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亚世界史中的甲午战争

在近代日本国家演化史上，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占据了特殊的地位。重新审视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近代日本的精神与历史世界相互作用的特殊机制和具体过程。

一般而言，后世的评论家与学者们普遍认为，这场战争是东亚史乃至世界史上最重要的战争之一。这场战争的军事技术与军事过程、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等层面的诸多问题，虽早已得到高度复原，但时至今日，其政治意义，尤其是在世界政治史上的意义仍有待探索。[1]那么，为什么要从这种世界政治的角度重新探讨这场战争？对于近代日本帝国的走向，这场战争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东亚世界秩序变迁的角度进行探讨。这个角度的设定，有如下两种考虑：

第一，这场战争从根本上颠覆了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对交战双方此后的成长过程与性格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甲午战争前的三十余年间，中国通过史称“洋务运动”的近代化实践，形成了关于世界秩序的比较准确的认知。[2]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获得了来自当时的主要大国，尤其是英国的一系列正向激励，可以说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3]这条道路，从本质上说，就是融入以法治为理念的近代文明与世界秩序，而反过来，来自外部世界的法律（国际法）的压力，逐渐转化为国内法治化的动力。晚清的司法改革，就是这一进程的结果。[4]

然而，甲午战争结束了这一历史进程。早在1917年，曾在中国海关工作多年的布兰德就指出，“这场战争的结果把中国降低到了长久落后的地位”。[5]这仅仅是现象，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这场战争的战败者走上了暴力革命这一艰难险峻之路，从否定自身开始，最终试图否定整个旧世界。这是一种彻底的自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精神气质。与此相对，战胜者成为东亚世界的大国，进一步激发了自身的帝国欲望，并逐渐开始挑战世界。

第二，在历史认识的层面上，多数研究落脚在战争性质的讨论上，诸如这场战争是不是“侵略战争”、是不是“正义战争”等。不过，这种历史认识依赖于民族国家体系自身，而后者的历史正当性在全球化的时代正在衰退，甚至成为有待克服的问题。过于强调战争正义与否的问题，无益于我们清理战争留给后世的真正遗产。如同我前面指出的，这场战争对人们意识结构的改变，对此后历史进程产生了更为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因此，我们要去探讨只有在长时间段内才逐渐显现的结果。这是因为，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实际进程与世界秩序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生成、彼此制约的关系，战争的当事者不容易把握这种关系的演化结果。

上述事实意味着，后世的人们有必要积极利用“后见之明”，从一种更普遍的，因而首先是超越民族国家视野的角度，将当事者对人类事务的认识，尤其是那种认知造成的政治结果呈现出来。这种认知由于其体系性与相应的封闭性，在国家的成长过程中通常作为稳定而隐微的认知要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日本而言，作为近代第一场大规模的对外战争，甲午战争的胜利可以说是特定的心理基础、意识形态、世界认识与经验事实的“完美”结合。人们今日广泛探讨的近代日本的政治意识与政治结构，诸如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天皇制等，其形态与特质均受到了这场战争的深度影响。那么，这种“完美结合”究竟如何得以发生？当事者对这种经验又进行了怎样的反思？

事后看来，日本从这场战争中获得的体验，不单纯是胜者的喜悦，还强化了其特定的心理结构：日本被迫开国时所产生的强烈的屈辱性感受与自我意识进一步固化，其中积蓄的精神与心理能量，在侵略亚洲国家与挑战英美世界秩序两个方向上得到了释放。最终，这场战争成为近代东亚世界秩序演化的一个转换点。我们今天重读这场战争，就是要去揭示其中蕴含的在秩序与文明史上的意义。

当然，站在不同立场的人们，关注的视角与对它的意义赋予并不相同。在日本的历史学者看来，日本发动这场战争具有三个动机：（1）打破东亚世界的“华夷秩序”，与中国争夺朝鲜的支配权；（2）掠夺朝鲜、台湾等；（3）与帝国主义列强竞争分割中国与朝鲜。这一说法最初由日本近代史专家藤村道生提出，并为其他学者所继承，可以说是学术界的定论。[6]但它仍未触及的问题是，日本为何走上了这种诉诸武力的大陆政策？我将在下一节说明，这种大陆政策正是日本的世界政策自身，是近代精神帝国迈向政治帝国的第一步。

与此不同，另外一种说法更为大多数人所知，且影响深远，那就是此战是日本进行的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日本全面侵华战火正炽烈的1939年，政治学者深谷博治在其著述中公开论述道：“日清战争是我国以全部国运相赌的最初的对外战争，同时是把国家将来发展的全部命运寄托其上的大战，可谓生死攸关。”值得注意的是，他进一步论述说，倘若失败，日本将面临相反的命运：支付被中国强加的巨额战争赔款，割让琉球与九州等领土，等等。日本因战胜而摆脱了这种噩运，因此他认为“日清战争是国内维新事业的完成；同时作为第二维新，具有其历史意义与实质”，是日本“作为世界国家”的起点。[7]

这种“赌博说”是一种特殊的战争观，然而，这种说法无法让人满意，因为战争事关生死存亡，通常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行为，我们无法认为日本是例外。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战争观与其更为稳定的心理基础与世界认识有着怎样的关联？

后世的历史学家注意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们容易在他们的著述中发现促成战争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政治领袖的战争意志与国民的支持呈现高度一致的状态。但历史学家往往忽视的问题是，这种举国一致的形势究竟如何在短时间内造就而成？其实，从思想史、精神史的角度，我们不难看到明晰的线索。在对华开战前，明治日本的政治家们就已经形成了对中国、亚洲与世界秩序的独特认识。甲午战争正是日本在这种世界认识的基础上，高度掌控并灵活运用内政、外交与军事实力的结果。

因此，面对今日东亚世界秩序的演变，我们有必要再次回到起点，重新观察并反思世界认识与世界历史进程相互作用的具体过程。下面，我将以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后的世界认识尤其是中国认识为对象，具体探讨这场战争的社会学过程，进而揭示人们头脑中的观念事物会对世界秩序产生怎样的影响。

二、日本政治家的中国认识

在战争正酣的1894年下半年，明治政府最重要的战争指导者、外务卿陆奥宗光（1844—1897）撰写了一部回忆录，题名《蹇蹇录》。这部回忆录的撰写是出于“蹇蹇匪躬”[8]、记录“经营苦心之所存”的心志，至今仍被日本学者认为是关于甲午战争最重要的文献。根据这本书的说法，包括陆奥在内的当时的日本政治家普遍认为，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为伸张国权，一直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是清国皇帝权威下的华夷秩序的压力，二是西方列强强迫日本签订的通商条约。前者具体是指最终解决琉球王国的归属问题，后者旨在废除治外法权。[9]

因此，选择对华开战，被陆奥等日本政治家认为是“不得已”采取的手段。事实上，通读《蹇蹇录》，我们会发现陆奥反复使用“不得已”的字样，这固然有着他为发动战争寻找大义名分的考虑，但也反映了此间日本世界认识的固有性格。如果把《蹇蹇录》中的说法仅仅看作“狡辩”与“发动侵略战争的自供状”，我们有可能会丧失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渠道。

此时日本的世界认识的性格，在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中清晰地呈现了出来。1894年7月25日，日本未经宣战即开启了战端，丰岛海战打响。8月1日，日本天皇发布《对清宣战诏书》，要求“百僚有司”在不违“万国公法”的前提下，尽一切手段达成国家目的。诏书指责清国“动辄视朝鲜为属国，或明或暗干涉其内政”，为其侵略行为辩护。不过，其更大的用意却指向了世界，日本是完全遵守国际法的“文明”国家，是欧美列强的“对等国”。从中我们容易看到，这一诏书显示了强烈的自我定位意识——日本是新晋的文明国家。

要强调的是，日本进行自我定位的参照系首先是中国，或者说是中国主导的东亚世界秩序——“华夷秩序”。与后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的行为进行对比，我们会更容易看到这种自我定位。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内阁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研究是否发布对华宣战布告。该委员会经过仔细权衡后，决定不发表宣战书。据说，当时驻华大使谷正之的下述意见起到了决定作用：中国不是日本的“对等国”，因而无发表宣战布告的必要。[10]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中国认识。从这个角度看，1894年的《对清宣战诏书》反而表明日本视清国为“对等国”，试图通过战胜中国，进入当时由中国与欧美列强组成的世界大国俱乐部。

当然，明治日本政治家将中国视为战争对手、瓦解中华世界秩序的意图，在甲午战争前已是公开的秘密。比如，时任参议的山县有朋（1838—1922）在1883年6月发表的《对清意见书》中，就有如下说法：

清国自长毛贼叛乱以来，海陆军制为之一变，仿西洋方式，雇洋师，购洋舰，已达百余艘之多。近来，更委托日耳曼造铁甲战舰，坚固无比。故此，若清国再出现斗志勇壮之兵卒与威猛熟练之士官，当可称雄宇内。我国自与彼缔约以来，从出兵台湾、琉球处置到朝鲜事变之办理，虽说皆我国不得已而为之，究其实则凌驾于其势之上，大杀其威风。彼对我国抱有不平之意，已非一日。乘彼武备充实、内治稍修之机，或有人起而献策，称霸东洋，问罪我国，实不可测……如今内阁决议，确定以下军机之要。（1）前日议定之铁甲战舰，宜迅速竣工；（2）加速港口炮台之建设，布设水雷，以供内海防御之用；（3）万一不幸，彼开启战端，我国必举全力战而胜之，为此必制定非常政略，终止土木建设，禁止酒席宴会，凡奢华靡费无用之事，一概杜绝，上下一致，勇往直前，鼓动天下之大义。[11]

在这段论述中，山县表达了日本持有的一种非常特异的危机感：中国对双方缔约以来日本的行为不满，实力强大时将对日本进行报复。中国主政的士大夫们诚然对日行为感到不满，但山县未意识到的是，日本自身对条约的不满、对中国的抱怨以及伺机寻求报复的心理，更符合此间日本政治家的对华认识。这种认识的源流，产生于东亚世界秩序内部。

在一般的东亚世界史叙述中，人们会注意到一些特定的事实。比如，663年，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爆发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冲突。当时日本派遣两万多人的军队入朝，不惜与唐王朝的军队直接交战。战争最终以日军惨败告终，这就是历史上的“白村江之战”。日本战败后，大和王（当时由“中大兄皇子”主政）担忧遭到中国的报复，甚至进行了迁都。[12]同样，发生在1592年到1597年间的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战争，实质上是日本与明王朝之间的战争。日本最终的失败，进一步强化了它在东亚世界秩序中的某种困境意识。它试图挑战中国，甚至取而代之，但无奈实力不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