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市的喧闹和繁忙景象，使得保尔强烈的失望情绪平缓下来。可上哪儿去呢？往回走，到朋友们居住的索洛缅卡区去吧，但是太远。大学环路倒离这儿不远，保尔的脑海里浮现出那里的一幢楼房。没错儿，他应该马上到那儿去。除了朱赫来，他急于看望的同志，不就是丽塔吗？到了那儿，他可以在阿基姆或米哈伊拉的房间里过夜。

还在远处，保尔就看到了高处楼角窗户上的灯光。他尽量平静下来，拉开了橡木大门。他在楼梯平台上站了几秒钟。隔着门，他听见丽塔房间里有说话声，还有人在弹吉他。

“哦！看来连吉他也允许弹了？政策放宽了。”保尔猜测着，握拳轻轻敲门。他感到心潮起伏，便咬紧了嘴唇。

开门的是个不认识的年轻女子，两鬓垂着鬈发。她疑惑地打量着保尔：

“您找谁？”

她没有关上门，保尔匆匆扫视了一下房内陌生的陈设，心里已经明白了几分。

“我能见见乌斯季诺维奇吗？”

“她不住这儿了。早在一月份就去了哈尔科夫，听说又从哈尔科夫去了莫斯科。”

“那么阿基姆同志还住在这幢楼房里吗？他没搬走吧？”

“阿基姆同志也搬走了。他现在是敖德萨省团委书记。”

保尔不得不转身离去。回到这座城市的喜悦心情消失了。

现在得好好想想上哪儿过夜。

“这样一家家地去找朋友，只怕跑断腿也找不到一个，”保尔克制着沮丧情绪，忧郁地嘟囔着。不过，他还是拿定主意，再去碰碰运气——去找潘克拉托夫。这个码头装卸工就住在码头附近，上他家总比去索洛缅卡要近些。

他终于来到潘克拉托夫家门口，这时他已疲乏不堪了。他一边敲那曾经漆成红褐色的门，一边心里盘算：“要是这个也碰不上，我再也不瞎跑了。钻到小船舱里睡一夜吧。”

一个老太太开了门，她扎着一条素色的头巾，在下巴底下打了个结。这是潘克拉托夫的母亲。

“大娘，伊格纳特在家吗？”

“他刚回来。您找他吗？”

老太太没有认出保尔，回头喊潘克拉托夫的小名：

“根卡，有人找你！”

保尔随着她进屋，把布袋放到地上。潘克拉托夫咬了一口面包，从桌边转过身来：

“既然是找我，你坐下谈吧。让我把这碗汤灌下去。从早上到这会儿只喝了点白开水。”潘克拉托夫说着拿起一把木头大勺子。

保尔在他旁边的破椅子上坐下，脱了帽子，习惯地擦擦额头。

“难道我变得这么厉害，连根卡也认不出我了？”保尔暗想。

潘克拉托夫喝了两勺汤，没听见来人答话，便转过头来：

“哎，说吧，你有什么事儿？”

他一只手拿着面包，正要往嘴里送，突然停住了。他不知所措地眨巴着眼睛：

“唉……等一下……你别开玩笑！”

保尔见他紧张得满脸通红，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保夫卡！我们只当你死了呢！……等等，你究竟是谁？”

潘克拉托夫的母亲和姐姐正在隔壁房间里，听见他的喊声，也跑了过来。三个人终于同时认出面前的人确实是柯察金。

家里的人早已睡了，潘克拉托夫还在给保尔讲述四个月来发生的各种事情。

“早在去年冬天，扎尔基、米佳伊和米哈伊拉去了哈尔科夫。这三个家伙不是去别处，而是直奔共产主义大学。万卡和米佳伊进的是预科。米哈伊拉读一年级。我们总共十五个人参加考试。我是心血来潮才报了名。我想自己脑子里空空的，需要充实一下。可谁知道，考试委员会把我扔在沙滩上，搁浅了。”

潘克拉托夫气恼地哼了一声，继续说：

“开头我还挺顺利。一切条件都具备：有党证，团龄也够了，经历和出身更是过得硬。但是一到政治考试，我遇上了麻烦。

“我是被考试委员会的一个同志卡住的。他向我提了这么个问题：‘潘克拉托夫同志，请谈谈您对哲学有什么认识？’你知道的，我对哲学什么认识也没有。可当时我忽然想起，我们那儿曾经有个装卸工，念过中学，是个流浪汉。他当装卸工是做做样子的。有一次他告诉我们：鬼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希腊有一伙学者，自以为满肚子学问，人家管他们叫哲学家。其中有个老兄，名字我记不起了，好像叫伊杰奥根【6】，他一辈子住在木桶里，还有别的怪毛病……在那伙人当中，数他本事最大，能够用四十种方法证明，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总而言之，他们全是吹牛大王。这不，我想起了那个中学生讲的故事，心里琢磨：‘这个委员打算从右翼包抄我。’他正狡猾地瞧着我呢。好吧，我当即张口就来。我说：‘哲学就是空话连篇，吹得神乎其神。同志们，让我学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可没有一丁点儿兴趣。党史才是我打心眼儿里喜欢学的。’他们听了，还刨根问底，要我谈谈对哲学的这些新见解是从哪儿来的。我当场把中学生的话添枝加叶地说一遍，惹得全体考试委员哈哈大笑。我火冒八丈，说：‘怎么着，你们全把我当傻瓜吗？’我抓起帽子就回家啦。

“后来，在省委，那个考试委员遇到我，跟我谈了三个小时。原来，那个中学生是胡扯。实际上，哲学是一门充满智慧的大学问。

“杜巴瓦和扎尔基通过了考试。没错，杜巴瓦是念过不少书，扎尔基可比我强不了多少。这个万卡准是沾了勋章的光。一句话，我是一场空欢喜。他们派我到这码头上抓业务。我当了代理货运主任。以前为了青年的各种事情我常常跟头头们发生冲突，如今自己管业务了。有时候，碰上懒鬼或马大哈，我就以主任和书记的双重身份制伏他。对不起，别想在我面前耍花招。我自己的情况，就先谈这些吧。还有哪些新闻没告诉你呢？阿基姆的情况你知道了。团省委的老熟人当中，只有图夫塔还蹲在老地方。托卡列夫到索洛缅卡区担任党委书记，你们那个公社的社员奥库涅夫在团区委会。塔莉娅主管着政治教育部。茨韦塔耶夫在铁路工厂里做着你原先的工作。我不大了解他的情况。在省委碰到过，好像是个挺聪明的小伙子，不过有点自负。你还记得安娜·博哈特吧，她也在索洛缅卡，是区党委的妇女部长。其他人的情况，我已经告诉过你。是的，保夫卢沙，党把许多人送去学习了。原先的骨干全都在省党政干部学校进修。他们答应明年也把我送去。”

直到后半夜，他们才睡觉。早晨，保尔醒来时，潘克拉托夫已经不在家，他上码头去了。他的姐姐杜霞是个健壮的姑娘，面貌很像弟弟。她一面招待保尔吃早点，一面兴冲冲地对他讲各种琐事。潘克拉托夫的父亲是轮机长，出航了，不在家。

保尔打算出去了，杜霞叮嘱他：

“别忘了，我们等您吃午饭。”

团省委大楼里热热闹闹，跟从前一样。门一会儿开，一会儿关。走廊上，房间里，全是人。办公室里，不断传出打字机的嗒嗒声。

保尔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看看能不能碰到熟人。一个熟人也没碰到，他便走进书记办公室。

团省委书记穿着领扣在侧面的竖领蓝衬衫，坐在大写字台后面。他瞥了保尔一眼，没有抬头，继续写着什么。

保尔在他对面坐下，仔细观察阿基姆的继任者。

“有什么事儿？”穿蓝衬衫的书记写完一页纸，打上句号，然后问保尔。

保尔把自己的情形讲了一遍。

“同志，我需要恢复团籍，再回铁路工厂。请指示下面办一办。”

现任书记往椅背上一靠，斟酌着回答：

“团籍当然要恢复，这是用不着研究的。只是派你回铁路工厂，不大好办。茨韦塔耶夫已经在那里工作，他是本届团省委委员。我们派你到别的地方去吧。”

保尔眯了眯眼睛。

“我去铁路工厂，不是去妨碍茨韦塔耶夫工作。我到车间去干本行，不是要当共青团书记。别派我担任别的职务，因为我的体质还很弱。”

书记同意了。他在一张纸上匆匆写了几个字。

“把这个交给图夫塔同志，他都会办妥的。”

在登记分配处，图夫塔正在斥责一名负责团员登记的助手。保尔听了一会儿，看出他们一时半会儿还吵不完，就打断了脸红脖子粗的登记分配处处长。

“图夫塔，你待会儿再接着跟他吵，这是书记给你的条子，给我办一办证件吧。”

图夫塔一会儿看看字条，一会儿瞧瞧保尔，好长时间才明白过来。

“哎哟！这么说，你没死？这下怎么办呢？你已经被除名了，是我亲自把卡片寄给团中央的。后来呢，你又错过了全俄团员登记。根据团中央的文件规定，凡是没有重新登记的，一律取消团籍。因此，你只有一个办法——重新履行入团手续，”图夫塔说，口吻是不容辩驳的。

保尔皱紧眉头：

“你还是老样子？年纪轻轻，却比档案库里的老耗子还坏。沃洛奇卡，你什么时候才能懂点事儿？”

图夫塔跳了起来，仿佛被跳蚤咬了一口。

“我对工作负责，你别来教训我。文件发下来，就得照办，不能违抗。你骂我耗子，我要控告你。”

图夫塔说到最后，这样威吓保尔，同时取过一堆没有拆开的信件，那副神气表示：谈话到此结束。

保尔不慌不忙地朝门口走去。他突然想起来，又回到桌旁，从图夫塔面前取回了书记写的字条。登记分配处处长注视着保尔。这时候，这个长着两只大招风耳的怒气冲冲的年轻小老头，显得既讨厌，又可笑。

“好吧！”保尔用嘲讽的口气冷冷地说。“你可以给我扣上一顶‘破坏统计工作’的帽子。不过我倒要问，如果有人没有事先向你提出申请，自己突然死了，你有什么高招对付他呢？人嘛，难免说病就病了，说死就死了。规定必须事先申请的文件，大概是没有的。”

“哈哈哈！”图夫塔的助手再也无法保持中立，忍不住大笑起来。

图夫塔手里铅笔的笔尖一下子折断了。他把铅笔往地上一摔，但是没有来得及回击保尔。这时候，好几个人大声说笑着涌进了房间，尼古拉·奥库涅夫也在其中。大家又惊又喜，问长问短，说不完的话。过了几分钟，又进来了一群年轻人，其中有一个是奥莉加·尤列涅娃。她高兴得简直不知怎么才好，喜滋滋地久久握着保尔的手不放。

保尔不得不把自己的情况重新说一遍。同志们由衷的喜悦、诚挚的友谊和同情、热烈的握手、亲昵的拍肩打背，使他暂时把图夫塔抛到脑后了。

保尔说到末了，把自己和图夫塔谈话的情形告诉了同志们。围着他的年轻人气愤地嚷成一片。奥莉加狠狠地瞪了图夫塔一眼，便朝书记办公室走去。

“咱们去找涅日丹诺夫！他会叫图夫塔脑子清醒的。”奥库涅夫说着，一把搂住保尔的肩膀。两人和大伙儿一起，跟在奥莉加后面走去。

“应该把图夫塔撤职，送到潘克拉托夫的码头上去，让他当一年装卸工。他是个死抠条文的官僚主义嘛！”奥莉加激愤地说。

奥库涅夫、奥莉加和其他同志向团省委书记提出撤换图夫塔的要求。团省委书记宽厚地笑着听他们说。

“恢复柯察金的团籍是毫无疑问的。马上就发团证给他，”涅日丹诺夫安慰奥莉加。他接着又说：“我也同意你们的看法，图夫塔是个形式主义者，这是他的主要缺点。不过也得承认，他那个部门的工作还是搞得不错的。在我工作过的一些团委机关里，统计工作是乱糟糟的，没有一个数字靠得住。而咱们的登记分配处，统计的数字清清楚楚。你们也知道，图夫塔有时在办公室里干到深更半夜。所以我这样考虑：他的职务随时都可以撤，不过如果换上一个办事干脆的小伙子，可对统计工作一窍不通，那么官僚主义是没有了，然而统计工作也没有了。还是让图夫塔干下去吧。我好好洗洗他的脑子。这能让他清醒一段日子，以后看情况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