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苏童、余华、吕新、潘军等新潮作家的文本中这种利用叙事空缺来建构小说结构迷宫的成功之作也极多，这里由于篇幅关系就不再列举了。但我们要强调的是，“空缺”又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形式话语，它同时也是一种哲学意识的体现，它是和新潮作家看待现实与历史的世界观密切联系着的，它体现了新潮作家对于世界可知论的彻底背叛和对于“不可知论”的虔诚认同，是新潮作家消解小说主题及意义的一种方式。它在构成新潮小说的特殊叙事结构的同时，也在主题意义上颠覆了“历史”和“存在”本身。它既使新潮文本呈现出难以索解的迷宫结构图景，又赋予了新潮小说主题意旨的多重性，本质上它也是构成新潮小说难懂性、晦涩性和不可阐释性的一个重要根源。

其二，重复的反复出现。

在新潮小说的迷宫结构中，我们一方面与大量的“空缺”不时遭遇，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新潮作家所设置的一连串的“重复”中兜圈子。我相信，“重复”也是我们正确描述新潮小说的迷宫结构不得不破译的一个重要的形式语码。对于“重复”的理解，我们当然也不能抛开新潮作家对于“存在”问题的探索而作孤立的考察。我觉得，“空缺”与“重复”并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的，它们是解构策略下的两个最重要的范畴。

格非的《褐色鸟群》是对于“重复”进行极端性运用的典型。“我”与少女“棋”的三次相遇，情境是重复的，但彼此又是相互排斥和否定的，这种“重复”的哲学意义多少掩盖了其在形式结构上的特殊价值。而实际上，在新潮小说这里“重复”是一种非常突出的小说结构手段。所谓迷宫结构，离开了“重复”这一有效的建构手段是无法想象的。而具体地看，“重复”在新潮文本中的呈现方式也是极其富于变化的。这里当然有刚刚分析的《褐色鸟群》为代表的结构性和主题性高度重合的“重复”，更有情节、意象、人物、细节甚至话语等纯粹形式领域的“重复”。余华的《此文献给少女杨柳》就不失为一部对“重复”进行了纯结构化探索的小说。整部小说以三次重复组成：叙述人客观叙述一个外乡人为寻找献眼睛的姑娘去小城“烟”路遇沈良向他讲述谭良和炸弹的故事；叙述者“我”听桥洞里的人讲十年前和“我”一样的对一个少女的内心经历以及这个少女杨柳的眼球治好他眼睛后他去小城“烟”遇一个老人讲谭良和炸弹的故事；最后是“我”自己眼睛失明，一个白血病患者杨柳的眼球移植给“我”的故事。外乡人、桥洞里的人和“我”相同而重叠的经历以不同形式不同话语状态呈现的扑朔迷离的“重复”正是这部小说结构的全部。只是由于“重复”在小说中被强调得过于外露，因而它成了镶嵌在文本中的结构硬件。这就使小说结构在获得那种梦寐以求的“迷宫”效果时也不得不以美学魅力的丧失为代价。而格非的小说《傻瓜的诗篇》同样是运用话语“重复”来结构作品的成功之作。在小说中作家有意“重复”了这样一段话：“……他好像是走在一条乡间的麦垄中，父亲带他去村外钓鱼；又像是走在去大兴安岭的路上，北方的雨来得又快又急，将道路砸得坑坑洼洼。”这段话先是在描述杜预的梦境时被讲述，后又在他对父亲的回忆中出现，再后来当他在雨中想到莉莉时这段话又被“重复”了。通过“重复”我们对杜预的精神创伤以及他梦境般的生活现实就获得了一种理解，而小说也就可以在现实与历史以及梦境、幻觉与真实之间自由结构。

在这里，我显然无法对新潮小说的众多“重复”形态进行分析，尽管如此，我觉得对新潮文本意象化“重复”的审察仍然不能省略。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通常所谈论的新潮小说的意象化的结构，其实也正是“重复”的艺术手段得以成功实现的典型成果。在苏童的长篇《我的帝王生涯》中，如果离开了在其文本中反复出现的“纸鸟”“棕绳”等结构性的意象，我们对整部小说的把握就会遇到许多困难。同样，对于潘军的长篇小说《风》来说，那穿行于文本中的一次次出现于人们面前的“风”“火”以及“坟墓”意象也都起着相当突出的结构作用。说《风》是一部迷宫小说，很大程度上也正与这些无法索解、充满歧义的意象之谜有特殊的关系。在余华的《古典爱情》、吕新的《抚摸》、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等小说中意象的“重复”也是屡见不鲜。某种意义上说，新潮作家在打破情节的线性因果之后，意象性的“重复”可以说是他们发现的一个具有充分艺术功能的结构手段，借助于它不仅小说的松散的情节获得了整体联系的可能性，而且在“设谜”的同时也有效地为“解谜”指明了路径，从而增强了新潮文本的可解读性。我觉得，在新潮作家这里，重复的意象、故事和话语本身就是一些特定的能指和“谜码”，它们反复出现正构成了迷宫结构的基础，因为重复的出现不是使故事、情节更清晰，相反却是对于故事“透明性”和“敞开性”的一种有意遮掩。

其三，多重本文的成功运作。

我个人认为，对于新潮小说来说，如果“空缺”与“重复”作为艺术手段为新潮文本的迷宫结构提供了可能性的话，那么多重本文的叙事策略则进一步赋予了这种迷宫结构更大的现实性，而且显而易见，多重本文的可操作性也大大超出了前二者。也可以说，“空缺”与“重复”之能在新潮文本中成功呈现本就是多重本文的叙事策略成功运作的结果。正因如此，我们应把多重本文的艺术方式作为迷宫结构的核心和基础，并对它展开切实而有效的分析与阐释。

我相信，新潮作家在他们的文本中设置迷宫，其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拒绝读者，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召唤和引诱读者。这就决定了新潮文本本质上的开放性。而多重本文正是这种开放性的实践手段和具体体现。在进入这个话题之后，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一部新潮小说文本都不同程度地烙上了多重本文的烙印，我们甚至可以说多重本文是新潮小说最具共性的一种形式话语。

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拉萨河的女神》《虚构》等小说已经开始通过“拼贴式”的结构，把各自不同、相对独立的故事“拼贴”在文本中，从而形成多重本文的形态。不过，马原对于多重本文的运用还很不彻底，其文本的开放意义也极其有限。真正在小说中全面探索多重本文的无限可能性而又成绩卓著的是马原后的洪峰、孙甘露、苏童、潘军、余华、叶兆言、格非、吕新、鲁羊等这批作家。要指出的是，如果从策略意义上说，多重本文与本书前面曾经探讨过的“元小说”策略有着明显的因缘关系，同时也有着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烙印。“元小说”强调对于小说叙述的叙述，对于小说虚构的虚构；“复调”理论强调文本内不同声音的“对话”和“多音齐鸣”。这些理论原则无疑都为新潮作家进行双重本文的结构实践提供了切实的理论依据和参照。而从具体运作方式上看，新潮作家普遍运用的“暴露”小说构思和操作“过程”的本文策略也更可以说是由这两种理论直接催生的。如果说，在马原和洪峰的小说中这种对构思和写作过程的“暴露”还仅局限于叙述人进进出出于故事不断打断故事进程的“自我叙说”所强化的小说“虚构性”的话，那么这种浅层次的多重本文结构在孙甘露等小说家这里已经被发展得相当圆熟了。孙甘露的《请女人猜谜》中我们目睹了《眺望时间消逝》这另一重文本，而在他的《境遇》中我们则直接参与了作家对《境遇》这部小说的构思和创作的全过程，在这部小说的开头作家就直截了当地向我们陈述了文本的双重性。

这个故事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并行不悖的，它只是一些较次要的方面远离我们的习惯。

这个故事开始的年代很早，几乎可以说遥远。因此，对某些细节我只能小心地推测。故事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我只好放弃在一部小说里对人物和事件作出评价和判断的权利。更让我为难的是，故事的主人公似乎是我的慈爱的母亲，这就给冷静而客观的叙述带来了不小的障碍。

还有一些多余的话不得不说。我刚开始写小说那会儿，通常不交代时间地点，倒不是想让小说蒙上虚幻的色彩，只是贪图方便，好在什么人无端生事时避免麻烦。可这一来没想反让小说沾上了乌托邦味，这类幼稚的想入非非叫今人着实取笑了一通。这个叫《境遇》的故事的真实程度依然十分可疑，我试着在若干章节内给出准确的时间和详细的地址，以期像时钟的秒针给人一种确切而稍纵即逝的感觉，即便如此，我还是担心它的效果，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时间更令人捉摸不透的了。

…………

正是在这样的话语基调的支配下，《境遇》完全演变成了一部关于《境遇》的小说，一部“元小说”。对于《境遇》的虚构、消解、重组等等成了《境遇》这部小说的全部内容。这样的文本在其他新潮作家的小说中也是屡见不鲜。叶兆言的《最后》把对一个凶杀案的描写与作家对这起凶杀案的分析、推理交合在一起，而这一切也就是这部叫《最后》的小说的全部。苏童的《井中男孩》在文本中同时平行地铺开了对另一部小说《井中男孩》的叙述，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双重本文结构的小说。潘军的小说在这种结构的运用上，也是很见功夫。他的《南方的情绪》和《流动的沙滩》所制造的扑朔迷离的结构氛围就是双重本文策略的集中体现。这里我想特别谈谈《南方的情绪》。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我”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后去一个叫蓝堡的地方写作小说《南方的情绪》，小说主体部分就是“我”的奇特的梦游一般的冒险历程。这是一重本文，也是实写的本文。但同时小说也存在着另一重本文，这就是“我”要写作的《南方的情绪》这篇小说，它是一个虚拟的被悬搁的本文。虽说两重本文在名称上是同一的，主题内涵和情绪也在小说的进程中融为一体，但在结构上的对峙却是显在而无法抹杀的。吕新《抚摸》里的“战地笔记”和洪峰《东八时区》《和平年代》等里面的不同叙述声音也都有着显而易见的“多重本文”性质。在晚生代的新潮作家中特别擅长运用双重本文结构的是鲁羊。他的几乎每一部小说都以这种双重本文的风格引人注目。他的小说大都由“现实”和“历史”这双重文本组成，但他不是直接进入回忆或追述，而是从现在的生活场景起步或者干脆设置两条线索采取“写作中的写作”这样的结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说正是融入了“元小说”和“复调小说”理论原则的典型的双重本文结构。《弦歌》中“我”与玲和娜的故事与“我”所寻找和叙述的祉卿的故事构成了双重本文和“复调”结构；《佳人相见一千年》中平行展开的姑姑和已娘的故事也正是具有“复调”性的双重本文结构；而《岩中花树》则更为复杂，在作家对叙事行为的有意暴露中，“我”“你”“他”三种人称同时登场，纪实、冥想、梦幻互相纠缠，形成了祉卿的故事、“我”的故事、鹿与龙薇的故事这三重本文和三重复调。在鲁羊这里，我们可以说是充分领略了新潮小说双重本文结构的文体可能性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