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此件文书可知，敦煌所在的沙州，确有许多农民逃亡到附近土地较宽的他州。逃户在当地的生活并不太好，但不知为什么就是不愿还乡。沙州农民的逃亡对于他州是有利的，同时也没有影响本乡的农业生产和租税。现在，国家下令括户，并有种种优惠，但逃人若与当地人联合起来，为了在当地住下去，称在当地已有田产而本乡并无土地，强使之归，则会向政府申诉不已，给地方政府的工作带来许多问题。为此，特向括户使提出报告，请求指示。长安三年（703）是武则天统治的末期，关于户口逃亡问题在中央已经讨论多年，这才出台了御史括户政策，可是面对同一个问题，敦煌县却平静得多。因为此牒文同时还发往河西诸州，说明敦煌县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很有可能，敦煌县的观点正是地方政府代表性的观点。果真如此的话，括户政策的前景就有几分不妙了。

逃户现象在唐初就有，因而括户命令也就存在过。武德四年（621）九月，“诏括天下户口”；贞观十六年（642）春，“敕天下括浮游无籍者，限来年末附毕”[46]。但这主要是针对隋末战乱中逃亡的户口。且不论遭遇战乱，即使在和平时期，民户逃亡也在所难免。高祖时，“突厥入寇武功，郡县多失户口”[47]；贞观十四年（640）唐伐高昌，河西供役之地，户口逃亡严重[48]。这是特定条件下出现的局部问题。高宗以后，逃户才成为全国性的问题。“初，永徽中禁卖买土地、口分田，其后豪富兼并，贫者失业，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49]

至武则天时，问题进一步严重，不断提出警告。永淳元年（682），太常博士裴守真指出民众情况，“黠吏因公以贪求，豪强恃私而逼掠，以此取济，民无以堪”[50]。未言逃户，意也不远。证圣元年（695），凤阁舍人李峤上表，强调逃户问题严重：“今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粮，苟免于时，偷避徭役。”不仅如此，逃户危害极大，“非直课调虚蠲，阙于恒赋，亦自诱动愚俗，堪为祸患”[51]。圣历元年（698），陈子昂上状言蜀地逃户：“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征敛驱役，不入国用。其中游手惰业，亡命之徒，结为光火大贼，依凭林险，巢穴其中。”[52]同年十月，纳言狄仁杰为河北、河朔安抚使，归而上疏，指出：“近缘军机，调发伤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53]大约在此前后，又一位凤阁舍人韦嗣立呼吁解决逃户问题：“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调既减，国用不足。”[54]逃户带来的问题，其严重性是毋庸置疑的，而如何解决则取决于如何认识。

逃户发生的原因一定是多方面的，但从当时的议论中可以归纳出两个最被重视的原因。永淳元年（682），太常博士裴守真指出民众情况，“黠吏因公以贪求，豪强恃私而逼掠，以此取济，民无以堪”，从国家政府方面看则“又以征戍阔远，土木兴作，丁匠疲于往来，饷馈劳于转运”，这样一来，“微有水旱，道路遑遑，岂不以课税殷繁，素无储积故也”。他又列举中央政府的太府、少府、司农和太仆四司，指出：“此数司者，役人有万数，费损无限极，调广人竭，用多献少，奸伪由此而生，黎庶缘斯而苦，此有国之大患也。”[55]“黠吏”所指，应包括中央地方之官吏；“豪强”当然指地主而言。但通篇所言，强调的是：中央政府赋役政策是苦民的主要根源。监察御史韩琬上疏分析逃户产生的原因：“然流离之人，岂爱羁旅而忘桑梓，顾不得已也。然以军机屡兴，赋敛重数，上下逼促，因为游民。”[56]虽然谈及“上下逼促”，但“军机屡兴，赋敛重数”一句显然更重要，这也是一种强调国家政策方面因素的观点。

从武则天时起，极其重要的论点与此不同，主张逃户现象是地方官员不负责任和地方吏治腐败造成的。陈子昂在分析蜀中百姓逃亡现象时指出：“蜀川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实缘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容，因即侵渔。剥夺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因即逃亡。凶险之徒，聚为劫贼。今国家若不清官人，虽杀获贼终无益。”[57]在《上军国利害事》一文中，陈子昂专门以“宰牧”为讨论对象，痛言刺史、县令得人的重要性：“臣比在茅为百姓久矣，刺史、县令之化，臣委实知。国之兴衰，莫不在此职。何者？一州得贤明刺史，以至公循吏为政者，则千万家赖其福矣；若得贪暴刺史，以徇私苛虐为政者，则千万家受其祸也。”“臣窃惟刺史、县令之职，实陛下政教之首也。陛下布德泽下明诏将示天下百姓，必待刺史、县令为陛下谨宣之。故得其人，则百姓家见而户闻；不得其人，但委弃有司而挂墙壁尔。”[58]陈子昂的报告是以切身感受为根据的，可信程度比较高。地方官吏的政治素质，直接决定了地方的状况。贪婪残暴的地方官吏置国家法令和皇帝的诏敕于不顾，把不利于自己的诏令隐而不宣，在国家的统一政策之外再建独立王国。韦嗣立与陈子昂生活经历不同，但却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在那篇著名的急呼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的上疏中，韦嗣立的立意原来却是要兴立学校，通过学校培养官吏，提高官吏的素质，以使社会的统治状况好转。他说，过去由于实行酷吏政治和学校不兴，“使海内黔首，骚然不安，州县官僚，贪鄙未息”。只有搞好学校教育，提高官吏素质，“则官无侵暴之政，人有安乐之心，居人则相与乐业，百姓则皆恋桑梓，岂复忧其逃散而贫窭哉”[59]。逃户是一种违法现象，即使有中央的原因，地方官吏的责任也是不可逃脱的。所以户口逃亡，地方官即使不是贪鄙逼迫，也是管理失方。

相对于他人的呼吁，证圣元年（695）凤阁舍人李峤的上表，更具有可操作性。他不仅强调逃户问题的严重性，而且提出了解决逃户问题的具体办法，最重要的主张是不再依赖地方政府，由中央直接派御史进行括户：

逃亡之户，或有检察，即转入他境，还行自容。所司虽具设科条，颁其法禁，而相看为例，莫肯遵承。纵欲纠其愆违，加之刑罚，则百州千郡，庸可尽科？前既依违，后仍积习，检获者无赏，停止者获免，浮逃不悛，亦由于此。今纵更搜检，而委之州县，则还袭旧踪，卒于无益。臣以为宜令御史督察检校，设禁令以防之，垂恩德以抚之，施权衡以御之，为制限以一之，然后逃亡可还，浮寓可绝。所谓禁令者，使闾阎为保，递相觉察，前后乖避，皆许自新，仍有不出，辄听相告。每纠一人，随事加赏，明为科目，使知劝沮。所谓恩德者，逃亡之徒，久离桑梓，粮储空阙，田地荒废，即当赈于乏少，助其修营；虽有阙赋悬徭，背军离镇，亦皆舍而不问，宽而勿征；其应还家而贫乏不能致者，乃给程粮，使达本贯。所谓权衡者，逃人有绝家去乡，离失本业，心乐所在，情不愿还，听于所在隶名，即编为户。夫顾小利者失大计，存近务者忘远图，今之议者，或不达于变通，以为军府之地，户不可移，关辅之民，贯不可改；而越关继踵，背府相寻，是开其逃亡，而禁其割隶也。就令逃亡者多不能归，总计割隶，犹当计其户等，量为节文，殷富者令还，贫弱者令住。检责已定，计料已明，户无失编，民无废业；然后案前躅、申旧章，严为防禁，与人更始。所谓限制者，逃亡之民应自首者，以符到百日为限，限满不出，依法科罪，迁之边州。如此则户无所遗，民无所匿矣。[60]

李峤的上表，有两点要十分注意：其一，依唐律，逃户和有关官员都要负法律责任，但人数太多，已到了法不责众的地步，所以只能调整政策，不能一味强调法律条文；其二，逃户问题之所以愈演愈烈，与地方政府有法不依关系重大。因此，他建议越过地方政府，直接由中央派员括户。这里引用的表文，已清楚地说明中央一派官员对逃户和地方政府的认识，地方政府责任重大而又不可依靠，而问题又如此严重，不能不解决。

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确实可以对现行制度造成截然不同的两种效果，对于维护中央政府的统一政策和法律秩序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贞观时，两任泽州刺史张长贵和赵士达都有“占部中腴田数十顷”[61]的记录，明显违背“食禄之人不得夺下人之利”[62]的规定。贾敦颐“永徽中迁洛。洛多豪右，占田类逾制，敦颐举没者三千余顷，以赋贫民”[63]。苏瓌“垂拱中，历迁魏州刺史。时河北饥馑，旧吏苛酷，百姓多有逃散。瓌乃督察奸吏，务劝农桑，由是逃散者皆来复业，称为良牧”[64]。这些材料可以说是为陈子昂的刺史、县令重要性理论做了证明：对于户口的逃亡，地方政府的贪官污吏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自己占田的目的不言自明，对豪右逾制占田不闻不问也一定存在幕后交易，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置国家之法律于不顾便不是无因之果了。

这种现象非唐代独有，所以北朝以来中央政府实施括户政策，总是把逃户与基层官吏同罪处理。北魏时括户，高祖延兴三年（473），“诏遣使者十人循州郡，检括户口，其有仍隐不出者，州、郡、县、户主并论如律”[65]。东魏高澄统治时，“大括人为军士，逃隐者身及主人、三长、守、令，罪以大辟，没其家。于是所获甚众”[66]。隋朝时，“高颎又以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定样”[67]。又《隋书·裴蕴传》载：“于时犹承高祖和平之后，禁网疏阔，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犹诈为小；未至于老，已免租赋。蕴历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条奏，皆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配流。”[68]由此可见，地方官吏与户口逃亡历来关系密切，而中央要实施统一政策，组织上的障碍正是地方官吏，所以当制度以内的手段无效以后，只有采取特別政策以打破地方堡垒，实现中央的统治意图。

关于逃户，不论是强调中央政策还是强调地方吏治为其原因，无一例外都认定是消极现象。国家的财政受到不良影响，现有制度遭到破坏，甚至导致局部混乱。总之，问题严重，危害深远。但是除了不良政策和地方吏治败坏以外，逃户这一社会现象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呢？这一现象是否存在积极的意义呢？显然这是唐朝政治家特别是中央官员的认识盲区。

人们只能按自己的认知行事，不管这种认知有多大局限性。唐朝前期的逃户问题讨论，终于引出了行动，这就是长安三年（703）的御史括户。关于这次括户，《新唐书·苏瓌传》有这样一段文字：

时十道使括天下亡户，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比县旁州，更相廋蔽。瓌请罢十道使，专责州县，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阅正，尽一月止，使柅奸匿，岁一括实，检制租调，以免劳弊。[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