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小说的存在，是因为大众察觉到专门的谍报机构是国家机密的潜在威胁，同时也慢慢了解谍报行动可能既复杂又危险。间谍小说的发展，与随工业革命而来的各种发明有直接关系。随着机密研究计划与文件可能遭窃或复制，谍报行动不知不觉成为真正的威胁。高度发展的工业化国家拥有最多难以遮掩的发明，这也是为何间谍小说起源于欧洲的主要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前面已经提过，犯罪小说是种混合体，过度细分没有帮助，只会使人更加混淆，但在这个混合体中，侦探、犯罪小说还是与间谍及惊悚小说有所不同。虽然它们之间没有明确界线，但任何人都能认出两者的特质。如果把约翰．布肯、艾瑞克．安伯勒与理查．奥斯汀．傅里曼和阿嘉莎．克莉丝蒂放在一起讨论，肯定是件荒谬的事，但若是在本书这样的作品中忽略他们，也同样是不智之举。因此看起来最好的方法，就是以单独一章来讨论间谍与惊悚小说。

间谍小说的存在，是因为大众察觉到专门的谍报机构是国家机密的潜在威胁，同时也慢慢了解谍报行动可能既复杂又危险。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沃辛汉[1]建立了巨大的间谍网；在拿破仑统治时期，警察部部长富歇[2]则是知名的间谍大师，只是当时没有任何书籍把这个无趣而单调的职位当成写作题材。一七七一年，《大英百科全书》初版对间谍的定义是：「受僱监视某些活动、行为或其他人的人，且会特别潜入对方阵营执行任务。」并补充：「如果间谍遭人发现，会被立即处以绞刑。」这样的描述正与我所知的第一本间谍小说相互呼应。詹姆斯．库柏的《间谍》（The Spy, 1821）描述小贩哈维．比奇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被发现是英国间谍，美军少校邓伍迪称他叛徒，还说：「我应该今晚就下令处决你。」比奇活了下来，而且他其实是个英雄，是双面谍，将真正的忠诚献给自己的国家。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则中立的故事」，虽然《间谍》不算相当出色，某些部分却预见了现代间谍小说暧昧不清的特质。库柏仅将间谍视为军事术语——在某个支线情节中，一名年轻英国军官越过美军边界探视家人，由于换上一身可笑的伪装，没穿军服，因此尽管并非间谍，却还是被判处死刑。库柏笔下的间谍是个重要但戏份很少的角色，他与十九世纪后来的小说家不同，没有将这个间谍当作主角。军事历史学家乔治．却斯尼（George Chesney, 1830-1895）的《多尔金战役》（The Battle ofDorking, 1870）是本有趣的小说，内容假设英国遭到入侵，但书中竟未提及间谍，有点令人意外，原因可能是作者认为谍报行为违反运动家精神。

间谍小说的发展，与随工业革命而来的各种发明有直接关系。后膛枪取代前膛枪；快速发射的机关枪、加特林重机枪与马克沁机枪，在功能方面为其他武器带来威胁；随着无畏号系列战舰与潜水艇的发展，海军的战力增强；飞机从梦想变成有可能，后来更成为现实。随着机密研究计划与文件可能遭窃或复制，谍报行动不知不觉成为真正的威胁。高度发展的工业化国家拥有最多难以遮掩的发明，这也是为何间谍小说起源于欧洲的主要因素。

第一个开发这个领域的是威廉．勒贵格（William Le Queux, 1864–1927）。如果勒贵格传记的作者所言不虚（书中有些地方并无实际证据），勒贵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甚至从战前开始——就是英国祕密情报局探员。这类探员没有太多酬劳。同样根据那名传记作者所言，勒贵格写书的原因，主要是用来支付祕密情报行动的昂贵开销。勒贵格是个记者，曾造访俄国，为《时代周刊》撰写一系列文章，内容关于革命运动与遭流放西伯利亚的人，返国后在一八九○年发表第一本书《罪愆之约》（Guilty Bonds）。这本书与政治阴谋有关，在俄国遭禁。《特务》（A Secret Service, 1896）一书同样如此，主角是信奉虚无主义的犹太人，故事描述俄皇亚历山大二世遭暗杀后一些反犹太屠杀的细节。

接下来的三十多年里，勒贵格写了超过一百本书，其中应该有四分之一是间谍小说。他对自己的作品评价不高，但英国首相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 1848-1930）并不认同这点，有人发现他在读勒贵格的书时，他曾这么反问对方：「你是在批评我的文学品味吗？」话说回来，那些小说的确文笔拙劣、情节冗长，尤其描写爱情的段落更是如此，但其中也有一些点缀式的情节显然是对军事与政治事件有丰富知识的人才写得出来的。勒贵格忠实依照当时盛行的军事思维写作，在十九世纪结束前，均将法国视为英国最主要的威胁，直到后来才换成德国。《英国的危险》（England's Peril, 1899）以卡斯特顿爵士的命案开场。卡斯特顿不断在议会中抗议军备不足，那是当时报章杂志持续争辩的主题。一起爆炸事件毁了他的脸，事件直到小说结尾才揭晓：原来他是因为妻子给他的雪茄爆炸而死。他的妻子爱上探险家盖斯顿．拉塔奇，但这个身分只是掩护，其实拉塔奇是法国祕密情报局的首领，目的是取得朴茨茅斯港的平面图。在《一八九七英格兰大战》（The GreatWar in England in 1897,1894）中，法国与俄国联手入侵英国；在《陛下的大臣》（Her Majesty's Minister,1901）里，一名法国间谍潜伏在斯坦斯与金士顿之间的一栋农舍，监测温莎堡与外交部间的祕密电报。

在《一九一○大入侵》（The Invasion of 1910, 1905），敌人已变成德国。在《德皇的间谍》（Spies of the Kaiser, 1909）的序言里，勒贵格警告读者，英国正「处于遭德国入侵的危险之中，时间就在不久的将来」，还表示英国国内有五千名德国特务正在活动，每个月的薪水是十至三十英镑。虽然这本短篇集充满可笑对话，但也有些有趣的细节，例如「英国的新潜艇」与「英国新型战斗机」等描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勒贵格开始随身携带武器，一只手总是在口袋中紧握左轮枪，为了从未曾发生的攻击做好准备。他虚构的占领行动受到现实冲击的重创，因此战后的作品少了先前那种可稍微挽回一点分数的热情。

二十世纪初期，德国成为敌人已成既定事实，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赛克斯顿．布莱克这个角色的一便士惊悚故事对德皇仍颇为尊敬。第一本具文类意义的间谍小说是厄斯金．却德斯[3]的《沙岸之谜》（TheRiddle of the Sands, 1903），故事描述两个英国年轻人在弗里西亚群岛偶然撞见德国正在演习如何入侵英国。此书堪称史上最好的间谍与冒险小说，故事开头从容不迫地精准描绘出在外交部工作的年轻人卡卢瑟美梦破灭的过程。卡卢瑟与朋友戴维斯出游，期待在豪华游艇上度过一段慵懒假期，结果发现自己是那艘七吨小船上唯一的船员。此处有许多描写精湛的细节，包括在难缠的水域中控制小艇的方式等，所有元素都是进入这场让人如坠五里雾中的绝妙旅程的必要前奏。小船穿过曼梅特巴尔杰的狭窄水道后，故事的高潮才真正到来。书中描述卡卢瑟从脾气暴躁的纨绔子弟变成足智多谋的业余侦探的过程相当成功，巧妙地透过他与不擅言词但有真本事的戴维斯相互对比来达到效果，整个故事生动活泼，十分吸引人，藉由正直高尚的人通常会有的作为，将理想主义暗藏其中。

当时一般认为这样的人不可能成为间谍。书中有个自称道曼的英国人帮德国做事，卡卢瑟说他是「上帝所创造的最卑劣生物」，但这两个年轻人又如何呢？「难道我们不能当间谍吗？」卡卢瑟问，戴维斯愤慨地回答，他们有权揭露道曼，因为「要是他与德国一路，对我们来说，他就是个叛徒……如果我们非得用间谍手段才能达成目的，我们就有权成为间谍」。这是第一次预示双重标准的存在。「他们」看起来是目的邪恶的间谍，「我们」则是怀抱善意打探他们险恶企图的特务。对于布肯、奥本海姆与沙波来说——其实毛姆与安伯勒之前的间谍作家全都如此——谍报行动的道德问题就这么轻易解决了。

却德斯本身的悲剧也与谍报行动的道德有关。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情报员，名字曾数次出现在情报中，并获颁杰出服役十字勋章，后来献身爱尔兰共和国的独立运动。爱尔兰与英国政府协商「爱尔兰条约」时，他担任爱尔兰代表团首席书记，但因为希望完全独立而反对这个条约。于是他加入爱尔兰共和军（IRA），对抗新成立的爱尔兰自由邦（Free State），后来遭自由邦的士兵俘虏，经军事法庭审判后枪决。他无疑是一名勇敢正直的盎格鲁－爱尔兰人[4]，但死的时候，英国与爱尔兰政府却都将他视为卖国贼与叛徒。

如果将康拉德那两本描述革命特务的长篇小说《间谍》（The Secret Agent, 1907）与《在西方目光下》（Under WesternEyes, 1911）视为「间谍」小说，显然不太正确。这两本书的确采用了间谍小说的题材——《间谍》描述无政府主义份子企图攻击伦敦格林威治公园，内容与一场真实事件的详细过程相当近似。《在西方目光下》则描述反谍报人员拉祖莫夫的行动过程。虽然有评论家表示康拉德「开启了英国政治侦探小说的先河」，但这两本书与侦探及间谍小说的本质仍明显不同。瓦洛克与拉祖莫夫这两个角色均为双面谍，也是小说史上最早认真描写的同类角色，但康拉德真正的企图在于捕捉「俄国人的真实灵魂」那种自毁的角色形象，而非对双面谍的特质感到兴趣。这两本小说具有一定程度的严肃成分，这是却德斯或约翰．布肯作品中没有的，只是对康拉德而言，他这么做的真正原因在于谍报行动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他真正想表现的是革命的邪恶本质，在这种情况下，谍报行动自然是让人厌恶的。《在西方目光下》某个早期版本名为《拉祖莫夫》，显然更关注于主角的个人问题，而在正式发行版本中，那些阴谋有时看起来象是为了添加一点刺激才以原版为基础而另外增补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后，间谍小说的调性变成明确的爱国主义作品，在政治情感方面则倾向右翼，有时透过布肯那种温和的气息呈现，有时则如沙波的著作般粗鲁，但基本的前提始终不变。书中的敌方，在一九二○年前几乎都是德国，后来则追加了苏联，或直接以苏联取代德国，有时还会有自家人受外国鼓吹变节的情节。在布肯的《三十九步》（The Thirty-Nine Steps, 1915）里，理查．韩内一角发现有人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中冒充第一海务大臣，并带走全盘计划；在《顽固先生》（Mr. Standfast, 1919）中，他对朗赛洛特．威克这名有原则的反对者虽然包容，却有一种施惠的感觉。布肯允许韩内这个角色保留和平主义的思想，但在横越河流传送一条重要讯息时如英雄般丧命（「这实在太危险了，」韩内说：「我不会让任何人去送死。」），但布肯当然不会让威克有办法坚持原则且不卷入事件中。《斗犬杜蒙》是杜蒙一角与卡尔．彼得森四度对决的第一回，结尾时，杜蒙发现莫斯科透过金援大罢工筹划推翻政府的巨大阴谋，还有一些家喻户晓的名人也祕密参与了此事。怎么会发生这种事？美国人杰若米．葛林用简单的方式解释这点：「他们都想当老大，当他们煽动无知的年轻人犯下杀人罪，而正好你们的社会系统又出现问题时，他们就可取而代之，成为新一代的领导者。」杜蒙感到不寒而栗。「那些劳工阶级——那些勤奋的人……」他问：「为什么他们不能了解呢，葛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