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军事使职，通常人们会下意识地想到节度使。而节度使给唐朝带来的影响是无比巨大的，所以从唐朝开始人们就在讨论节度使及其制度，讨论节度使是怎样发生的，对唐朝和历史产生了怎样的作用。节度使制度属于兵制，其产生与发展，总体上与唐朝的兵制变迁是联系在一起的。欧阳修《新唐书·兵志》讨论唐代兵制沿革的线索，对后世影响巨大，他对唐代兵制变化有明白的解释：“盖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彍骑，彍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开元十一年（723）张说奏设彍骑，被他看作是重大关节。不仅如此，欧阳修还强调方镇最终控制各种资源的结局：“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1]节度使即方镇，欧阳修认为是唐朝兵制变化的关键。前期府兵制时代，中央能够把握自己的军事力量，因为战争是临时的，将军领兵出征也是临时的，战争一结束，“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没有可能出现领兵将领坐大的机会。但是，府兵制败坏而兴起的方镇兵即节度使兵制，使朝廷丧失了对军事力量的控制，武夫悍将“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中央集权体制丧失了军事力量的后盾，后果当然是可怕的。

欧阳修的观点如此，成功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观点也别无二致。《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八载（749）五月，以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为契机，司马光有一段比较全面的关于府兵制的文字叙述：“先是，折冲府皆有木契、铜鱼，朝廷征发，下敕书、契、鱼，都督、郡府参验皆合，然后遣之。自募置彍骑，府兵日益堕坏，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复点补，其六驮马牛、器械、糗粮，耗散略尽。府兵入宿卫者，谓之侍官，言其为天子侍卫也。其后本卫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隶。长安人羞之，至以相诟病。其戍边者，又多为边将苦使，利其死而没其财。由是应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无兵可交。五月癸酉，以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是后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其折冲、果毅，又历年不迁，士大夫亦耻为之。其彍骑之法，天宝以后，稍亦变废，应募者皆市井负贩、无赖子弟，未尝习兵。时承平日久，议者多谓中国兵可销，于是民间挟兵器者有禁。子弟为武官，父兄摈不齿。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矣。”司马光的观点与欧阳修相似，同时司马光重视彍骑出现的意义，评论说：“兵农之分，从此始矣。”[2]司马光的观点在叙述过程中渗出，影响更大。

范祖禹《唐鉴》也评论说：“唐制，诸卫府有为兵之利，而无养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犹藏于民。后世最为近古而便于国者也。开元之时，其法浸隳，非其法不善，盖人失之也。张说不究其所以而轻变之，兵农既分，其后卒不能复古，则说之为也。”[3]与司马光相似，范祖禹也重视兵农之分，而否定性的倾向更明显。马端临《文献通考》认为，“唐宋以来，始专用募兵，于是兵与民判然为二途”[4]。不过对于兵农之分，也有反对意见。如叶适认为，征兵制转化为募兵制是正常的。他承认是“言唐立府兵之制，颇有足称”。但又指出：“按府兵成于周隋，史非不知，而谓唐立何也？每观后世之论，皆谓当寓兵于农，故共称府兵，以为得先王之遗意。然历考战国秦汉之后至未立府兵之前，兵农本未尝相离，何待寓也。惟其苦争好战，屡斗不息，民失耕作，无以转饷，则国贫而兵弱尔耳。宇文、苏绰患其然也，始令兵农各籍，不相牵缀。即立府额，长征莫返，而居者晏然不知。缘此，国富兵强，奋其至弱，卒以灭齐，隋文因之，平一宇内。当其时，无岁不征，无战不克，而财货充溢，民无失业之怨，徒以兵农判而为二故也。然则岂必高祖、太宗所以盛哉？乃遵其旧法行之耳。兵农已分，法久而坏，齐民云布，孰可征发？以畏动之意，求愿从之名，虽至百万，无不用募，何足怪矣。”在叶适看来，唐代的最大问题是节度使问题：“《新史》特志羁縻州府八百余，以为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以见其盛。按太宗既胜灭夷狄，遂郡县其地，置都督、都护以统之，已著乱华之渐。至玄宗创为十节度，二十余年而禄山破两京，终受分裂之祸，与晋事大约不甚异，然唐人无能悼痛其失，而后世因之。”[5]所谓后世因之，指的是肃、代继续设置节度使的政策。

朱熹也有关于唐代军事的言论：“若论唐初兵力最盛，斥地最广，乃在于统兵者简约而无牵制之患也。然自唐末，大抵节镇之患深，如人之病，外强中干，其势必有以通其变而后可。”[6]显然，他也认为节度使是唐朝的祸患。

在兵农分合上大家意见并不一致，但在强调节度使的有害影响上论者几乎是异口同声。这种势头一直是学术界的最强音。清代学者、近代学者也多有同论。节度使本身就是军事使职的代表，同时也代表着唐代军事制度的巨大变迁。作为一代军事制度，就其内容而言是涉及多方面的，不仅包括领兵将领问题，也包括兵员问题，所以府兵与募兵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相互关联的。如果抛开兵员问题，即府兵与募兵不论，唐代前期兵制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军事将领的使职化。这既有史实根据，也是众论所归。节度使作为方镇兵制的最重要部分，一般认为是在唐玄宗时代完成的，但若追根求源，则是军镇的衍生物。也就是说，讨论节度使来源，不应该重视领兵将领的来源问题，而是要与兵制的整体变化联系起来，而与节度使制度联系最密切的就是军镇的产生与发展。

节度使问题属于军制的一部分，而且属于新变化的一部分，因为事关唐朝历史的走向，所以倍受重视。《邺侯家传》强调高宗以来宰相没有居安思危而葬送了府兵制。《新唐书·兵志》也重点说明是统治者措置失当。唐玄宗过分信任安禄山、李林甫重用蕃将造成河北反叛的思路也是历代史学家经常关注的。但就兵制的真正意义而言，人们实际更重视军将问题，即统兵将领问题。对于与府兵制相联系的行军制度，人们重视其兵将分离体制，战时统兵而平时分离。而从原来制度的视角考虑，后来的统兵将领的职权就属于新生的使职。

近代以来的唐代军事历史研究，在已经取得的成果中，日本滨口重国、岩佐精一郎、日野开三郎、菊池英夫等先生的研究成绩最重要。滨口重国的长文《从府兵制到新兵制》在讨论府兵制破坏的时候，是从府兵制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进行的。内部的原因是府兵在全国的分布不均、负担不均，造成破坏。外部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纲纪混乱，富民奸猾；二是均田法的破坏；三是军镇产生和增加。他把军镇和原来的镇戍之镇区分得很清楚，并且指出《新唐书·兵志》中已经把两种性质的镇混淆起来了。在概括军镇的时候，他使用的是“军”这个概念，指出军镇的特征是：“以大规模的出征军队在作战地区的临时屯驻为开端，随即转变成半永久性的驻扎……拥有一至二万的兵员，负责一定的辖区，退以保卫领土，进以攻击敌区。”从府兵制到新兵制，滨口氏认为是一分为三的过程，即府兵制变成禁军（中央宿卫）、军镇（边境守卫）和团结兵（地方警备）。在新旧兵制之间，他强调府兵制的衰退以及镇戍的无力。[7]岩佐精一郎对军镇的研究是从讨论节度使起源的立场进行的[8]，他与日野开三郎的《唐讨灭高句丽与安东都护府》[9]都强调唐朝周边形势的变化导致唐朝对外政策的改变，即变羁縻政策为武力边防。他还对军镇的许多具体问题进行过研究，如在军镇产生的年代问题上，就比滨口要详细。另如豆卢军的设立时间，记载说是神龙元年（705），而出土文书提供了比这个记载要早三年（长安二年，702）的证据。[10]新出吐鲁番文书则表明至少在圣历二年（699）就已经存在“豆卢军经略使”。菊池英夫对军镇的研究，主要是《节度使制确立以前“军”制度的展开》和这篇论文的续篇。[11]他最大的功绩是在滨口的基础上，把军镇来源于行军这个问题，从兵员到组织进行了有力的论证，而在行军军镇化过程中，统帅的称号也就逐渐发生变化，这就是从军使到节度使等一系列的变化。军镇起源于行军的说法得到证实，并被中日学界广泛认同。

在中国，较早讨论相关问题的是罗香林先生。他在1934年发表《藩镇制度沿革考》，强调“节度使滥觞于诸军节度，藩镇吏卒源于边区屯防”，而他所谓的诸军节度，指的就是“诸大都督带使持节”[12]。1940年，杜洽先生发表《唐初镇兵考》，同意罗香林先生的节度使源于诸军节度的说法，但又有进一步发展。他认为《新》志的节度使起源于大总管和大都督的观点过于简单，指出：“诸镇节度使之形成，或原自带使持节之都督，或由军使及经略使之升进，或原为都督、都护兼领，并不尽由总管、都督所改置。至都督、军使之所以得称节度使者，则以其带使持节节度诸军州军事之故。”[13]这样，在中日学者之间，关于军镇和节度使问题，就形成了大致不同的两种看法：日本学者可以称之为行军一元说，中国学者可以称之为多元说。但是，由于后来中国相同课题的跟进研究不足，多元说影响很小，上举两篇重要论文，甚至很少见到引证。

陈寅恪先生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指出：“中国无论何代，即当坚持闭关政策之时，而实际终难免不与其他民族接触，李唐一代其与外族和平及战争互相接触之频繁，尤甚于以前诸朝，故其所受外族影响之深且巨，自不待言。”陈先生的“内政”，就是“内部政治”，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至少绝不等同于对内政策。接着，他简单地论述了府兵制的演变：

《邺侯家传》论府兵废止之原因，其一为长期兵役，取刘仁轨任洮河镇守使为例证（见《玉海》壹叁捌兵制叁所引，《通鉴》贰叁贞元二年八月条亦采自《邺侯家传》也）。盖唐代府兵之制其特异于西魏、北周之时期者，实在设置军府地域内兵农之合一。吐蕃强盛之长久，为与唐代接触诸外族之所不及，其疆土又延包中国西北之边境，故不能有长期久戍之“长征健儿”，而非从事农业之更番卫士所得胜任。然则《邺侯家传》所述可谓一语破的，此吐蕃之强盛所给予唐代中国内政上最大之影响也。[14]

很显然，陈先生的“内政”是包括军事制度在内的。府兵制的废止是与吐蕃相关的，长期久戍之军队，即军镇体制的建立，也与边疆形势密切相关。不仅如此，军镇体制虽然是军事制度，但对唐朝其他制度的影响都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