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户口增减作为考课的内容，是鼓励地方官按制度的要求努力工作。如果地方官吏不求上进该如何呢？这除了考课成绩差、仕途前景暗淡以外，稍有不慎，就会遇到司法问题。《唐律·户婚律》中有关条款就是专门为维护户籍制度而设置的。《唐律疏议》卷一二中，第150条：“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女户，又减三等。脱口及增减年状，以免课役者，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其增减非免课役及漏无课役口者，四口为一口，罪止徒一年半；即不满四口，杖六十。”这是脱户者本身应承担的司法责任说明。第151条：“诸里正不觉脱漏增减者，一口笞四十，三口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议：“里正之任，掌案比户口，收手实，造籍书……”作为最基层的户籍管理者，里正是负有司法责任的。第152条：“诸州县不觉脱漏增减者，县内十口笞三十，三十口加一等；过杖一百，五十口加一等。州随所管县多少，通计为罪。各罪止徒三年。知情者，各同里正法。”注：“不觉脱漏增减，无文簿者，官长为首；有文簿者，主典为首。佐职以下，节级连坐。”第153条：“诸里正及官司，妄脱漏增减以出入课役，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赃重入己者，以枉法论，至死者加役流；入官者坐赃论。”[36]不能不承认这些法律条文的严密，从脱籍者到里正到州县官，皆在法网的笼罩中，甚至对各种细节也做了量刑的区分。但是，“凡有犯罪者，皆从所发州县推而断之”，“犯罪者，徒已上县断之，送州复审讫”[37]。就司法审判程序来看，地方案件首先由地方审判，地方长官实际上是地方的最高法官，涉及地方官员（如官长、主典）的话，依法审判一定会大打折扣。

相对于以上各项制度皆重地方自律性的特征，唐朝又有来自外部的强化制度，这就是御史台对地方的监察。监察御史的职掌有“巡按郡县”[38]一项，内容便是“六条问事”：“察官人善恶……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39]户籍问题显然是很受重视的。应该说，这种来自中央的监察对地方是有约束力的，因为监察官的结论直接决定着监察对象的命运，有时，监察官还可以立即撤销监察对象的现行职务。从唐朝前期的情况来看，中央对地方监察的总体趋势是不断加强的，但包括武则天时期在内，这种监察基本上是松软无力的。第一，御史台主管地方监察的监察御史全部只有十人。[40]人数少而且只有部分人负责监察地方。天下数百州，力量不足。第二，监察方式以“奉敕乃行”为主，实际上是一种专项的临时监察。这当然要把从元宅元年（684）到载初元年（689）曾经实行的春秋二季按时巡察制的情况排除在外。这样一来，监察效果之差便可想而知了。

隋唐时期，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引人注意的就是地方佐官由中央任免制度的施行。这可以看作是郡县制度固有精神的延伸，其作用和意义都是值得高度评价的。但从总体上看，唐代地方州县体制并非不存在问题。地方主要官员，从任命、考课、监察和法律等多方面皆受有关律令的约束，中央利用这些从中控制。然而，相对于外部控制的因素，更明显的特征还是强调对地方官的自律性的要求。这就是说，该体制中，相对于地方水平势力的强大存在，来自中央的垂直控制力量显得比较无力。如唐太宗这样的政治家，非常清楚地方官员对自己帝国的重大意义，然而限于历史条件，政治制度的建设只有如此，个人除了表示关注以外别无他法。中央依赖于地方提供的信息进行决策，包括地方官员的业绩评价资料也主要靠地方自身提供。一个号称中央集权的莫大帝国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地方体制之上。政令当然自上而下传达，而政令赖以成立的资料却自下而上完成准备。例如户籍的管理，户部掌握的籍帐，是经州政府传送上来而在县级政府已经完成的人口资料汇编，度支司根据这些资料编制预算性质的“长行旨符”，全国上下依照执行。显然，一旦地方的户口统计出现不实，整个帝国的财政基础便会动摇。不实有两种，一是少报，一是多报。前者会造成政府收入不足，支出受挫，应有的计划不能施行，帝国病状如同供血不足。后者会造成社会问题，民众不堪重负，帝国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破坏，社会病状如同造血功能受损。保证户口统计的真实性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忠实地按制度行事，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简单。决策与信息经常难以平衡，实际体现了制度的弊端，而这又往往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在问题和制度之间，经过一系列事件的刺激，为了促进问题的解决，最后只有改革制度一条道路可走。

唐代前期的制度，虽然被后人称赞有加，但至少地方制度存在漏洞，因而整个制度也不能说尽善尽美。正是因为这些漏洞被社会资料不断证实，为了弥补制度漏洞的努力，实际上成了制度改革的行动，于是使职差遣体制应运而生。安史之乱以后，一直存在着一股回到初唐的思潮，这股思潮有着可以理解的对现实感到反感的社会心理背景，但却夸大了唐朝前期的光明面，从而影响了后人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认识。从制度史的视角来看，唐朝前期的制度有不足，而后来的使职差遣体制有进步。可以说，就地方制度史而言，唐朝出现的使职差遣所包含的中央集权方向的进步，是秦汉时期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以后最显著的。

三、长安三年的御史括户

中央强力进行户口调查，在唐朝以宇文融括户最为著名，研究成果也最多。但是，宇文融的括户，其方式与成果是密切相连的，而这并不是他独立发明的。在很大意义上都可以说，没有武则天长安三年（703）的御史括户，就不会有宇文融的成功。

我们对于长安三年的括户的了解，首先得益于考古资料的新发现，这就是大谷2835号文书。这件文书首先是以内藤乾吉的《西域发现的唐代官文书研究》一文的附录资料的形式发表在《西域文化研究第三》上的，时间是1960年。[41]文书最后的部分是敦煌县官吏的完整署名，这无疑也是官文书研究的绝好资料。内藤乾吉的大作正是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的。此后，这件牒文成了研究唐代官文书的相关内容经常被引用的资料。[42]1961年，唐长孺先生就这份资料发表了《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一文，充分利用此文书证明逃户与括户的存在，同时指出后来宇文融的括户“是武则天长安三年括浮逃户的继续和发展”[43]。此后，讨论唐代逃户现象和括户政策的多从这个角度利用此文书。用这件文书证明逃户和括户的存在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如何理解敦煌县此牒的意图呢？除了前田正名以外，讨论的人并不多。[44]从地方政府的立场理解逃户以及括户正是本文的努力所在。

这里先转录这件文书（依原格式，但武周新字改回正字，以取方便）。

1.甘、凉、瓜、肃所居停沙州逃户

2.牒奉处分：上件等州，以田水稍宽，百姓多

3.悉居城，庄野少人执作。沙州力田为务，

4.小大咸解农功，逃迸投诸他州，例被招

5.携安置，常遣守庄农作，抚恤类若家

6.僮。好即薄酬其庸，恶乃横生构架。为

7.客脚危，岂能论当。荏苒季序，逡巡不

8.归。承前逃户业田，差户出子营种。所收苗

9.子，将充租赋，假有余剩，便入助人。今奉

10.明敕，逃人括还，无问户等高下，给

11.复二年。又今年逃户所有田业，官贷

12.种子，付户助营。逃人若归，苗稼见在，课

13.役倶免，复得田苗。或恐已东逃人，还被主人

14.眩诱，虚招在此有苗，即称本乡无业，

15.漫作由绪，方便觅住。此并甘、凉、瓜、肃百姓

16.共逃人相知，诈称有苗，还作住计。若不牒

17.上括户采访使知，即虑逃人诉端不息。

18.谨以牒奉。谨牒。

19.　　长安三年三月　日　典　阴永牒

（以下判署略）

此牒是敦煌县上给括户采访使的请示报告，在文件审核签署部分又增加了一句“仍牒上凉、甘、肃、瓜等州”的批示，知此牒还同时送达诸州。关于括户使，此件文书有“括户采访使”“括逃御使”“括逃使”等称谓，依唐长孺先生的判断，包括吐鲁番出土的一件文书所称的“括浮逃使”在内，都是该使全称的一种省略。

此牒文可以分为几部分进行理解。第一部分，1行到7行确认沙州逃户的存在；第二部分，8、9行汇报敦煌县对逃户土地所采取的措施；第三部分，9行末10行初“今奉明敕”以下引用关于括户的敕文；第四部分，13行“或恐”以下表明敦煌县担心括户引起混乱的忧虑。第一、第三部分证明逃户和括户的存在。关于对逃户土地的处理，可以引证西州的一件租田契，说明这种处理方式的普遍性。《垂拱三年（687）的西州高昌县杨大智租田契》证明了这一点：

1.垂拱三年九月六日，宁戎乡杨大智交囗

2.小麦肆斛，于前里正史玄政边租取逃

3.走卫士和隆子新兴张寺潢口分田贰亩

4.半。其租价用充隆子兄弟二人庸绁直，

5.如到种田之时，不得田佃者，所取租价麦，

6.壹罚贰入杨。有人吝护者，仰史玄应当。

7.两和立契，画指为记。

8.　　　　　　　租田人　　杨

9.　　　　　　　田　主　　史玄政

10.　　　　　　知见人　　侯典仓[45]

卫士和隆子逃亡以后，其两亩半的口分田由史玄政代管，史玄政此时也称田主。从这件契约来看，史玄政没有兼并逃户的土地，因为关于此地的主人、权利、义务状况交代得非常清楚。这样，土地没有荒废，逃人的义务也有人代为完成。不仅如此，若没有和隆子的逃亡，便没有杨大智租种这地的机会。杨大智肯定是耕地不足的农民，这种租种一定会有所收益，即使这一小块土地不能解决他的全部问题。史玄政只是前任里正，担任时间可能是和隆子逃亡的时候。由他代为管理逃人的土地，可能是表明他应承担的一些责任。敦煌县的情况大略也可如此理解。

敦煌县对括户的担心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诸州农业生产受到损失；其二，敦煌县地方政治发生混乱。从语气上看，敦煌县的担心是有经验根据的，所谓“此并甘、凉、瓜、肃百姓共逃人相知，诈称有苗，还作住计”。但是，既然是“诈称”，实际上就是没有，为什么又被当作困难呢？因为对逃户与诸州百姓的“合谋”，敦煌县单方面是无能为力的。面对这件牒文，今天我们与当时的括户使处境有所相似，既不能证明牒文所述内容为真，也不能证实其内容为伪。真伪难辨的情况下，括户使若要判断就得冒一些风险，如果延滞下去，春耕开始，便更加难以实行。若括户使去证明敦煌县报告所述内容的真实与否，则更是不可能。在敦煌县的难题面前，括户使可能束手无策，而敦煌县对括户的不积极态度却也十分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因为真伪难辨，只能信其为真，而按敦煌县牒文的逻辑，括户政策将会引起社会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