裘德的脸悲戚地皱缩到一起。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评论文章，抽出一篇，念了一点。

“我能开心得起来吗？”他说，“你试试看被人称为‘下流疫病的后遗症’是什么感觉？我就是我，我希望我一直保持这样，我也希望书就是我的反映或投射，也是我的艺术性创造。我一直相信自己，也维护自己，我不是能给他们含沙射影、肆意凌辱的那种人。”

“至少你的作品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如果他们把你的书视为‘症状’，他们会更广泛地讨论。我们快离开洗手间这个区域吧，裘德，跟我聊聊你对玛丽-弗朗斯·史密斯的观感。”

“她无非是个冷酷无情的爱卖弄大道理的人，给她一道彩虹，她也敢将彩虹拆散。她写的那篇书评，更像是她对萨德或傅立叶或哲学家群体的专题论文，那篇文章中她完全没引用我书中人物或角色的任何一个举动或语言，没有考沃特做了什么、参孙·奥里金想了什么，或图尔德斯·坎托说了什么。好像我和我书中的人物不存在一样，而我书中所有的人都居住在我可怜的头颅里，他们在我头颅里的平原上不停地疯狂奔驰、斗智斗勇，但到头来，这一切对她来说像没发生过一样，弗雷德丽卡，我和我的角色们就只是一些空虚的概念，但我们是自由无拘的，也是有本源身份的，我们是酷刑剧场里破烂不堪的背景幕布!”

“天啊，裘德·梅森!你是说那些评论人应该把你书中那些角色当成真人一般来讨论吗？”

“当成真人一般？我亲爱的弗雷德丽卡，他们比菲利普·汤因比先生、西里尔·康诺利先生、玛丽-弗朗斯·史密斯都要真实!”

“你真是个忘恩负义的流氓，他们的评论都没有辱没你的作品!”

“我不是个流氓，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禁欲者，我是一个为我创造出的世界哀悼的人。”

弗雷德丽卡忽然明白了他的心情。她说：“我知道你想念书中的那些人。因为你告别了、失去了他们。你有没有在写新东西？”

弗雷德丽卡拽着裘德的胳膊，把他从地下室带往楼梯上，他们终于远离了洗手间的区域。

“嘘，千万别跟别人说。我正在构思一个关于艺术家的故事，会写很多因艺术中毒已深，玩儿命地搞艺术的年轻人。但是艺术家们都相当讨厌我。他们现在思维简单，就像当兵的一样。我可能也会写一个在军营里的故事。一个面临围攻却依然死守的军营，没有人进入，也没有人出来。”

“就像《乱言塔》一样。”

“不，不一样，那个军营前望盐海，后倚荒漠，军人们在守护一块没有什么生存希望的土地。是不是挺有故事可讲的？我考虑过，我只愿意把这个故事的架构告诉你。但事实上，弗雷德丽卡，我的天使啊，我现在极度慌乱和失落!我明天还要接受《伦敦标准晚报》的一个采访，我没有任何想法要和他们报纸年轻的女记者分享。”

“你明明有很多想法。”

“但都是糟糕的想法。他们大概只要我简单的几句话，用于一行或两行的引述。一两行？我可不是一两行，我是纠缠绵密的一整团!”

弗雷德丽卡问：“那鲁珀特·帕罗特是否满意《乱言塔》的销量？”这引起裘德更多叹息。

“我曾经预想过一场庆祝——那是绝对会举行的，但到现在还没举行过。斟满香槟的酒杯会递到我手上，当然，我不会一饮而尽，但我却喜欢欣赏那些气泡在酒杯里飞扬上升，最多吃几片夹着鱼子或小鱼的烤面包。你知道吗，当我第一次读到一本描述有鱼子小面包的派对的书时——那时候我还在法国——我脑中立即有了这样的想象：一个盛大罗马狂欢派对，宾客都躺在小面包上、长沙发椅上，像鱼子一样，每个人的颜色都不同，有鲑鱼粉色的、天蓝色的和古铜色的，像是秀色可餐的人体盛宴，每个人都热情勃发，互送秋波。我还是期待着会有这样一场为我的新书举办的狂欢，即使狂欢派对上的鱼子小面包都是小巧的、可食的、让人下咽的——而不是给人坐在屁股底下的，那也好。”

弗雷德丽卡听出了他的意思，说：“我们今天就可以约一些朋友一起去酒吧，为《乱言塔》畅饮一番啊。我可以叫上艾伦、戴斯蒙德·布尔，再找其他几个人。酒吧里尽管没有鱼子小面包，但我们却能为你举杯庆贺。”

“用蜜罐里的爆裂的蜂蜜小气泡来安抚你的好朋友屹耳[2]吧!”裘德说，展示了他不寻常的阅读兴趣，“那好吧，我允许你安慰我，我们去好好喝一大罐啤酒吧。”

整个欢庆队伍聚集到这个充满红皮、亮铜、镶边镜子、玻璃灯罩，装修得异常豪华，名叫格里芬的当地小酒吧。裘德根本没喝啤酒，他对侍应生说：“给我一杯没有玛丽的血腥玛丽，对，我只要血腥，纯粹的血腥。亲爱的，再给我几滴做罗马臭鱼酱时用的汁液，应该是腐烂的鱼身上滴出来的坏水。”他兴致高昂，连身上的气味都和以往那种冬日里垃圾槽散发的臭气不同，是一种热烘烘、乱糟糟的臭味。这个庆祝的小团体里有几位画家、艺术史学家、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一些学生，当然，还有弗雷德丽卡、艾伦、戴斯蒙德·布尔。他们认真地研究了一番《乱言塔》的封面，基本上都不满意它的封面设计。加雷斯·拉金，一位在塞缪尔·帕尔默教平面设计的讲师，说他会把《乱言塔》的封面设计当成二年级学生的习作项目，“这样，你就能从二三十幅平面设计中选出一个替代方案了。我得给已经读到二年级的学生们布置一些有难度的作业，让他们不至于每天做些空洞的设计。”

“裘德还可以为小说中那些酷刑的场面当模特。”一个女学生说。她上身穿着一件紫色的高领衬衫，衬衫上是星星点点的小雏菊碎花，下身是一条黑色的窄口裙，配了一双俗称“奶奶靴”的细跟靴子。

“你肯定会享受由我担任模特的人体写生课。”裘德不假思索地说，他的脸是一张面具，他那张仿佛能无限拉伸的松弛脸皮下应该藏着别的面目。“他今天真是很起劲啊……”弗雷德丽卡心想，她似乎越来越摸不清裘德的想法和感触了。

艺术家们一品脱一品脱地喝啤酒，喝了几巡。裘德也给自己灌了不少“血腥”，他一遍一遍地对侍应生说：“我只要血腥玛丽里的血腥，谢谢，亲爱的。”弗雷德丽卡觉得畅饮开始至今，有一个时刻让她实实在在意识到了裘德的丑陋，那就是明明大家心照不宣地以为裘德至少会请大家喝一轮，但他并没有那么做。弗雷德丽卡不知道裘德是否听得到众人的耳语和低吼。有人压低声线说：“没想到他是出了一本畅销书的作家，却表现得像个一整个画室里没卖出一张画的画家一样，连杯酒也不请。”趁裘德去洗手间的时候，弗雷德丽卡提议说要请大家喝一轮——那个年代还不是女权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男女薪酬差距仍然很大，所以在酒吧里请一大轮酒，对女性来说，尽管不是不可能的，却也是所费不赀的。艾伦帮她把酒端过来，说要帮她付账，她坚决不肯，裘德踩在红色高脚凳上对着镜子磨磨蹭蹭整理衣服，更是让她气得干瞪眼，因为他好像没看见弗雷德丽卡结账。十四品脱的啤酒和一杯纯“血腥”，让她的钱包破了一个大洞，她本来就没什么钱。

《伦敦标准晚报》派来采访裘德的竟然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女记者，而且打扮得很时髦——不管怎么样，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伦敦，“时髦”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发着诱惑之光一般的新概念，人人都要赶搭“时髦”这班车。《伦敦标准晚报》派来的女记者名叫玛丽安娜·图古德。

裘德·梅森坚持在苏活区的一间茶座受访，茶座的名字是“南妮特的糕点店”，南妮特的糕点店其实是一个狭小的小甜品店，窗上挂着厚重的蕾丝窗帘，只有三张小圆桌，每张桌子上都铺了暗红色的塑料桌布，又覆上一层白色的蕾丝，曲木椅子却摇摇晃晃，快要散架。在这样一家奇怪的店面，与“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的作者见面，不能不说奇怪。毕竟，他笔下的故事被认为恶心、有虐待狂倾向、色情、充满智慧、深奥，并且——“是我们失调社会与人格的一面镜子”。

我不知道该期待些什么。一开始我以为他是一个误闯入咖啡馆的游民，后来才知道他是我的受访者——我相信这是他刻意制造给我的第一印象。他留着非常长的头发，发色深灰，中分；至于他的服装，是一件丝绒的裙袍式服饰，我怀疑原色应该是柔蓝色的。他配了一条丝绒裤子，仁慈地说，他穿得算是得体，不过他的鞋子上有破洞。他脸型较长，骨骼突出，眼皮耷拉，导致眼睛看起来半睁半闭。他真的可以先清洗一下再出门，尽管他的穿着已经抢尽了风头。他像是童话故事中的人物，是虎克船长、咕噜和萨德侯爵的三种形象的综合体。尤其是萨德侯爵，裘德自称学到了他的笔法。

裘德·梅森是一个难访的人，他通常对一些再普通不过的问题都只用一个简单的“不”，或一阵坚决的沉默来回应。他也不愿意透露他的出生地、他的教育背景、他的居住区域，连他有没有和家人同住，或有没有朋友这样的问题，他都三缄其口。他的声音听起来异常地“有教养”，他发音清晰短促，鼻音厚重，比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的腔调还要夸张，他的英语有一种故园遗风，但音调较高，也刺耳。他坦承自己是个肄业生，从一个寄宿学校里逃了出来。他自称“从此后，我坠入了暗黑深渊”，那么，据此推测，他是从弃学后，才开始钻研超现实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学说，并且成为剧作家让·热内的拥趸之一，他将热内奉为“大师”，却否认热内是他在生活方式上的范本。裘德说：“热内相信偷窃是好的，是一种促进商品在不同社会阶层间流通的简易手段，但我本身不缺乏物质也不需要物质，所以我从不偷窃，也未遭偷窃。”

他告诉我，他以在一所艺术学校任职为生。当被问及他在艺术学校里的工作内容时，他意外地“畅所欲言”：“我奉献自己，我展示我这具瘦骨伶仃的躯体，让他们描画我丝毫不具任何欲望的肉体线条。”他因此可能跟艺术系学生们极其亲近，他告诉我他仅仅把他的书读给一群他精挑细选的听者，而就在诵读过程中，他的才华被注意到、被发掘了，他的“伯乐”将他的原稿转交给他的出版人，也就是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的鲁珀特·帕罗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