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梯,灰色的走廊。奈闻到了各种气味:厕所消毒剂、酒气、熄灭的烟头。在一扇门后面,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房客一会儿号啕痛哭一会儿又高声歌唱,也听不出是悲伤还是欢乐。“吵死了,荷兰佬!再吵就给我滚出去!”女房主大叫道。“就是这儿。”她一边对奈说,一边把他带进一间黑漆漆的储藏室,她拧亮了灯,“那边有个盒子,他让我替他保管,等他回来拿。”
这是一个纸板箱,并未封上但捆着绳子。箱子顶上用蜡笔写着一句类似埃及法老诅咒似的警告:注意!佩里·史密斯所有物!当心勿动!奈解开绳子,很失望地发现这和捆绑克拉特一家的打结法并不相同。他刚打开箱子,一只蟑螂钻了出来,女房东一脚踩了上去,用金色皮凉鞋的鞋跟把它碾得粉碎。在奈仔细检查史密斯的物品时,女房东不禁叫了一声:“嘿!这个小偷,这是我的毛巾。”除了毛巾以外,细心的奈还在笔记本里记下了下列物品:“一只脏兮兮的枕头,一个檀香山纪念品,一条粉红色的婴儿毛毯,一条卡其裤,一口铝锅以及一柄用来煎薄饼的锅铲。”其他杂物还包括一个贴满男性健身运动照的剪报本(里面多是满身大汗的举重大汉);一个装着许多药品的鞋盒,里面有口腔发炎时用的漱口剂和药粉,还有许多阿司匹林片。令人费解的是,至少有十几瓶,其中几瓶已经空了。
“全是破烂!”女房东说,“全是垃圾!”
这话没错。即使对于一个渴望得到线索的调查员而言,这些东西也毫无价值。不过,奈还是很高兴看到这些东西,每一件物品,从止疼药片到脏兮兮的枕头,都使他对主人有了一个清晰的印象,这是一个孤独、小气的人。
第二天,在里诺,奈作记录时写到:“上午九时,在内华达州里诺沃休县警长办公室,报告人见到了刑事调查组负责人比尔·德里斯科尔先生。在听了案情简介后,德里斯科尔先生又看了希科克和史密斯两人的照片、指纹和通缉令。两名嫌疑犯以及他们使用的汽车均已登记寻缉中。上午十点三十分,在内华达州里诺警察局刑侦科,报告人见到了警官阿贝·菲洛赫。菲洛赫警官和报告人一起查阅警局的档案,在记录重大罪行档案中,并没有发现希科克和史密斯的名字。核对当票的结果也没有发现任何与丢失的收音机有关的情况。警方已发出无限期训令,要求严密注意该收音机在里诺城典当行中的出现。调查员曾遍访当地每家典当行,出示史密斯和希科克的照片,并再度寻访核查收音机的下落。上述典当行有些从照片上认出了史密斯,觉得有些面熟,但没能提供更详细的情况。”
上午就这样过去了。下午奈出发去寻找佩里的父亲特克斯·约翰·史密斯,他的第一站是邮局。那儿一位经管普通信件的邮务员告诉他用不着去内华达州其他地方找了,因为这个人已在八月份离开,现在住在阿拉斯加州瑟克尔城附近,他的邮件是转送那个地方的。
奈要求他详细谈谈老史密斯的情况。邮务员说:“天哪!这可真难说。这个家伙很难找个合适的字眼来形容,他自称是‘独狼’。他的很多信上都是这个名字。他的信不多,可经常会收到一大包目录和广告小册子。你可不知道有多少人写信去要这种东西!大概是没有人给他们写信吧。你问他多大年纪?我看有六十了吧。一身西部的打扮,穿着牛仔靴,戴着宽边高顶帽。他告诉我他以前是个表演牛仔竞技的,我经常和他聊天。这几年他差不多每天都来邮局转转。有时一个多月不见他的人影,回来总说他找矿去了。今年八月的一天,有个年轻人来邮局,就在这个窗口前,说他来找他父亲特克斯·约翰·史密斯,问我是否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他看起来不像他父亲;他父亲嘴唇薄,是爱尔兰人,而他看上去差不多完全是个印第安人,头发黑得像鞋油,一双眼睛也同样乌黑发亮。可第二天,他父亲来邮局证实了这件事,说他儿子刚从军队退伍,他们俩准备去阿拉斯加,他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悉。我想他可能在那里开过一家旅店,或者是一家供猎人住的小木屋。他说他们打算在那儿住上两年。自从那次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父子俩谁也没见过。”
约翰逊一家是最近才搬到旧金山这个社区的。这是位于该城北部山坡上的中产阶级居住区。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的午后,年轻的约翰逊夫人正在家中等待客人的到来。三位女邻居要来喝茶、吃点心,也许还要玩牌。女主人有些紧张,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在新家中款待客人。此刻,她一边注意倾听是否有人按响门铃,一边作最后的检查,这里扯扯线头,那里重新动一下圣诞一品红[2]的位置。这间房子与山坡上其他房子一样,是典型的郊区平房,平凡而舒适。约翰逊夫人非常喜欢这里:红木制成的镶板,铺满整个房间的地毯,前后两扇大玻璃窗——从后窗望出去,可以看到近处的小山和峡谷,远处的大海和天空,如画的景色令她着迷。房间后面小小的花园更让她感到骄傲;她丈夫是一位保险推销员,平日爱好木工,在花园周围修了一道白色的篱笆,盖了一个狗窝,还给孩子们做了一个沙坑和一架秋千。此刻,户外气候宜人,两个小儿子和一个女儿正和他们的狗在花园里玩,她希望孩子们能一直高高兴兴地玩到客人们离开。门铃响了,约翰逊夫人走到门口,她穿着一件自认为最得体的衣服——黄色的针织洋装——不仅衬托出她的身材,也凸显了她那印第安人淡茶色的脸颊和一头利落的乌黑短发。她打开门,准备迎接三位邻居,然而出现在她面前的却是两个陌生男人,他们摘下帽子然后出示了装有警徽的皮夹。“您是约翰逊夫人吗?”其中一人问道,“我叫奈,这位是格斯里检察官。我们隶属于旧金山警察局,堪萨斯方面请我们调查你弟弟佩里·埃德加·史密斯的有关情况。他最近好像一直没有向他的假释官报到,不知您是否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得知警察再次对她弟弟的行为感兴趣,约翰逊夫人并不窘恼,甚至毫不感到意外。真正令她不安的是不想让客人进来时看到她正被两个警员盘问。她说:“不,我一无所知。我四年没见过佩里了。”
“这是件要紧的事,约翰逊夫人,”奈说,“我们希望跟你谈一谈。”
约翰逊夫人让步了,她请他们进屋,给两人冲了咖啡。她说:“我已经四年没有见过佩里了。他假释后我就再没收到过他的信。今年夏天他出狱后曾到里诺去看望我父亲。父亲在一封信里对我说他已经返回阿拉斯加了,佩里也同去。后来他又来了一封信,我想是在九月份吧,说他非常生气,他和佩里吵了一架,还没到阿拉斯加就分手了。佩里走了,我父亲一个人去了阿拉斯加。”
“打那以后他没给你写过信吗?”
“是的,没写过。”
“那么你弟弟有没有可能最近又回去和你父亲会合了呢?就在上个月。”
“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
“你们关系不太好?”
“和佩里?是的,我怕他。”
“但是他在兰辛坐牢期间你经常写信给他,至少堪萨斯州警方是这么对我说的。”奈说。一旁的格斯里检察官似乎满足于当个局外人。
“我想帮助他。我希望能改变他的一些想法。现在我算明白了,别人的劝阻对佩里而言一文不值。对任何人他都毫无尊敬。”
“谈谈他的朋友吧。你觉得他可能会和谁在一起?”
“乔·詹姆斯。”她解释说詹姆斯是个年轻的印第安伐木工兼渔夫,住在华盛顿州贝灵汉附近的森林里。她和詹姆斯并不熟,但是她知道詹姆斯和他的家人都是慷慨善良的人,过去经常照顾佩里。在佩里的朋友中,她唯一见过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士,一九五五年六月曾来过她家,身上带着佩里的一封信,信里说她是他妻子。“他说他有点麻烦事,问我能不能照顾一下她,等他回来把她接走。那姑娘看起来不超过二十岁,实际上她只有十四岁,当然她不可能结过婚。但当时我被骗了。我同情她,让她和我们住在一起。但没过多久——不到一个星期——她就走了。而且,还顺便带走了我们家的行李箱和所有能搬得动的东西——我的衣服、我丈夫的银器,甚至连厨房里的钟也不放过。”
“此事发生时,你住在哪里?”
“丹佛。”
“你在堪萨斯州的斯科特堡住过吗?”
“没有,我从未去过堪萨斯州。”
“那么你有一个住在斯科特堡的妹妹吗?”
“我妹妹已经死了,我就一个妹妹。”
奈笑了一下说:“约翰逊夫人,你应该明白我们这次来访是考虑到你弟弟会和你联系,写信、打电话或者来看你。”
“我希望他别和我联系。实际上,他不知道我们已经搬家了。他认为我们还住在丹佛。求你了,如果你找到他,不要给他我的住址,我害怕。”
“你这么说,是因为你认为他会伤害你?人身伤害?”
她想了想,不知该如何回答,于是说不知道。“但是我害怕他。我一直害怕他。他有时好像心肠很好,富有同情心,温柔而且爱哭,甚至有时听音乐也会让他哭鼻子。小的时候他经常因为黄昏日落掉眼泪,他说日落太美了。月亮也是如此。啊,他可以骗过你,他能让你为他而难过……”
门铃响了。约翰逊夫人很尴尬,面露难色地望着大门,奈领会了她的心意(后来在报告中写到,“在整个交谈过程中,她一直保持着镇静和亲切,是一位个性突出的人”),拿起他的棕色硬沿帽,说道:“很抱歉,给您添麻烦了,约翰逊夫人。但是如果您有佩里的消息,我们希望您能与我们联系,请给格斯里检察官打电话。”
两位警员走后,那种令奈印象深刻的镇静渐渐消失了,一种熟悉的绝望开始笼罩心头。她一直在努力控制,直到客人们都离去,直到给孩子们喂过饭洗了澡,让他们祈祷然后上床睡觉。这之后,她的情绪才犹如来自海上的夜雾笼罩街灯一般,紧紧包围了她。她说自己害怕佩里,她确实怕他。但她只是害怕佩里吗?还是更害怕降临到弗罗·巴斯克金和特克斯·约翰·史密斯四个孩子头上的命运?她所深爱的长兄开枪自杀了;弗恩从窗户上掉了下来,也许是自己跳下去的;佩里行凶,成了罪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她是唯一的幸存者。但令她备受折磨的是她觉得也许有一天自己也会被那可怕的命运压倒,不是变疯,就是患上不治之症,或者在一场火灾中失去她所珍视的一切——住宅、丈夫和子女。
丈夫出差去了。她独自在家时从未想过饮酒,但是今晚她倒了一杯烈酒,然后在卧室的沙发上躺了下来,将一本相册放到膝盖上。
首页是她父亲的一张照片,那是一九二二年他和年轻的印第安女骑手弗罗·巴斯克金缔结良缘时在照相馆里拍的。这张照片常常刺痛约翰逊夫人。因为看到这张照片,她才会明白,为什么尽管两个人看上去如此不般配,但母亲还是嫁给了父亲。照片中的小伙子散发出迷人的男性气概。所有的一切,那高高昂起的充满自信的头颅,姜黄色的头发,眯缝着的左眼(仿佛正在瞄准一个目标),缠在脖子上的小牛仔围巾,都那么具有吸引力。总的来说,约翰逊夫人对父亲的态度是既爱又恨、自相矛盾,但父亲身上有一点是她一直敬佩的,那就是刚毅的性格。尽管她很清楚在别人的眼里他是多么古怪;她也觉得父亲古怪,但他仍然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他做起事情来应付自如。他伐木时想让树往哪个方向倒就能往哪个方向倒;他会剥熊皮、修理手表、盖房子、烤蛋糕、补袜子,还会用弯曲的大头针和线钓鲑鱼;他还曾经独自一人在阿拉斯加熬过了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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