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搞的，是瞎了，还是昨天刚来？！”他冲着菲金嚷，因为他知道，这么干，钻头非损坏不可。

不料，菲金张口就骂工长，而且重新开动钻床。霍多罗夫去找车间主任告状。菲金呢，没关钻床，跑去找注油器。他想赶在领导到来以前，把什么都弄得妥妥帖帖。可等他拿着注油器回到这儿，钻头已经损坏了。车间主任打了报告，要求开除菲金。团支部为菲金说话，指责工长霍多罗夫打击青年积极分子。车间领导坚持要开除菲金。于是，这件事情转到工厂的团委会上来讨论。这样，团委内部的争执也就开始了。

五个团委委员，有三个主张给予菲金警告处分，并调他去干别的工作。茨韦塔耶夫就是这三个中的一个。另外两个委员干脆认为菲金没有过错。

团委会是在茨韦塔耶夫的屋子里开的。这里摆着一张大桌子，桌上铺着红布。几条长凳和几只小方凳，是木工车间的小伙子自己动手做的。墙上挂着领袖像。一面团旗挂在桌子后面，占了整整一堵墙。

茨韦塔耶夫是“脱产干部”。他原本是锻工，由于近四个月表现出来的才干，他得到提拔，担任了共青团的领导工作。他还当上了团区委委员和团省委委员。以前他在机械厂干锻工活儿，最近才调到铁路工厂。他一上任，就独揽大权。他刚愎自用，挫伤了别人的积极性。他什么都一手包办，可又包办不了，于是对领导班子里的其他成员横加指责，说他们袖手旁观。

这间屋子，也是在他亲自监督下布置的。

这时候，茨韦塔耶夫在主持会议。他仰靠在唯一的一把从红色文化室搬来的软椅上。这是个内部会议。党小组长霍穆托夫正要发言，外面有人敲门。茨韦塔耶夫皱起眉头。这时外面再次敲门。女油漆工卡秋莎·泽列诺娃去开了门，见保尔站在外面，就让他进来了。

保尔已经朝一只空凳子走去，茨韦塔耶夫叫住了他：

“柯察金！我们现在开的是内部会议。”

保尔脸上一红，慢慢地朝桌子转过身来。

“这我知道。我想了解你们对科斯季卡事件的意见。我还想提一个有关的新问题。你反对我参加会议吗？”

“我不反对。不过你总该知道，团委内部会议只有团委委员才能参加。人多嘴杂，讨论就困难了。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坐下吧。”

保尔头一次受到这样的侮辱，双眉之间出现了一道皱纹。

“何必来这套形式主义呢？……”霍穆托夫表示异议。但保尔做了个手势，让他别再往下说，自己坐到一只方凳上。

“我对这件事有话要说，”霍穆托夫又接着说。“不错，霍多罗夫这个人是不合群，但是咱们的劳动纪律也确实差劲儿。如果所有的团员都这样随随便便弄坏钻头，咱们也就没有干活的工具了。这对团外青年的影响将是多么恶劣。我认为，应当给小伙子一个警告处分。”

他话音没落，茨韦塔耶夫又开始反驳。保尔听了约莫十分钟，了解了团委所持的态度。快要进行表决的时候，他要求发言。茨韦塔耶夫克制住自己，让他发言。

“同志们，我想就科斯季卡的事情，跟你们谈谈自己的看法。”保尔的口气比他预想的要生硬。

“科斯季卡事件是个信号。主要的问题不在他身上。昨天我搜集了一些数字。”保尔从口袋里掏出记事本。“这些数字是考勤员提供的。请大家注意听一下：百分之二十三的共青团员每天上班迟到五到十五分钟。这已经是家常便饭。百分之十七的共青团员每月旷工一到两天，这也成了老规矩。团外青年呢，旷工的占百分之十四。数字比鞭子还要厉害。我还顺便记下了另外一些数字：党员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四，迟到的也是百分之四。党外成年工人，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十一，迟到的占百分之十三。损坏工具的，百分之九十是青年工人，其中参加工作不久的占百分之七。由此可见，咱们团员干活，跟党员和成年工人相比，差得太远了。不过，情况并不是到处都一样。锻工车间非常好，电工车间也不错，其他车间就不相上下了。关于纪律问题，我觉得霍穆托夫只谈了四分之一。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找差距，赶先进。我不想在这里高谈阔论，不过我们必须猛烈抨击那种不负责任和不守纪律的现状。老工人说得很直爽，从前替老板干活、替资本家干活倒还要好些，认真些，现在我们当家做主了，没有理由不好好干。要说过错，首先不是在科斯季卡或别的什么人身上，而是在咱们这些人身上，因为咱们不仅没有同这股不正之风进行坚决的斗争，反而常常找借口袒护像科斯季卡那样的人。

“刚才萨莫欣和布特利亚克发言，说菲金是自己人，就是所谓的‘信得过的人’。他是积极分子，经常承担社会工作。就算弄坏了钻头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谁没遇到过？反正小伙子是自己人，霍多罗夫是外人……可是呢，从来没有人去做他的工作……是的，这位工长爱挑刺儿，可他有三十年工龄！咱们且慢说他的政治立场，眼前这件事，他做得对。他这个外人在爱护国家财产，我们却任意损坏昂贵的进口工具。这种反常现象，该怎么解释呢？我认为，咱们应该立刻发起一次进攻，就从这儿突破。

“我建议把菲金开除出团，理由是他吊儿郎当，不负责任，破坏生产。他的情况，要写成文字，登在墙报上。刚才那些数字，要写到评论里，公开贴出来，不要怕任何议论。咱们是有力量的。咱们会得到支持。共青团的基本群众是优秀的工人。他们当中，有六十个人去过博亚尔卡筑路工地。那是一座最好的学校。有他们的帮助，有他们的参加，咱们一定能让后进赶上先进。不过，现在这种对事件的态度必须彻底摈弃。”

平时沉默寡言的保尔，这一番话说得激昂而尖锐。茨韦塔耶夫初次看到了这个电工的本色。他意识到保尔是正确的，然而戒备心理作怪，他不肯赞同保尔的意见。他觉得保尔尖锐的批评，是把矛头指向整个团的工作，企图动摇他茨韦塔耶夫的威信。因此，他决定进行反击。他指责保尔，头一条就是袒护孟什维克霍多罗夫。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三个小时。天很晚了，辩论才显示出结果：茨韦塔耶夫被大量确凿的事实击败，丧失了多数人的支持。这时候他又迈出错误的一步——压制民主：在最后表决之前，他要保尔离开会场。

“好的，茨韦塔耶夫，我走，不过这不能使你脸上增光。我得提醒你，如果你仍然固执己见，明天我要在全体大会上发言。而且我相信，你不可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茨韦塔耶夫，你错了。霍穆托夫同志，我认为你有责任在全体团员大会之前，把这个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去讨论。”

茨韦塔耶夫疾言厉色地呵斥：

“你凭什么吓唬我？我知道该往哪儿走，用不着你来指方向。我们还要讨论讨论你的问题呢！既然你自己不工作，那就不要妨碍别人。”

保尔带上门，用手擦了擦发热的额头，穿过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朝门口走去。在大街上，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点着了烟，走向巴特耶夫山上托卡列夫家的小屋。

保尔来到托卡列夫家，这个钳工出身的区委书记正在吃晚饭。托卡列夫招呼保尔在桌旁坐下。

“你们那儿有什么新情况，说说吧。达里娅，给他盛碗饭来。”

托卡列夫的妻子达里娅·福米尼什娜和丈夫相反，又高又胖。她把一盘黄米饭放到保尔面前，用白围裙擦擦湿润的嘴唇，和蔼可亲地说：

“亲爱的，吃吧。”

以前，托卡列夫在铁路工厂上班的时候，保尔常到他家坐坐，每次很晚才走。这次回城以后，他这是第一次来看望老人。

老钳工仔细听保尔讲述。他自己什么也不说，嗯嗯地应着，同时忙着用匙子吃饭。他吃完饭，用手帕擦擦胡子，又清了清嗓子。

“当然，你是对的。这类事情，我们早就应该好好地抓。铁路工厂是本区的重点单位，理应从这个厂着手。这么说，你跟茨韦塔耶夫吵了一场？这不好。那个小伙子是有一股傲气，可你不是挺会做年轻人的工作吗？对了，你在厂里担任什么职务？”

“我在车间干活。这样的，就是说，稍微做点事儿。在团支部抓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在团委担任什么职务呢？”

保尔结结巴巴了。

“前一阵身体有点虚弱，又想多看点书，学习学习，所以，我没正式参与领导工作。”

“瞧你，这哪儿成！”托卡列夫很不以为然地大声说。“孩子，只有身体虚弱这一条，可以使你免挨一顿剋。近来身体怎么样？是不是好一点了？”

“是的。”

“那么这样吧，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别再推三阻四了。你见过谁轻轻松松就把事情办成了？何况，人家会说你自己不挑担子，逃避责任，你呢，根本没办法辩解！明天你就要改正过来。那个奥库涅夫，我也得骂他一通。”托卡列夫带着不满的语气，结束了这番话。

“老爷子，你可别训他，”保尔为奥库涅夫开脱。“是我自己求他不要给我压担子的。”

托卡列夫嘲弄般地哼了一声：

“你求他，他就一口答应了？真拿你们这帮共青团员没办法，嗨，算了……来，孩子，照老规矩，帮我念念报纸吧……我老眼昏花了。”

党委赞同团委多数人的意见。人人以身作则，遵守劳动纪律——这样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摆在了党团员的面前。会上，茨韦塔耶夫受到了严厉批评。起初他还像好斗的公鸡似的硬顶，但是党委书记洛帕欣把他驳得哑口无言。这位老同志由于患肺结核，面色白里泛黄。茨韦塔耶夫顶不住了，承认了一半错误。

第二天墙报上的几篇文章，引起了工人群众的注意。他们大声朗读，热烈讨论。晚上，参加团员大会的人特别多。这些文章成了讨论的中心。

菲金被开除出团。团委会增加了一名新委员，由他抓政治教育工作。这就是保尔·柯察金。

涅日丹诺夫讲了话，大家听得特别安静，特别认真。他谈到铁路工厂进入了新阶段，谈了工厂面临的新任务。

散会后，保尔在外面等候茨韦塔耶夫。

“一块儿走吧，咱们谈谈，”他走到茨韦塔耶夫跟前说。

“谈什么？”茨韦塔耶夫粗声粗气地问。

保尔挽住他的胳膊，和他并肩走了几步，在一条长凳旁边站住。

“坐一会儿。”保尔自己先坐下。

茨韦塔耶夫的香烟一忽儿亮一忽儿暗。

沉默了几分钟。

“茨韦塔耶夫，说说看，你为什么恨我？”

“原来你要谈这个，我还以为要谈工作呢！”茨韦塔耶夫故作惊讶，口气显得不自然。

保尔毅然伸出手来，放到茨韦塔耶夫的膝盖上。

“别演戏了。你有话直说吧，为什么总是看我不顺眼？”

茨韦塔耶夫不耐烦地扭动了一下。

“干吗缠着我？谁恨你了！当初是我提议让你出来工作的。那会儿你拒绝了，现在呢，倒好像我在排挤你。”

保尔在他声音里听不出一点诚意，他依旧将手按在他的膝盖上，激动地说：

“你不想回答，那就我来说。你以为我挡着你的道，以为我做梦也在想坐你的书记位子，对不对？如果不是这样，你不至于为了菲金的事跟我大闹一场。这样相处，会使整个工作受到损失的。假如这仅仅影响咱们两个人的关系，那算不了什么，随便你怎么想都成。可咱们两个明天还要在一起工作，这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所以，你听我说，咱们没有理由势不两立。你我都是青年工人，只要你认为咱们共同的事业高于一切，那就把手伸给我，从明天开始咱们就团结协作。如果你不把这种脏东西从脑子里清除出去，继续闹无原则的纠纷，那么，为了不给事业造成损害，我会寸步不让，坚决斗争。这是我伸给你的手。握住吧，现在这还是同志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