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排站起来一个人，身穿保护色军便服，顺着台阶快步登上讲台。他把头往后一仰，走到护栏跟前，伸手摸摸额头，仿佛在回忆什么，随即毅然地甩一下长着鬈发的脑袋，两手牢牢地搭住护栏。

保尔看见会场里坐满了人，感觉到几千双眼睛在注视着他。剧院宽敞的大厅里、五个楼层上，人们都屏息静气地等待他发言。

他默默地站了几秒钟，努力控制激动的情绪。他思潮汹涌，一时间竟开不了口。

离讲台不远的前排，巨石似的省“契卡”主席朱赫来坐在丽塔·乌斯季诺维奇旁边的椅子上。他以殷切的目光望着保尔，忽然露出微笑，既严峻，又含着鼓励。他是那么魁梧，一只衣袖却空空的，由于没什么用处而塞进了口袋。这样子让人看了心头沉重。他那上衣的左口袋上方，佩戴着一枚四边深红色的闪闪发亮的红旗勋章。

保尔把目光从前排移开，怎么着也得说话了，大家等着他呢。于是，俨如骑兵临战，他鼓足全身的劲儿，响亮地对全场的人们说：

“同志们！”才一开口，他心头便升腾起一股激情，只觉得浑身热烘烘的，仿佛大厅里亮起千百盏吊灯，光焰烧灼着他的身体。昂奋的话语犹如战场上的呐喊，在大厅里震荡，数千人听到他的话，无不为之动容。这响亮的声音充满着青春的活力，洋溢着不灭的热情，迸发出万点火花。这些火花一直飞向靠近圆屋顶的各个楼层的最远的座位。

“我今天得说说已往的岁月。你们期待着我发言，那我就说说。我知道，我的发言会使人惊慌。这可不是什么政治宣传，这是心里话，我的心里话，我所代表的所有人的心里话。我要说说我们的生活，说说我们心中燃烧的烈火。这烈火如同点燃巨大炉膛中的煤一样，点燃了我们的心。靠着这烈火，我们的国家生存着；靠着这烈火，我们共和国胜利了；靠着这烈火，我们甘洒热血，摧枯拉朽地歼灭了敌人。我们年轻人，在这烈火鼓舞下，与你们这些阅历丰富的老同志一起，开辟了新天地。我们在伟大的、坚强如钢的党的旗帜指引下出生入死地战斗。我们两代人，曾一同浴血沙场，现在又聚集在这里。你们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而我们这些共同战斗过的人却制造动乱，反对本阶级，反对自己的党，破坏党的钢铁纪律，犯下大罪。结果怎么样？党把我们逐出了战斗队伍，使我们远离沸腾的生活，置身于偏远的荒漠。

“同志们，我们经受过革命烈火的考验，却几乎背叛了革命——这样的事怎么发生的？怎么可能发生的呢？我们和你们——党内多数派的斗争过程，你们是一清二楚的。我们这些人，在共和国最艰难的日子里，也没有离开你们，如今却掀起这场动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对资产阶级要满怀仇恨——我们接受过这样的教育，因此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反对革命的政策。党实施新经济政策，这个转折仅仅意味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采取了新的形式，转换了阵地；我们却把这个转折看成是对本阶级利益的背叛。这场斗争之所以变得不可调和，是因为在老一辈布尔什维克近卫军中，也有一些同志兴风作浪，反对党的决议。我们年轻人知道他们干了多年的革命工作，认定他们是真正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就跟着他们走。看来，单有热情、单有对革命的忠诚是不够的，要善于理解大规模斗争极其复杂的策略和战略。必须理解。而我们却直到此刻才理解，并非任何时候正面进攻都是正确的。有时候，这样的进攻恰恰是对革命的背叛，我们的领袖列宁同志引导国家转入一条新的道路，可连他的名字也没能使我们停止敌对活动，可见我们盲目到什么程度。我们被花里胡哨的东西所蒙蔽，投向工人反对派，似乎在为真正的革命进行正义的斗争。我们在共青团内部大肆活动，鼓动大家，纠集人马，反对党的路线。你们都知道，我们几个团省委委员，在进行激烈的较量之后，被清除出了省委。接着，我们又转到各个区，继续活动。团区委斗争得更艰苦，但也把我们给击败了。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各自的支部，稳住阵脚，把一些青年拉过来支持我们。我当书记的那个支部特别顽固。我们在最后几个据点的反抗注定就要失败的时候，我们的顽抗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

“是的，同志们，对我们来说，那些日子是沉闷阴郁的。问题想不通，脑子里晕晕乎乎，同时又是反对自己的党，心头异常沉重。因此，常常会产生这样的念头：你在跟谁斗？搞这种党内斗争，腹背受敌，会落个怎样的结果？我回想起一次谈话，感到十分羞愧。大概朱赫来同志还记得那次谈话。他在街上遇见我，叫我上他的车。我被斗争冲昏了头脑，便脱口而出：‘既然有人出卖革命，我们就要斗争，只要需要，就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朱赫来回答很干脆：‘那就把你们当作反革命枪毙。保尔，你要注意，你已经站在最后一级台阶上了。再跨一步，就到街垒那边去了。’说这话的，是我心目中最亲近的人，是我的启蒙老师，他以英勇无畏和坚定不移的精神赢得我的深深敬重，他还是我在契卡工作时的老首长。他的这番话，我是忘不了的。当我们这些死硬派被开除出组织的时候，每个人都明白什么叫政治上的死亡。对，那是一种死亡。因为离开了党，我们无法生活下去。于是我们回来了，以工人的朴实态度，公开而直率地提出：‘还给我们生命吧。’我们明白了几个月来自己所犯的错误。离开了党，我们虽生犹死。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体会到了。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当一名战士；最大的自豪，莫过于意识到自己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因此，我们永远不会再离开奋起的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列。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是我们不能献给党的。生命、家庭、个人幸福——所有的一切，都能献给我们伟大的党。党也对我们敞开了大门，于是我们又回到了你们中间，回到了我们共同的、强大的家庭里。我们要和你们一起共同重建这个千疮百孔、血迹斑斑、贫穷饥饿的国家，重建这个用我们战友和同志的鲜血培养抚育的国家。至于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件，但愿它是对我们革命坚定性的最后一次考验。

“让生活充满活力吧。我们的双手和千万双手一起，明天就开始重建满目疮痍的家园。让生活充满活力吧，同志们！我们要重建一个新世界！满怀雄心壮志的人无坚不摧！我们一定胜利！”

保尔激动得说不下去了，浑身颤抖着，走下了讲台。掌声如雷，大厅仿佛在抖动，又如墙根断裂，四壁倒向大厅。呼喊的声浪，在圆形的屋顶下回荡，千万只手在挥舞，全场沸腾了。

保尔往下走，要从侧门出去，但眼前模糊，看不清台阶。血涌向头部，他抓住侧面厚重的天鹅绒帷幕，以免摔倒。一双手扶住了他。他感觉到有人把他紧紧搂住。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耳畔轻轻响起：

“保夫卢沙，朋友，把手伸给我，同志！我们的友谊是牢固的，从此再也不会破裂。”

保尔头疼得厉害，几乎要失去知觉，他竭力打起精神，回答扎尔基：

“伊万，我们还会住在一起的。大踏步并肩向前吧。”

他们的手紧紧握着，任何力量都不能将它们掰开。他们的心紧密相连，靠的并不仅仅是友谊……

［16］在手稿中，此后还有以下几页文字：

丽塔的笔记本上，出现了新写的满满两页文字：

为了组织人力去修筑轻便铁路，我们的动员工作已经进行到第三天了。索洛缅卡区的团组织几乎派出了所有的团员。团省委的三个委员——杜巴瓦、潘克拉托夫和柯察金，都到那里去了，可见这项工程有多么重要。这三个人是朱赫来选派的。我和阿基姆曾两次去他那儿，商量了很长时间。他说这项工程异常艰难，万一失败，就要大难临头。后天，会有一列专车运送工人去工地。昨天，在即将奔赴工地的党团员会议上，托卡列夫发表了精彩演说。省党委让这个老人去领导这项工程，真是选得好。总共去四百人，其中共青团员一百名、共产党员二十名，工程师一名，技术员一名。今天，扎尔基和柯察金到交通专科学校去动员学生。是的，正是柯察金。若不是他跟图夫塔发生一场令人气愤的争执，我还真不知道他就是谢廖扎谈得很多的那个保夫卡。图夫塔由于无理取闹，在省委会上受到严厉批评。即使在省委会上，他也继续指责保尔。他是在积极分子会议上发难的。

当时正在挑选去工地的人员。图夫塔突然对委派保尔提出异议。图夫塔说保尔同资产阶级分子有联系，而且以前参加过反对派，因此决不能派他担任小队长。

我看看保尔。他的目光由惊讶变为愤怒，因为在大家的要求下，图夫塔讲了如下一件事情，来证明他指责有理。

在粉碎反革命暴动的时候，图夫塔和保尔编在同一个小组。他们到一个教授家里去进行搜查。教授的女儿竟然是保尔的熟人。图夫塔偷听到，她问保尔：“柯察金同志，难道正是您带人到我们家来搜查？果真如此的话，可太让我寒心了。您对我们的家庭好像是相当了解的。”保尔对她说，只要在她们家里搜查不到什么可疑分子，小组会离开的。图夫塔要求保尔解释清楚，他怎么会跟资产阶级小姐这样熟悉。

柯察金表现得很好。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激愤情绪，这在他是不容易做到的。他回敬图夫塔：“伙伴们，如果是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这样说，我都会感到十分委屈，但图夫塔这样说，我倒不在乎了。当我们大伙儿都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位同志不是和大家一起干，却像条狗似的乱咬人。天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自然，当时是怎么回事，我会解释清楚的，但不是向他，而是向你们，向朋友们。一九二○年，我在这个教授家里寄居过一段日子，所以互相认识了。那是个安分守己的家庭。至于我以前的政治错误，我一直牢记着。没有哪个同志翻这笔老账，图夫塔在这里攻击我，那是错误的。到了工地上，我们会有可能证明这一点。”

大家打断了保尔的话，没让他再往下说。图夫塔受到了批评。我想在保尔去博亚尔卡之前跟他见一次面。

交通专科学校的两层大楼里人声鼎沸——各班班长在召集同学们去开大会。有人拉了一下保尔的袖子。

“你好，保夫卢沙，什么风把你给吹来的？”跟他打招呼的是个小伙子，目光严肃，头戴专科学校的制帽，帽子底下露出一绺鬈发。

这是阿廖沙·科汉斯基，跟保尔同龄又同乡。阿廖沙的哥哥也在机车库当钳工，和阿尔乔姆是同事。科汉斯基全家节衣缩食，供他上学。这小伙子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念完高级小学又到基辅来深造。阿廖沙匆匆忙忙地对保尔讲述自己曲折的经历。

“咱们小城里有六个人到这里来。你大概全认识的。舒拉·苏哈里科、扎利瓦诺夫、沙拉蓬，就是那个独眼龙、小滑头，记得吗？还有萨什卡·切博塔里和万卡·尤林。我们乘的是一趟车。他们五个，家里都给准备了许多路上吃的，又是果酱，又是香肠，又是烙饼；我带了一盒子黑面包干，别的啥也没有。这些七年制学校毕业生，一路上对我冷嘲热讽。我气坏了，恨不得把这些欺负人的坏蛋狠狠揍一顿。我暗想，哼，虽然他们是五个狗崽子，我寡不敌众，可只要揍扁他一个，也算出了口气。他们竟说：‘可怜的龟孙子，你往哪儿钻哪？傻瓜蛋，待在家里刨土豆吧。’我简直受不了啦，转念一想，唉，算了吧。来到基辅，他们带着一堆介绍信，都找头头脑脑去了。我呢，直奔军区司令部。我希望进航校学习，将来当飞行员。我做梦都开着飞机上天打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