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特利吁请法庭以弗雷德丽卡·瑞佛遭受的精神和肢体虐待，以及她丈夫的通奸事实为依据，准许其当事人离婚。

劳伦斯·昂斯形容自己的当事人是一个持重又充满活力的年轻男子——尽管事业心太重，但这很正常——这不是一个过失，更不是什么罪恶。他娶了一个剑桥毕业生，他和妻子初识时，妻子还在剑桥念书，是快乐地沉醉在剑桥男性世界中的风华正茂的姑娘，被狂蜂浪蝶殷勤包围追逐。昂斯说自己的当事人很清楚那年龄稚嫩却心态成熟的姑娘早已花名在外，在情场中几度沉浮——不过，也许并说不上多离谱，仍在文化修养和人生历练所许可的范围内。

昂斯说，这位年轻的男子，像在舞会上于众多追求者众目睽睽之下掳走了公主。男子心中很可能寄望于童话故事。“我尊敬的法官大人，您最意想不到有人可能正相信着童话，并按照童话的套路实践着人生，就像您刚才所听到我当事人讲述的婚恋经历一样，他用尽自己好的幽默感和坏的幽默感来调整他那天真的期待。”昂斯说。男子以为他和心上人从此能幸福美满地生活在一起，他好不容易娶到的那位公主会变成庄园的女主人，就像祖祖辈辈的庄园女主人一样过下去。但是公主不满足庄园里的人生，也不打算和丈夫幸福美满地生活。昂斯指出：调整和改变是婚姻双方都应承担的，没有任何一对夫妇不需要经历这个过程。不过，瑞佛太太没有调整的意思——她渴求的是年轻男人的追逐、她的“事业”、她的书籍、她的“独立”，就好像她从没许下过她的结婚誓词，尽管她已经有了年幼的儿子，在许多人看来这本该是一个女人婚后好几年幸福生活的来源。但如她所承认的一样，尽管是那么惊人，她却说“她抽离了”，还有“开始渐渐意识到不应该结婚”。她就在指控丈夫虐待那一段聆讯中做出了这番自白——尽管她当时处于不稳定的心理状态中，她仍不由自主地选择了诚实面对自己。可是她编造了一个故事，捏造出她丈夫施加于她的残虐行为，捏造出令人无从理解的雄性暴行，那些暴行毫无缘由、毫无征兆，非常不自然地发生了，所以她“被迫”进行了一场戏剧化的夜奔，跑进午夜丛林，逃离了她的丈夫——“这个故事顺势将我们所有人带进了《蓝胡子》的城堡，也让我们适时而充分地观览了蓝胡子小房间里那些叫人心惊胆战的藏品。”——接下来，她又“事后聪明”地抓起了她儿子。“即使她认为儿子留下，对儿子反而比较好。”昂斯长叹道，“我们到底要怎么相信她讲的这个故事？我的当事人瑞佛先生、两位瑞佛小姐，以及菲莉帕·玛姆特小姐都坚定地反驳了瑞佛太太的故事。容我提醒各位，瑞佛太太有英语系的一等学位，她是一位欧洲小说专家，也正因为如此，她的文学课取得了一定成果，至少，在她所有为她的巧言令辞所倾倒的学生中，约翰·奥托卡尔先生成为她的裙下之臣。陀思妥耶夫斯基、司汤达、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文字是她最烂熟于胸的。她知道关于斧头啊，穿白袍子的女人啊，趁着夜色从林中出逃啊这些所有的文学桥段。而我当事人的姐姐们，则踏实得无以复加，她们看到的是有均匀裂痕的裤装，因而自然推断出那是铁丝网划出的典型的锯齿状裂口。我们难道会相信这两位寡言少语、勤上教堂、以‘古板又有乡绅派头’自谦的姐妹，会合谋捏造出这么一个天衣无缝、首尾一致的故事吗？另外，她们难道还会唆使那位优秀的罗伊兰斯医生做伪证？这已经不是封建统治下的英格兰了，罗伊兰斯医生也不是瑞佛家的家臣。那躁动不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那有如传奇文学一般的奇巧之心，全都属于瑞佛太太!”昂斯总结道，奈杰尔·瑞佛先生针对虐妻指控，无须做出回应，因为指控不具实证。“请先看看这对夫妻，”昂斯说，“然后决定到底哪一位值得信赖。在任何婚姻问题中，都有对与错的分摊，很少有只归咎于其中一方的情形。但这个案件中，是非对错已有分解，再清楚不过的是瑞佛太太出于天性而对生活方式做出了选择，这导致了她后续的行为，问题根源只能从她身上追溯。”

当法官准备宣读结案陈词时，弗雷德丽卡又陷入了思忖：“我太孱弱了。”她自觉没有足够的分量——她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她知道的，她无法说出来；她说出来的，又不是对发生过或发生着的事真实完整的叙述。法官根本没有听进去她的话吧，一定会做出对她不利的判决吧。法官居高临下，审视着她，用的是那双凹陷进病态脸皮中潮乎乎的眼睛。“法官一定会定我的罪。”弗雷德丽卡心想。

法官开口了：

“我们这些老人必须谨记：婚姻在变，社会风俗在变，公众期望在变。不过，你们置身于一个离婚法庭，置身于一个基督教国家，圣公会信仰着婚姻的缔结是一生一世的、是不容解除的，你们其中一人正是圣公会教徒。你们两人都希望能够离婚，但是我们的法律规定你们绝不可以串通密谋，达到离婚目的，而是应通过解释你们需要离婚的原因，并提供婚姻中不当行为的事证，作为法律依据以合法离婚。妻子，弗雷德丽卡·瑞佛太太，首先提出受虐和丈夫通奸的指控，借此寻求解脱；丈夫，奈杰尔·瑞佛先生，因长期忍受痛苦，请求在原住址恢复夫妻同居权，目前，他也基于足够理由，认为自己的耐心等候不会带来任何良性结果，自己的种种期望也被证明不切实际，所以他面临的抉择是宽容大度地接受现实。”

法官继续说：“我审慎地斟酌了提呈于我面前的证据。瑞佛先生承认了对通奸的指控，但是否认了对虐待的指控。最重要的几项控告是瑞佛太太声称遭到拳脚相向，以及被瑞佛先生以斧头攻击，这些控告完全基于瑞佛太太未经证实的陈述。她似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对任何人诉说过这些所谓的攻击，而错失了在那段时间内将诉苦当作可被采纳证据的机会。她成功地逃离后，甚至没有专门向那些如影随形、在路虎车上等着搭救她的年轻男性朋友描述自己遭受的任何一个攻击，不过必须点明的是，我们收到了来自休·平克先生署名的书面证词，他在证词中表示，自己被告知那把斧头的事故，是在瑞佛太太离家十一天后。瑞佛太太提供的证据，必须和瑞佛小姐们以及玛姆特小姐提供的证据进行比对和权衡，当然，后三位表面上品行端正的证人，是不是编出一个故事以支持她们的弟弟或雇主？也不是说对她们的可信度完全不用存疑，不过在我看来，从概然性权衡的角度上，她们三人的可信度甚高。同样的权衡也适用于关于性感染疾病这项指控，瑞佛太太声称唯一的感染来源是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有可能与传染了这种疾病的女性有过交媾行为，但是他却呈上自己未受感染的诊断证明。瑞佛太太断言自己从结婚后，一直到出逃之前，都没有任何男性或女性友人，这却与瑞佛小姐们和玛姆特小姐的说法产生了矛盾。并且，她最近的行为并未显示——即使基于她自己的价值评断——她在肢体上也保有足够高的守贞程度，因此如果判定她可能从别处得到了性感染疾病，并非完全不切实际。”

法官接着说：“在离弃家庭后，她自己也发生了通奸行为——这一点她供认不讳，而且也被目击者佐证。她否认了一些通奸行为，却承认了另一些。我们不需要对事实真相追根究底，或者对她提出异议的指控寻找反驳的证据，因为她承认的那些通奸行为，已经能揭示事件本质。”

法官的发言转移到对这段婚姻的感想：“我对这起离婚案的夫妻双方，都有一定的同情。双方均误解了另一方对婚姻做出的承诺，但是比起瑞佛太太的离婚呈请书小题大做的臆断，这本是可以轻易协调的婚姻纠纷。瑞佛先生理想中的妻子是内在外在都符合贤妻标准的一位女性，那位女性必须能够接受现实——成为妻子后，无可避免地会被剥夺一些自由，会被施加一些约束；瑞佛太太则以为瑞佛先生爱的是她的真实本色，她的聪明睿智，瑞佛太太甚至也高估了瑞佛先生对她的包容度。据我观察，越是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妇女，越是会在许多方面严苛地对待男性和其他女性。社会倡导女性提升技能、提高期望，但我们此刻的社会并无法配合比以往更加进取的女性，也无法满足女性不断调高的期望，尤其成为妻子和母亲这种所谓的‘完整人生’，不再符合高学历女性的自我期许。而其他一般程度的女性，面临自我意识与现实生活无法相容这种难题，在处理的时候可能会更加耐心、温顺、灵活。瑞佛太太到底是太过稚嫩和冲动，她的选择是一走了之。”

法官的话题绕到弗雷德丽卡提出的指控上：“本案的关键疑点是究竟是否发生过斧头砍伤，这也是全案中关于虐待指控最有实质性的一项事证。但我认为目前瑞佛太太的证词并不可靠——主要还是概然性权衡的问题，法庭允许对此进行充分思考——关于斧头砍伤的概然性权衡，我们更倾向于相信丈夫这一方的供述，还有他的家眷、管家的举证；另外，瑞佛太太本身的离弃行为无可争辩。而瑞佛先生为劝说她回家而进行的努力尝试都被详尽记录，相当可信；还有，夫妻双方都有外遇行为，任何一方都没有进入第二段婚姻的意愿，也没有为他们的孩子提供一个新家庭的预期。”

法官宣读着裁决：“我要做出对丈夫有利的判决，他反诉的请求得到了接受，他将被给予离婚暂准判令，妻子的诉请被驳回。关于他们夫妇二人的孩子——利奥·亚历山大·瑞佛，法庭将尽快着手进行监护审查程序。法庭福利处事务员将走访夫妇双方，探视他们的居家环境，并与孩子谈话，这个小男孩据说非常善于表达也聪明机灵。我想就监护权的判决在圣诞节之前召开听证会，但是法庭书记员担心因为多宗案件亟待审理，这个听证会圣诞节前可能无法召开。法庭因此给出如下指示：孩子获准继续住在他目前的住处，也就是和他母亲在一起，此举目的是尽可能减少对他生活的干扰。另外，由于孩子对往返于父母两方的住所感到愉快，法庭指示孩子可与父亲共度圣诞，他必须在12月24日当天从母亲的住所来到父亲的住所，过完圣诞节后，于12月27日回到母亲身边。”

套着那件黑色洋装的弗雷德丽卡站在审判室外，她裙子下摆之下那双裸露着的膝盖轻晃着，互相敲打着。她感到好像刚刚看完一场电影，电影里有个她瞧不起的蠢女人，经历了一场审判，被奚落了一番。除此之外，弗雷德丽卡隐隐约约地发现，今天，自己的人生故事被前所未有的一种叙事手法彻底改变了——生命中的真相，微弱的小心愿，彻头彻尾的谎言，组合成一部新的虚构作品中的一个章节，讲述了一段真假难分的新故事，而在这段故事中，她自己……她是谁？她是否存在？一切都缠卷在一起，纠结成一张细密、复杂的网。弗雷德丽卡真心地想：“我一点也不在乎谁打赢了这场离婚案，万幸，这场离婚最终发生了。”她最有印象的是，在她今天听到的这段故事里，那个女人被告知无权照管年幼的儿子，是因为那个女人对儿子爱得不够。长日将尽，她觉得在这一天里，她走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准则、章法是那么不同寻常：阅读是邪恶的，是一种疏于职守；对一个人代表着温柔或宽慰的一件事，竟然会被定义成对另一个人权利的剥夺。弗雷德丽卡孤零零站在那里，任凭膝盖互相击打。这时她的脑中突然闪过一句话：“谁能告诉我：我究竟是谁？”——而这句话，是被谁刺进了她的意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