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不是？那你写作是为了害人，是为了割裂我们的头脑和记忆……

答：那又不是非法行为。

问：让我先说完。我引用你刚刚说过的话：“我写的都是我必须写的，是我的所见所感。我写出的本就是一些人的幻想……”你写出的这些幻想，无非是上演在妓院里的情景，和棕色封皮包裹下的肮脏拙劣内容。梅森先生，你只不过是用好一点的文笔、强一点的力道把同样的东西写出来。你难道还不想承认你的书会像其他淫秽书刊一样害人匪浅？

答：害人匪浅？害人匪浅？韦戈尔先生，我从不觉得你口中那些淫秽书刊会“害人匪浅”，我也去过你说的那些场所，我知道那里是怎样的天地，缭绕的香雾、致幻的鸦片、俗艳的丝绸、光滑的锦缎、轻柔的薄纱。我看到过成年的男子，包着尿布、含着奶瓶，一副蚩蚩蠢蠢的样子；我看到过法官穿着镶褶边的围裙和黑色的长筒袜，假装自己是个女佣；我看到过邮差伪装成法官，还有知名的外科医生扮演一团火，说自己这团火被扑灭的办法只有一个——那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恶心的方法。如果我把这一切写成科研论文发表，你根本就管不着我。但我是艺术工作者，在我还是个青春男孩的时候，我可能会是个俗不可耐的男妓，但我不是淫秽作品的作者，我是一位艺术工作者!

问：你的抗辩非常富于表现力。但梅森先生，你至今仍未回答我提出的关于读者的问题——对此你置之不理。恕我直言不讳，在你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把文学和性虐混合在一起，残害了你的身体，腐化了你的心灵——而你打算把这种伤害强加给这个世界，强加给你的读者，强加给被你的读者迫害的那些人，毕竟你的读者中说不定存在着跟背叛你的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一样的人。

答：你什么也不明白。我爱过他，我爱过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他不是个卑鄙的“斯文加利[8]”。他是那么……是那么……他已经死了，他生前是怎样的都不重要了，被审判的不是他，尽管看起来像是他。他如今不在人世了，我爱过他，除他之外，我没有爱过谁，也不再会爱了。

问：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伤害在你身上造成，你被玷污被侮辱，你想把这份伤害传延开去。

裘德(问法官)：我需要回答吗？那不是个问题，那是一派胡言。

法官：那的确只是个意见的陈述，你无须回答。

裘德：他不应该说出那番话。

法官：陪审团请忽略控方律师刚说过的话。

斯尼特金的录音机里磁带仍在旋转着。奥古斯丁·韦戈尔说没有更多问题了，他最后留下的那道被删除的、作废的问题——又或者说是一派胡言，狠狠地印刻在陪审员们的头脑里——那毕竟是他与裘德·梅森一场对峙的高潮。

下一位证人上庭时，弗雷德丽卡离开了。那位证人是位校长，他确认了斯韦恩伯恩学校里那些越轨行为的故事，也断然声明对《乱言塔》遭到的指控没有异议。弗雷德丽卡遇到了在庭外长廊上踱步的亚历山大·韦德伯恩。亚历山大认为情势对辩方越来越不利，他说奥古斯丁·韦戈尔比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可要精明多了。“奥古斯丁·韦戈尔一定掌握了裘德关键的人生经历，”亚历山大说，“比辩方律师们掌握得多。”

“可能在皮卡迪利街的哪家妓院里遇见过裘德。”弗雷德丽卡尖酸地说，“我父亲以前说过：‘那些寻芳客都盛装打扮，招摇过市。’唉，裘德真是个笨蛋!他为什么非要卖弄？”

“他说了，他是位艺术工作者。”

“你也是艺术工作者，但你并不卖弄。”

“很令人不快的是，裘德很有潜力成为一个卓越的艺术工作者，但他们却要把他送进牢房。问题在于裘德缺乏常识，这是他的悲剧。我常识就挺多的——其实是太多了，这是我的悲剧。”

“别又开始创作你的讽刺诗了，我可不怎么喜欢奥斯卡·王尔德。”

“裘德也不喜欢。”

“我猜已经讨厌到连那个人的名字也不敢说出口了。像我现在这样。”

“你是不是为裘德担起心来了？”

“我没想到我有一天会这么说，我的确对裘德产生了一些心灵上的牵绊。我也从没想到我会认同霍利教士的话——裘德是像圣愚一样的人物，一个十足的愚者。”

辩方安排的最后一位证人是小说家菲莉丝·K.普拉特，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唯一的畅销书作家。普拉特太太身穿一套粉色西装，衬衫缀满花朵，颈上是一串银链，坠着一枚用紫水晶镶嵌而成的十字架。她问候辩方律师团队和奥古斯丁爵士时，声音和气，像是对熟人说话，带着柠檬蜂蜜一般清爽的语气，有点尖，但也温暖。她表示《乱言塔》让她很是受用——“是一个相当令人满足的阅读体验”，像一个神话故事，有对邪恶的惩罚，也有一些让人战栗的情节在里面，但不具有特别强的警示作用。她说，作为一位教区牧师的妻子，她见过“许多祸害他人的扭曲心灵，还有一些人有害人之心却尚未行动”，她对《乱言塔》的读后感是：“大致上，尚且能让那些喜欢读神话故事，也能从神话故事中体会出兴味的人精神稍微被提振。神话故事和侦探故事比关于集中营的新闻报道要温和又无害多了，你对此会有同感。毕竟神话故事和侦探故事为现实笼罩上一层粉色的光晕，把真实世界的污秽全部掩盖了起来。”

赫弗逊-布拉夫问她，是否会把这本书读给她的孩子们听。

“任谁都知道有的孩子可以接受一切事物，而有的会为一只海豹或小鹿斑比的死一直哭个不停，而且伤痛永远无法弭平。我觉得梅森先生有一个很小的失策，就是把这本书的副书名定为《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孩子们可不喜欢直白的性描写，孩子们喜欢脏乎乎的鼻头和屁股，但不喜欢看生殖器官展示生理功能，更不用提生殖器官被强迫使用。不，我想我会慎重考虑该把这本书推荐给什么人去读，一定得是个明智又理性的人，任何成人读物的读者都必须是明智又理性的。”

奥古斯丁爵士像问辩方以往所有证人一样，问普拉特太太是否因这本书感到过性愉悦。

答：当然，我是有感觉的人。他是个很巧妙的作者，某些合乎我个人特定幻想的部分让我相当有感觉，我想你读的时候也一样。而有些部分则让我一笑置之，还有些部分我干脆跳过了，我看在一般情况下，你读了也免不了如此。

问：这对你来说肯定不是一般的读物，普拉特太太。你本人的创作则立足于现实，取材于乡村生活、家庭日常和教堂事务。

答：我在旁听席上听到你对梅森先生就幻想的部分进行逼问，要知道我第一本书中的女主人公因为被丈夫威逼得太紧，刺死了她的丈夫，制造出一出血淋淋的人伦惨剧。奥古斯丁先生，那也是一种幻想，就算没有被印刷在纸页上，就算没有被更多教区牧师的妻子或其他怀有同样幻想的女人读到，这样的事件还是有可能在现实中发生。梅森先生对幻想和做梦所发的感想非常有道理。幻想和做梦拯救了我们，阻止我们付诸实践。

问：包括那些有警告意味的或有凶杀预兆的梦？

答：算我拜托你了，奥古斯丁爵士，你难道想告诉我说如《乱言塔》这样造诣极高、别出机杼，又适时地狠狠地幽默了一把的好书，竟然和心智紊乱的谋杀犯有关联？或者你是要暗示说那位可怜的梅森先生想布局杀死某个人？他只是个难得的好作家，他已经被焦虑折磨得半死不死了，我想说这太可惜了。

奥古斯丁·韦戈尔参考了其他淫秽讼案，认定那些旧案里的控方证人都选得不对劲。他在检视了辩方这次精挑细选的专家型甚至是名人型的证人档案后，决定控方证人阵容必须是精简却有说服力的，并且带有足够的影响力。于是，他只传召了五名控方证人——赫米娅·克罗斯，她是最早在公共视线内鼓噪要对《乱言塔》提起公诉的人；一位来自斯塔福德郡的总警司；一位来自伯明翰贫瘠区域的副主教；罗杰·梅戈格；以及一位教授，伊夫里姆·齐兹，他是个犹太教历史学家。

赫米娅·克罗斯这个人竟然长成了一副叫人不安却又合乎情理的模样。她是个国会议员，以前在地方医院针对犯案累累的青少年做了不少工作，同时也在她所在地的婚姻指导委员会任职过。除此之外，她目前既是卫理公会的司祷员，又是一所学校的校长。她身材结实，表情麻木，有着黑色的直发和直线条的嘴巴，很矮小却充满存在感。她说她承认《乱言塔》比一般淫秽作品写得要好，但是她不能把《乱言塔》归为文学作品。在她看来，文学作品是脉络复杂又多变的，但《乱言塔》却像所有淫秽作品一样，文字简单，情节重复性高。“如果法庭上的各位不介意我的用词，我会想说，《乱言塔》就像一场挺爽的男性手淫。”但若一再重复，就只有疼痛和受伤的感觉。而且这本书极具冒犯性，因为它把各种不良的想法灌输进那些喜欢伤害儿童的坏人的头脑里。“一场挺爽的男性手淫是一回事，但伤害儿童是另一回事。我一直被告知，我们活在一个宽容、放任的社会里，我知道这种社会情势将导致的是什么，将导致那些像布雷迪和欣德利一样的虐童、杀童凶犯层出不穷，其他的就算不会杀，也会不断地诱骗我们的孩子。所以说，这本书是极有冒犯性极危险的。”

被问到是否认同菲莉丝·K.普拉特“幻想能提供良好疏解”的观点，赫米娅·克罗斯说，不认同。“至少我没有这样的体会，她说有，我看那也仅仅是她个人的幻想——幻想，就是虚幻的、无稽的。我认为戒慎并祈祷的好处更多，如果你感觉到诱惑，与其写成文字，让自己沉湎于虚无想象中，不如戒慎、祈祷。”奥利芬特问她，那些用面包刀捅死人的凶手，行凶前是不是戒慎和祈祷就够了？她回答道，用面包刀捅死人和自己所说的事不能混为一谈。“但是没错，也得戒慎和祈祷。谁知道会不会在哪个地方有哪个人，因为读了一本讲用面包刀捅死人的书，便郑重其事地挥起手中的面包刀？”法庭上倏然骚动，是菲莉丝·K.普拉特的读者们忍不住沸腾起来。塞缪尔·奥利芬特准备凭借自己已获取的优势推进下去。

“克罗斯小姐，你本身不是一个博学之人吧？你对文学也没有多大兴趣。”

“是的，我不读书。我认为很多人因为阅读垃圾般的书，或者围绕着书说一些垃圾般的话，而浪费了大量时间。虽说同样是垃圾，但我想我至少能分得清楚，哪一本书纯属低级，哪一本绝对会害人。”

“你如何能够辨别？”

“我懂得很多，我有太多实务经验，我能分辨得出哪些人在面对《乱言塔》这种书的影响时，心志是脆弱的。这都是常识。”

“你是否认为你自己也因受《乱言塔》的影响，变得堕落而腐化？”

“我就是被恶心到了，觉得很厌恶而已。”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是没回答，因为我又不是那本书的预期受众之一。我戒慎、祈祷。”

雷恩总警司是个高大的男人，外表整理得一丝不苟，脸上像打了蜡一样光洁，声音意外地轻柔。他的证言既沉闷又像读报告一样逐条罗列，列举了一连串在他看来是因受刺激、受影响、受蛊惑而发生的刑案，他全程照本宣科，读着一份书写材料。“那些对书籍内容感到满足的人，”他说，“对自己并不满足，他们心生恶念，想尝试书中所写。就像伊恩·布雷迪，他们尝试了。”他举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在无线电收音机里听到广播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人，在一阵失心疯般的冲动之下，那个人抄起煤棚里的一把斧头，把睡梦中的岳母劈死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