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连，其三，“战国策派”具体谴责了他们所认为的不合乎力和强权的传统道德观念，如宽容、谦卑、爱人、调和等。他们接受了尼采对基督教道德的颠覆，认为传统的道德观念怜悯、同情、爱邻居、人我合一、谦让、柔顺都是违反自然、压倒强者的道德和说教，都是“奴隶道德”。尼采反对怜悯，因为他认为怜悯削弱人的灵魂。陈铨认为怜悯不是值得肯定的道德品性，因此用它来反对战争也是无效的。

其四，“战国策派”反对理性尺度，诉诸情感、意志、本能和非理性。陈铨批评五四知识分子相信理智，他们不知道意志不仅可贵、可敬而且更为可靠。他还认为，五四知识分子认错了时代特征，误把非理智主义时代认作理智主义时代。在欧洲已不是新花样的理智主义虽然在中国是新的，但不合乎新的时代和需要。陈铨认为五四理智主义是肤浅的，有许多东西不是通过理智工作所能实现的，如民族主义、战斗精神、英雄崇拜等，它们是一种情感、一种意志，而不是逻辑、不是科学，把它们纳入理智的框架之下，它们都将冰消瓦解。“战国策派”称赞德国的狂飙时代，因为它主张个人的自由奔放，推崇天才，强调人的情感，要求回到自然。正如歌德所说的“感情就是一切”，“战国策派”相信感情是最伟大的力量和动力。

总之，在“战国策派”那里，我们听到了以信奉战争、力量、“超人”和英雄为中心的强权主义声调，我们不妨也倾听一下伯恩斯所描述的西方强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传统观念似乎指的是：战争和准备战争是各国间典型的正常行为；作战有愈合和再生的作用；当战斗爆发的时候，‘胜利就是一切’。即使肆意蹂躏，如果它可导致迅速胜利，一般认为也是无可厚非的。强权政治的教义一般认为是起源于日尔曼人。英国和美国的学生早就知道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外交使用其他手段的继续的教导；早就知道冯·毛奇陆军元帅的虔诚信念：‘战争是上帝敕定的世界秩序中的固有成分’；早就知道特赖奇克的警告：‘软弱必然要被谴责为最有灾难性和最可鄙的犯罪，政治上最不可宽恕的罪孽’；也早就知道德皇威廉二世对义和团起事时派赴中国的一团士兵的训诫：‘要使用你们的武器，让一千年后也没有一个中国人敢于藐视德国人’。但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或许还不那么熟悉他们本国人类似的说法。……约翰·罗斯金宣称，他发现所有的伟大国家都‘是从战争中得到滋养，在和平中虚度岁月；从战争中受到教育，在和平中受到欺骗；从战争中受到锻炼，在和平中遭到背叛’。英国最有名的军事作家之一莫德上校说，除非‘战争是用来调整环境的神定手段，直到在伦理上“最适合的”和“最优良的”等同起来，人类前途就可怜得无以言喻了’。海军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提供了一句同样有趣的话：‘战争的实质是强暴。在战争里讲温和是白痴。……你一定要残忍无情、毫不放松并毫不后悔。’”[58]如果“战国策派”听到这里的强权名言，他们也肯定会兴奋不已吧！

经过以上冗长的讨论，我们终于可以就清末民国中国认知以及看待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两种基本方式——“公理主义”与“强权主义”做一个总结了。

第一，以“公理主义”与“强权主义”这种两极性的思维方式认知和观察国际关系及世界秩序，是从20世纪初开始一步步凸显出来的。随着19世纪中后期之后被强行纳入世界体系之中以及华夷秩序的解体，中国却没有能够与外部世界建立起一种平等和谐的国际关系。晚清帝国并非不愿意这样做，它试图塑造出一种新的国际形象，使自己平等地并立在国际大家庭中，但外部世界的力量则变本加厉地把它们的意志强加给帝国，使它不断遭受到不平等的屈辱。人们愈有亡国、亡种、亡教的危机意识和焦虑感，他们的期望也就愈强烈，他们就愈想找到建立世界秩序的一种普遍原理和方式，以改变和取代帝国所处的现实的国际关系；19世纪晚期兴起的包含着多重普遍意义的“公理”，恰恰就适应了这一需要。但残酷的国际关系现实则使一些人迈向务实的道路，他们把残酷争夺的国际现实恰恰看成是一种常态，他们不仅不要求取代这种现实，相反他们要求中国也以竞争者和角逐者的身份加入这种现实之中，他们所找到的是既能够理解这种现实又能够引导人们行动的“强权”。这样，作为对立物被设置和运用起来的“公理”与“强权”，在清末民国就演变和泛化为一种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并与此前的世界秩序观形成了对比。

第二，从“公理主义”与“强权主义”的对立设置和运用本身来看，二者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色彩。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凸显的公理观念，从作为普遍的法则和原理来使用，到升华为普遍的理想和价值标准，它越来越被普适化、理想化，成了一种普遍的世界观。当它被作为建立世界秩序和处理国际关系的理想准则加以运用时，与它紧密结合到一起的是正义、平等、道德、人道、自然法等纯粹美好的人类价值和法则；它越理想，它距离现实世界秩序的距离就越遥远，它与现实的关系就越紧张。对理想的过于乐观，就容易在现实的挫折面前一转而成为现实主义。五四前后围绕着一战的胜利和巴黎和会的结果，中国公众在短暂的期间做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方式——从信奉和歌颂“公理”，又很快转入认同和肯定“强权”——可以说就是从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中的乐观理想主义立场迅速滑向了现实主义立场。看起来，这两种不同的反应方式都是现实事件引发和刺激的结果，但把这两个事件其中的一个看成是公理的胜利，把另一个看成是强权的胜利，都是高度简化的产物。即使说第二个事件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事务的非正义性安排，带有很强的强权性，也不能仅凭这一事件就说整个世界的现实就是强权主义或者说强权已经完全战胜了公理。同样，在第一个事件中，即使世界大众（包括中国公众）希望协约国胜利，也不能据此就说“公理战胜了强权”，况且很难说协约国就代表了公理。中国公众对一个事件的反应方式是一种理想的期望。与公理的乐观性和理想性相反的强权观念，则是偏离并非贬义的“权力”观念而越滑越远，日益与霸道、战争、暴力、控制、掠夺、征服、弱肉强食等人类非善或恶的东西结合到一起。一般来说，“权力”并不等于恶，它可以是人们合法拥有的决定某种事务或支配资源的力量及手段。在国际关系中，依据国际法而获得的权力及其行使，也不能说就是恶。如果没有正当和合法的来源或者被滥用，这样的权力当然是恶的。但“强权”一语，则完全成了“正义”和“人道”的否定性东西。它越被现实化，它就越邪恶。主张和肯定强权的人，并不认为强权就是善。他们只是强调强权是一个恶的现实，面对这样一个恶的现实，你如果要生存，用正义和道德来对抗它是无用的，你必须也用强权来应对它，即所谓以恶报恶、以毒攻毒，否则你就要被强权所消灭。[59]由此来看，清末民国的公理与强权两极性立场和思维方式，同时也可以说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两极性的对立和冲突。

第三，从清末民国“公理主义”与“强权主义”两极性思维所依据的理论来看，二者都与进化主义有较多的关联。进化主义是一个包含了许多东西的复杂的观念共同体，人们从它那里各取所需并把它运用于不同的目的。在19世纪末以前的欧洲，在19世纪末以后的中国，进化主义实际上资助着一切“事业”，这些“事业”甚至是彼此敌对的。在清末民国，作为普遍原理和真理的“公理”，它的主要所指就是进化主义的普遍性；作为征服和掠夺意义的“强权”，它主要也是用进化主义所说的“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来界定的。公理主义者用进化论建构理想的世界秩序，注重的是“进化”的进步意义，即恶的不断消退和善的不断积累及扩展，是人类和世界直线式地朝着完美境界迈进。对“优胜劣败”和“弱肉强食”观念，公理主义者所采取的逻辑，一是认为它是人类进化阶段上的一个必然阶段，以此来警告中国必须通过进化以自我保存；二是认为“强”和“优”绝不只是指物质和军事上的富强（“力”），它也是“智”和“德”的“强”和“优”。如在严复以“民智”、“民德”和“民力”三者为中心来追求的进化目标中，“民力”只是其一。受其影响，曾任京师大学堂讲习的王舟瑶也以“智”和“德”为强，他还像韩非那样以“力”“智”“德”三者来界定不同的历史阶段：“所谓自强者，强以力，强以智，强以德也。大抵据乱世竞力，升平世竞智，太平世竞德。孟子所谓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所谓以德服人者，指太平世言也。其所谓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所谓以力服人者，指据乱世言也。孟子用太平世主义，故教时君行王政，尚仁义，重德不重智力。然兵争之力，机巧之智，太平世不尚。若体育以强其种，智育以致其知，则太平世未尝不与德育并重。盖智育、德育、体育三者，精而言之，即《中庸》所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故治化之进退，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相比例。三者进则治化进，而其国无不盛；三者退则治化退，而其国无不衰。古今一辙，无或爽也。”[60]从观念上看，19世纪以来中国以“自强”“富强”为中心的守卫文明和进化的思维方式，很容易被等同于“富国强兵”的实用主义战略。但实际上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强权主义就是强化这一个方面并要求中国也要成为弱肉强食竞争之中的强食者。

第四，清末民国的“公理主义”与“强权主义”两极性思维，并不是孤立于中国历史和传统思想之外的东西，它与传统的德与力、王道与霸道二元世界秩序观具有关联性和类似性。这种二元对立，在儒家（以孟子为中心）与法家（以韩非为中心）的冲突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61]在孟子的心目中，王者是不需要广大的土地和人民的，他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就可以实现令人心悦诚服的统治，因为他靠的不是力量压服，而是靠美德的感化。我们知道，孟子对战国诸侯国家的血腥征服和残酷兼并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控诉，如他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62]又说：“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63]孟子这样做，就是出于他的“王道”理想。在战国时代，孟子所追求的王道世界秩序没有得到执政者的响应，但我们不能不肯定他不为时代所移的道德勇气和正义精神。法家韩非典型代表了强权主义的路线，他相信追求强大的“力量”是明君的首要任务，因为“当今之世”完全是靠力量来展开竞争的，没有力量就要屈从于他国。用韩非的话说就是“力多者则人朝，力寡者则朝于人”。现实主义的法家，追求直接和当下的目标，如广大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和丰富的财物，简单地说就是富国强兵，他们对道德毫无兴致，因为在他们看来，道德毫无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