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相信婚姻，而且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一个女人的归宿就是她的丈夫和孩子。她拒绝对话，拒绝讨论，她一点做贤妻良母的心思也没有。而我不是个圣人，我只是个讲道理的人，我等过也期待过。现在，我想我该放弃了。我想重新整理我的人生，我想要回我的儿子。我爱我儿子，他在我们原来的家过得很幸福，那是他该回归的地方。

格里菲斯·戈特利针对淫秽图片、“尖角和流苏”俱乐部、“蜜罐”俱乐部，对奈杰尔展开质询。奈杰尔说那些照片是一个同学赠予的，同学觉得“那是很有趣的一个玩笑”。奈杰尔说：“我把那些照片和我的橄榄球用具放在一起了，后来也忘了它们的存在。但我依稀记得放在哪里。”然后，他娓娓道来对“尖角和流苏”和“蜜罐”这两个俱乐部的造访。

答：那些场所的确存在着某些特种行业，特别是对于外国人有吸引人之处。对我来说意义不大，但不管怎样，我还是陪外国友人前往了。我承认有一两次我带那些场所里的女人出去了。这不是多光彩的一件事，我心知肚明，不过，要说“通奸”，也够不上吧……

问：这就是通奸行为。

答：好吧，既然你这么说，那么我了解了，是通奸。可是，那充其量是胡闹，你知道，男人的顽劣。我从来不知道那能跟我的婚姻扯上半点关系，毕竟那又不是对一个真实的女人动了真感情。

问：真实的女人？

答：那些女人不在我们的阶层之内，不在我们的世界之内，她们就是出来赚点钱，分散一下男人的注意力。(法庭速记员记录：证人停止说话，显然已经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我不觉得我去俱乐部跟她非得离开我有半点关系，我不觉得去俱乐部是多严重的一件事。

问：你的妻子对此也许有不同的观点。

答：我敢肯定她没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我去俱乐部干了什么并不是什么亟待讨论的问题。她对独立的需求，这才是今天真正的议题。我就此投降，我现在只想要离婚，就算结婚生子不是她理想中的人生，这我都完全接受了。如果我们一开始都能够明智一些，那么我们如今能节省很多眼泪。但事实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为了儿子着想，我必须全力把他争夺回我身边。在这件事上我一直很努力，因为我把他摆在我人生中最首要的位置，我相信布兰大宅是他最好的去处，他属于那里，那里也属于他。我也想让我的妻子一同留下，但她跟那一群男人跑掉了，这就是我作为一个男人，对整起事件的理解。

劳伦斯·昂斯这时取出安德鲁·罗伊兰斯医生签署过的书面证词。安德鲁·罗伊兰斯是布兰大宅的家庭医生，证词中说他从未在任何时候替奈杰尔诊治过任何性传染疾病，罗伊兰斯医生也记得替弗雷德丽卡检查伤势时被告知，那是弗雷德丽卡想要翻墙却没看到墙外围隐秘的铁丝网，从墙上跌下来被铁丝网刮伤造成的伤口，这和医生的诊断是吻合的。

弗雷德丽卡被重新召回证人席，针对西奥博尔德·德罗赛尔和托马斯·普尔的证词接受盘问。弗雷德丽卡不断坚定地重申：在普尔的屋檐下，自己过的是守贞的生活，并讽刺道：“我必须守贞，并不是因为我想要守贞，而是因为我被传染了性病。”

问：如果你没有被感染，你会跟普尔先生同床共枕吗？

答：我不认为我会，不，我不会。但我想点明，你的提问是离题的。

问：即使离题，你也考虑过要不要跟普尔先生上床吧？

答：普尔先生已经清楚表明他曾经构想过与我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但我没那么构想过。他知道我的心意，这一点他先前点明了。

问：所以在你看来被视为贞妇是重要的？被视为一个不与各色男子上床的女人是重要的？

答：我从来没有那么想过，也不认为我今后会那么想。

问：那么你跟约翰·奥托卡尔先生的关系是什么性质的？

答：是很私密的关系，至少我希望是。我和他发生过性爱，这一点我承认，我们在不同情况下有过性行为，差不多是像德罗赛尔先生所记录的那些次数。

问：你爱奥托卡尔先生吗？

答：我想我再也弄不明白“爱”是怎么一回事了。我不知道我要怎样对一整个法庭的人描述我对他的感觉。我想我的确对他怀有——或者说怀有过爱意。是的，是那样的，我想说那是，或者说曾是一段认真的两性关系。

问：是？曾是？目前情况是怎样的？

答：我不清楚。夏季结束后，我就没见过他。

问：他是你的学生，对吗？

答：他曾经是我的学生。

问：当然由于这层师生关系，你是否觉得自己对他在某种程度上负有责任？

答：几乎没有。他来上的是我教的成人班。在那个课堂上，我们都一样，都是成年人。

问：所以你们就能睡在一起？

答：不。不是你说的那样。

问：奥托卡尔先生今天不在场。我们向他递送了一封请他担任共同答辩人的呈请书，但他没有上庭。

答：是这样。

问：你是否曾经有过与奥托卡尔先生结婚的想法？

答：我本人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想法。容我据实以告，完全没有。我想我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些法律程序，可能终结了我和他的一切。我是说终结了我和他的关系，倒不是说终结了我和他结婚的想法——直到你提出这种想法之前，我从来没心存要和他结婚的念头。

问：从没心存，从没心存。所以这仅仅是一段外遇？发生在你儿子眼皮子底下的一段外遇，一段轻浮的外遇？

答：不，我们的关系是认真的，不是你所说的轻浮。我们每次见面都在不影响利奥或不让利奥难过的前提下发生。

问：那奥托卡尔先生的双胞胎兄弟呢？

答：我从未与他的双胞胎兄弟上床。

问：你与他那位双胞胎兄弟是什么关系？

答：我可以说，没有关系。他的双胞胎兄弟，那个人常在我不知情时，私自进入我的住所。他也干扰约翰·奥托卡尔的情感生活。三言两语没有办法解释得清。

问：德罗赛尔先生刚才提及看到约翰·奥托卡尔的双胞胎兄弟，在药物影响下，焚烧了你的书籍。

答：我觉得是那样。是的，他烧了我的书，是保罗做的。我也试图阻止过他。我不想让他再进我的房间，不想让他靠近我儿子。一切都很可悲。

问：一切都很可悲，很可悲，我忍不住要认同。所以你是否觉得这对双胞胎兄弟的情绪和生活方式都让你有点难以掌控？

答：我可能不会再见到他们了。好几个月了，我没有见过他们，没有见过他们任何一个人。都过去了，结束了。

问：但你是爱奥托卡尔先生的……抱歉，我是说约翰·奥托卡尔先生。

答：是爱过。我已经不了解我此刻的感受了，说不出来。

问：还有戴斯蒙德·布尔先生，你刚才也听到德罗赛尔先生证词的内容了。

答：我和戴斯蒙德·布尔仅此一次。

问：仅此一次？

答：那是我们仅此一次的性行为。

问：但你常去他家吧？

答：他是我的同事，我喜欢他的画作。

问：但他常常约女人上门。你和他在他那张床垫上做爱那次，就是刚好被德罗赛尔先生从磨砂玻璃窗上窥探到的那次？

答：对，就那次。

问：我们可能觉得这有点难以置信，是什么让你打破了自己的原则，发生了那种事？如果你有原则的话。

答：我需要慰藉。在保罗的焚书之举后，我极度恼怒。

问：焚书？

答：是的。把书堆成塔形烧掉，烧毁书塔据说是一种新的艺术形态。

问：所以一个艺术家烧掉了你的书，而你最自然不过的反应是和另一个艺术家做爱，只因为你“需要慰藉”，只因为你“极度恼怒”？

答：是的。

问：所以那是你经常做的事情吗——只要一需要慰藉，就找个男人做爱？

答：不是。

问：你说你和休·平克先生从没有做过爱？

答：是的。

问：和托尼·沃森先生、艾伦·梅尔维尔先生也没有做过？

答：是的。没有，自从我婚后就没有。

问：埃德蒙·威尔基先生呢？

答：自从1954年以后就没有了。我和他是陈年旧事。

问：请你告诉我，瑞佛太太，对你而言，性爱是否是神圣的？还是那只是你获得慰藉或疏解恼怒的快捷方式？

答：“神圣”，是一个从来不会在我的字典中出现的词。我觉得性爱因人因时而又不同，它可以是认真的、严肃的——有时候也可以不是严肃的，就是随意发生的一件事，只要不是以伤害或蒙骗为目的。我给出的不是一个完美的答案，这我知道。当我站在这个法庭上，当性爱被以通奸论断，当每个男人都被视为潜在的丈夫或父亲，我不知道我还能给出多好的答案。我想指出的事实是，我对我的丈夫一直是忠诚的，直到我离开他——但他却不是，即使他说他只不过是去逛了“尖角和流苏”和“蜜罐”之类的俱乐部。性爱，根本就不是……

问：性爱根本就不是？

答：不重要了。

问：请问你要说的是什么？

答：性爱，根本就不是症结。症结是刻薄和残忍。

问：你如此聪颖，肯定读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书。根据他的学说，所有事物都与性有关。一个男人的刻薄和残忍，会不会是被回避、被拒绝、被挫败、被轻忽的性方面的不安全感而激化导致的？

答：(法庭速记员记录：证人沉默。)

问：你不予回答？

答：你刚才说的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陈述。

问：一个你无意回应的陈述。

答：是的。我无话可说，没什么好说的。

律师们要做最终发言了。首先上场的是格里菲斯·戈特利。他指出，他的当事人是一个聪明又慷慨的年轻女子。他特别强调了她的“年轻”——她真心诚意地嫁给一个与她出身不同，一个社会地位更高，一个家庭秩序严谨、家庭目标明确的高阶层男子，她被赋予了融入这个阶层、这个家族中的期望，并且要心存感恩——戈特利说，这一切都在她的大姑子们和女管家的证词中表露无遗，而且全家人对她的态度没有一丝妥协退让。“自从她步入这段婚姻那一刻起，这位年轻女性的丈夫就基本上把她当作家庭所有女性中排第四位的成员。而她婚前倍加珍惜的那些亲友和故交的情分、她想要在婚后延续的愿望却不被允许。她丈夫在婚姻中缺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她丈夫更坦承，这些缺席不仅是因为生意往来的需要，也不仅是因社交娱乐的渴求。更应当被谴责的是，她丈夫的某些行为足以危及妻子的健康，甚至我的当事人指出，这也会危及孩子的健康，我的当事人在这个看似世外桃源的家庭中，深感不被需要，无足轻重——法官大人，不管您能从瑞佛小姐们以及玛姆特小姐的证词中得到多少事实真相，至少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就是他们所有人对我的当事人从未有过喜欢、同情或理解。”

格里菲斯·戈特利以清晰的追溯和精确的推理，讲述了弗雷德丽卡受虐的故事——正对肋骨的猛烈攻击，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的恐慌无助，还有几乎致残的斧头砍伤。“她的丈夫和夫家所有人都否认这些暴行的发生，因为他们有亲密的血缘关系。他们的证言可以说极其吻合、毫无出入。我的当事人在法庭上，正如她在自己的婚姻生活里一样，孤立无援、孑然一身。”戈特利接着说，弗雷德丽卡不是一个女圣人，也不是一个女豪杰——“她只不过是一个想要走出深渊的年轻女子，离开囚禁她的社会等级制度，尽管你可能会觉得，所谓的社会等级制度在这段婚姻中看来加诸她的不过是不痛不痒的小迁怒，但是别忘了，她还要挣脱性暴力，就像她发现的她丈夫私藏的那些淫秽图片一样，本质上是对女性的伤害和羞辱，这在她丈夫对女性的态度上体现得相当明显——她的丈夫流连于‘蜜罐’俱乐部所提供的娱乐活动，也从特定的应召女郎那里获得了直接满足欲求的服务，比如玛拉·萨诺帕萝丝，奈杰尔先生就直言不讳与之有过性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