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有必要指出，具有中国“大同”和“道德”乌托邦文化背景的梁启超，并没有把世界主义的理想抛弃得一干二净。梁启超通过拉开理想与现实在时间上的距离，一边把现实所需要的强权合理化，一边又为未来理想的世界主义留下了余地，并以此来安慰人们并满足他自己的理想性。对梁启超来说，在“救亡图存”的紧迫关头，只能把理想暂时搁置起来。有人对他奉行强权的国家主义提出疑问说：“子非祖述春秋无义战、墨子非攻之学者乎？今之言何其不类也。”对此，梁启超回答说：“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38]但是，梁启超所肯定的未来世界主义理想，在他的强权主义逻辑中，是不可期望的。梁启超的强权主义土壤滋生不出他幻想的未来的世界主义。强权主义与世界主义两极不能兼容，就像强权主义与中国儒家价值理想不能兼容一样。但是，晚年的梁启超突然又从他高峰期的强权主义中退却了，他来了个大转弯，从似乎是不可救药的强权主义中急速地向他的世界主义理想偏转，向被他判了死刑的儒家传统偏转。他相信世界主义在过去和将来都是中国成功的根本，提出了兼顾国家和世界的“世界主义国家”。[39]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柏格森的“创化论”，开始受到梁启超的注意。“旧道德”又被重新审视，梁启超开始寻根了。这就是一般所说的晚年的梁启超又回归了中国传统。一战这一惊心动魄的残酷事实，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的无序和混乱，都是促使梁启超回归的因素。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开始反省他曾经热血沸腾地崇拜过的西方文明。西方人对自身文明的怀疑和笼罩在欧洲上空的悲观情绪，加强了梁启超批判性地对待西方文明的“新立场”，同时也激发了他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自觉意识。问题已不单是中国如何享受西方文明的恩惠，同时也是如何用中国文明去“补充”西方文明，承担起世界的责任。

调整高峰期的观念和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列文森看到了梁启超在“中西文化”上的矛盾立场，“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40]。梁启超对两种文化价值的立场和态度，确实存在着矛盾。但是，不能认为梁启超晚年加强他同中国文化的联系，只是一种“感情”上的反映。实际上，它仍是梁启超整个“理智”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列文森说：“没有任何一个其理性来自中国历史的人，愿意看到中国历史的终结。”[41]中国知识精英的普遍“态度”和“信念”，都是希望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诞生。他们的差别和对立，更多地体现在实现这种信念的方式上。不管是高峰期对西方文化的信赖，还是晚年对传统价值的重新发现，复兴民族国家的目标在梁启超那里是一贯的。梁启超思想观念的前后变化，特别是在进化主义法则和强权主义认识上的变化，难道是一种轻松的游戏，就像是小孩子拆装他们的玩具吗？不。这种变化充分反映了时代的剧烈冲突，也反映了梁启超面对这种冲突不甘心“败下阵来”的“苦斗”历程。这种“苦斗”历程，确实像列文森所说的那样具有“戏剧性”，但绝不是“绝望的”。梁启超从来没有绝望过，因为他具有一种不知疲倦的“浮士德精神”，他还具有坚固的、更多的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乐观主义心灵。

不管如何，清末民初主张强权主义的还有他人。在多变上与梁启超有点类似的杨度，也提倡一种守护性的强权主义。说到杨度的强权主义，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他的“金铁主义说”。俾斯麦宣扬一种纯粹以军事力量为主宰的强权主义，一般称之为“铁血主义”，杨度称之为“黑铁赤血之谓”。在他的意识中，这种完全以军事力量来思考和建立世界秩序的铁血主义，是19世纪中期经济战争还不激烈的产物。但是，世界新的潮流已经开始走向经济战争，并以经济为中心而展开竞争，如果再单以军事和兵力为本位，那就不相适合了。以中国而论，情形就更是如此。因为中国若仅以军事为本位同世界竞争，那么它就没有能力应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战争。况且，即使中国也采取铁血主义，以军事和兵力为本位，实际上它还赶不上半文明的普鲁士，最多不过像历史上的斯巴达，而且势必造成国民智慧和道德的衰退，牺牲国民。牺牲了国民，国家又如何可以保全呢？

杨度不赞成俾斯麦赤裸裸的“铁血主义”，他另提一个说法，叫作“金铁主义”。这是一个形象化的说法。作为一般概念，杨度使用的是“世界的国家主义”，他也称之为“经济的军国主义”。对杨度来说，“世界的国家主义”意味着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国家共处于野蛮世界之中，展开竞争，以求优胜。在此，一方面中国要同过去那种以中国为世界或世界即中国的观念区分开，另一方面它又要从各国以中国为世界各国的中国这种困境中摆脱出来。换言之，中国既要从传统的自我中心主义中走出来，又要从当下的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和瓜分的状态下走出来，与世界各国建立一种平等的竞争关系。杨度称这样的“世界的国家主义”为“经济的军国主义”。正如这个说法直观上显示的，它是经济和军事国家的统一体。如上所述，杨度认为，单纯的军国主义已经不合乎世界各国竞争的整体趋势了，因为在世界的竞争中，经济的因素开始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吾之所以定此主义者，则以今日各强国所挟以披靡世界者，有二物焉：一曰经济之势力，二曰军事之势力。当其常时，经济势力为军事势力之先锋，经济势力深入之后而军队随之矣。”[42]当然，军事力量仍然是需要的，因为在野蛮的世界关系中避免不了战争。这种合经济势力和军事实力二者为一的经济军国主义，杨度又形象化地称之为“金铁主义”。他解释说：“我特于吾所谓经济的军国主义，为创造一新名词以括之曰金铁主义。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43]可以看出，杨度的金铁主义，是以经济和军事来展开竞争的强权主义。杨度没有主张用强权去征服其他国家或者去征服世界，因此他的强权主义不是进攻性的，而是守护性的，他希望通过这种强权或强力使中国在竞争的世界之中立于不败之地。为了达到他的这种目的，他提出了通向金铁主义的道路，这就是他对内对外的一个具体设想，即对内：富民—工商立国—扩张民权—有自由之民；对外：强国—军事立国—巩固政权—有责任政府。但国内的发展，最终要适应对外的竞争。

杨度何以会提出金铁主义呢？这与他所接受的两个前提有关。这两个前提，一个是原理性的，一个是现实性的。从原理上说，杨度信奉一种简单化了的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进化公理，并认为人类社会和世界各国都不能逃避这一普遍的公理：“自达尔文、黑胥黎等以生物学为根据，创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说，其影响延及于世间一切之社会，一切之事业。举人世间所有事，无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44]在杨度那里，所谓优劣并不是善与恶之分，而只是适与不适之别。所谓适与不适，是以是否达到经济和军事上的富强来判断的。从现实上说，杨度断定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还处在野蛮的状态之中，世界还不是文明的世界。说世界是野蛮状态，不是说世界上的国家都是野蛮的，而是说它们对外都是野蛮的，是类似于霍布斯所说的“狼与狼”的状态。杨度承认，世界上确有不少国家是文明国，但它们的“文明”都是对内而言的。杨度说：“自吾论之，则今日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今世各国对于内则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对于内惟理是言，对于外惟力是视。故自其国而言之，则文明之国也；自世界而言之，则野蛮之世界也。”[45]杨度做出这种判断，根据的是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不同。文明国的国内法，都以自由平等为原则并加以实践，“无恃强力以从事者”。但是，国际法的情形则与此相反，在此唯有强力是视。当两个强国相遇之际，因彼此的力量对对方都具有威慑性而不得不遵守国际法；当一强一弱两国相遇之际，那么弱者就不能通过国际法而得到保护。特别是，在国际关系中，还没有最高的统治权力和裁判者。有人根本不承认国际法为法律，认为不过是“先例”，而且又都是强者决定的先例。据此，杨度断定现实国际关系中的国际法，既不是正义性的，也不能维护和保护弱国的利益，国与国之间尚处在一种以强权决定一切的野蛮状态之中。正是基于原理性和现实性这二重前提，杨度提出了为中国求得生存权的“金铁主义”主张。

作为强权主义的另一群典型代表，我们讨论一下晚清之后民国出现的“战国策派”。20世纪40年代（主要是1940年至1942年），在世界处于二战状态和中国处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形势下，寻求中国自立自强的一部分文人学者，主要是任教于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的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46]，自觉地信奉以强权、军事、战争、意志和力量为中心的观念，并以发表、传布他们学说和言论的《战国策》杂志及《大公报·战国副刊》而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松散而又有共同取向的学术阵营，即所谓“战国策派”。“战国策派”的强权主义思维方式，在理论上程度不同地信奉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条，信奉人的高等、低等二元之分。他们既不假定和信奉任何人类共同的美好理想，也不相信道德、国际法和人类理性，他们是完全从现实主义立场来思考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

“战国策派”如何构建他们的强权主义的世界秩序观呢？第一，他们把战争完全正当化和合理化。正像“战国策”中的“战国”这一醒目字眼那样，“战争”（还有“战斗”“战士”）被“战国策派”奉为最高的法则和原则。对他们来说，战争就是目的，就是最高的和最好的美德。如林同济宣称，“战国时代”的意义就是一个“战”字，是不停地、无情地发泄其战争的威力。战国之战的独特性和伟大性在于，整个国家都被动员起来投入战争之中，战争成为国家生活的中心，即“人人皆兵，物物成械”，“一切为战，一切皆战”；而且战争的目的既不在于和平，也不在于获得赔偿，而是彻底地消灭掉敌人。林同济判断说，世界正处在“战国式的火拼”之中，而且“这个火拼，不是三年五年便可了事，它乃是代表着一个旷古‘强有力’的文化在演展路程中所势必表现的主要阶段”[47]。世界当下的火拼，正以两种形式进行着，一是强国对于强国的决斗，一是强国对于弱国的并吞。林同济提醒说，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之下，中国人一定要认识到的是：（1）一个国家不能战就不能生存；（2）必须建设一种完全适应战争的国家；（3）摆脱大同及无危机感的大一统意识，通过战争以得到和平的资格。在强权主义中，如此讴歌战争虽非偶然，但也却并不多见。“战国策派”从尼采那里找到了战争的思想根据，认为战争是人类进步的根本力量。因为战争使强者生存，使弱者淘汰：“战争可以使人类进化。自然是进化的。它摧残弱者、病者和没有征服环境不能适合环境的生物，它使强者、健康者和有征服环境适合环境能力的生物，继续生存。这样逐渐淘汰，逐渐进化，人类不是‘量’的方面，乃是‘质’的方面才可以改良发达。假如世界和平，拙劣的分子都有生存的机会，那么人类就会逐渐退化。……战争最大的意义，就是淘汰平庸的份子，创造有意义的生活。”[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