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双重本文结构作为新潮作家的一种重要的形式策略，对于充分发挥新潮作家文体探索的主体性和可能性，以及对新潮小说迷宫形态的最终形成无疑都起到了决定性的用。

三、叙事风格：反讽、荒诞、神秘的三维统一

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新潮小说来说，张扬而怪异的美学风格是其赢得文坛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但是对于其风格的界定、理解和认识文学界却有显著的分歧：新潮作家视其风格为个性与才情的体现，而评论界与读者虽然都认可新潮作家的才华，但对其风格则更多的是视其为一种姿态与策略，并因其模式化、复制性、非原生性而视之为非个性化的产物。这里其实就存在一个深刻的悖论：新潮作家所谓个性化的追求何以会呈现出一种反个性化的结果？或者说，新潮作家“反集体”的写作，何以会呈现出一种“集体”的风格与形象？现在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新潮小说的历程，我们不能不承认，新潮小说确实建构了中国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反叛者的形象，但这个反叛者显然是一个群体的形象而不是一个个体的形象，“个体”已经消失，它被完全溶解在“新潮小说”的整体形象中，失去了独立的话语价值。因此，对于新潮作家来说，风格也许是最难描述的一种存在。这不仅因为新潮作家以追新逐异为自己的艺术目标，每个人都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更因为他们个人的风格无论如何花样百出都无法从人们对新潮小说风格的整体认识中突围而出。这也使得新潮作家们只能无奈地放弃对风格的个人化营构，而老老实实地臣服于那个整体的风格，并在主观上不再把风格当回事。苏童就不止一次地说：风格只不过是一种迷人的陷阱。[8]那么，新潮小说的整体美学风格又是怎样的呢？对这个问题，虽然从文学界的角度来说仍然很难有统一的认知，但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内涵是可以成为共识的：一是形式主义风格。新潮作家试图实现的是中国小说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把“形式”美学强化到极致既是他们的局限，又是他们的贡献。二是“反悲剧”“非悲剧”的风格。既然新潮作家以“反叛”为旗帜，以消解和亵渎为口号，他们的小说文本对“悲剧”文学风格的反动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众所周知，新潮小说的题材域是灾难、罪恶、暴力、死亡、仇恨等非现实、边缘性的题材，这类题材涉及的是人的生、死、情、仇等大生大死、大悲大痛的情感，应该说天然就具有“悲剧性”的质素。新潮作家何以能够把“悲剧性”极强的题材处理成“非悲剧”甚至“反悲剧”的风格呢？我觉得，这与新潮小说对反讽、荒诞、神秘三种叙事风格的狂热追求密不可分，这三者既是构成新潮小说“非悲剧”美学风格的重要原因和手段，又是新潮小说“非悲剧”风格的主要内涵与元素。

反讽：反叛还是和解？

作为极端的反传统主义者，新潮作家对于经典文学叙事的不以为然和不屑一顾本质上是必然而正常的。因为如果没有了叙事态度上的革新和颠覆，新潮作家所发动的这场文学革命至少在形态上就会逊色不少。同时也正是在这种反传统的背景上，“反讽”作为一种叙事风格或者说一种叙事策略被新潮作家发现并反复进行讲述也可算是水到渠成之事。可以说，“反讽”是新潮小说最先凸现出来的一个共同风格，在新潮小说中对于人、对于历史、对于现实、对于文化、对于传统、对于文学和小说本身等等的“反讽”可谓举目皆是。正是扛着这面风格的大旗，新潮小说才完成了对传统小说写作和体验方式的最初颠覆，也由此初步标示了自己的文学品格。反讽（i-rony）一词来自希腊文eironia，原为希腊戏剧中一种定型角色，即佯作无知者，在自以为高明的对手面前说傻话，但最后这些傻话被证明是真理，从而使对手出丑露乖。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苏格拉底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在古典和中世纪的逻辑学里，这个词已变成指这种角色所使用的技巧，即口是心非，说的话表面意义像是假的，深层的意思却是真的。在现代文论中，新批评派发展了反讽的理论，把它作为一种根本的文学特异性，作为所有文学文本结构中都具有的品质。而在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这里“反讽”本身则更多地具有某种形式的意味。本质上，它是指一个词、一个事件、一个人与其获取意义和生存的上下文（context，也称情境）发生了不符、背离或冲突。而表现在文学中，“反讽”的典型形态就是意义的互相冲突与无限增殖，以及作家对种种不相协调的矛盾的“重组”。在新潮小说中我们可以随处看到相互矛盾的物象之间、人物之间、事件之间的不协调组合，新潮作家所热衷于去做的就如莫言在其《红蝗》中所说的那样：“总有一天，我要编导一部真正的戏剧，在这部戏剧里，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金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某种意义上，“反讽”也正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思维与艺术逻辑，它集中代表了作家们融合梦幻与现实、想象与虚构、平庸与崇高等对峙性存在的尝试与努力。正如艾略特所说：“诗人的头脑……经常使迥然不同的经验融合在一起，而普通人的经验是混乱的、无规则的、支离破碎的。普通人会坠入情网或阅读斯宾诺莎的著作，但两者却毫无关系，他的爱情同样和打字机的噪声或做饭的气味毫不相关，然而在诗人的脑子里这一切却被综合成新的整体。”[9]不过，具体地考察新潮小说文本，我们将会发现新潮作家对“反讽”的营构又有两种具体方式。

首先，自然是言语层面所构成的直接反讽。在中国新时期的文学中运用言语反讽最成功的例子也许还得首推王朔的作品。某种意义上王朔是新时期中国文学中的一个神话，他的巨大声誉可以说当代任何一个作家都无法相比。他也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文体家，他把各式各样的“文革”语汇、政治术语、领袖语录、民间俚语、广告用语等等熔于一炉，使其相互指涉，在语言的乌托邦中想象性地对社会等级制度进行摧毁，从而获得一种巨大的“反讽”效果。而单就新潮作家而言，新潮小说中的言语反讽当然有上文说到的王朔式的运用“元小说”的“戏拟”、“戏仿”（parody）的手法而得来的反讽。比如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刘恒的《逍遥颂》、叶兆言的《花煞》等文本就颇有王朔式的语言风格。拿《故乡相处流传》来说，莎士比亚那个著名的“生存还是死亡”的沉思，变成了曹操在一次战前会议上的骂骂咧咧的话：

在一次曹府的内阁会议上，丞相一边“吭哧”地放屁，一边在高台上走，一边手里拿着健身球说：“活着还是死去，交战还是不交战，妈拉个×，成问题了哩。”

在这样的文本中，刘震云对于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夸张而荒诞的运用无疑使我们在具体的阅读中就会立即陷入反讽的语境中。

然而，在我看来，新潮小说言语反讽的主要方式却不在此，而是由作品中叙述人的叙述态度与读者的阅读期待心理的相悖和对比构成的。新潮作家寻求以新的小说观念和新的叙述方法来对历史进行重构，与此同时，他们也要求读者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历史，以取得对作品的认同。可以说反讽正是他们颠覆传统阅读经验的一种重要方式。洪峰的小说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的《瀚海》的故事是沉重、充满了悲剧感的，但叙事人的叙述语调却是漫不经心甚至带有调侃意味的。这部小说给人的印象是其所讲的故事与这故事的讲述方式极不协调。作家热衷的只是把人生的艰辛和悲壮当作有趣的故事来讲，每每卖弄自己的叙述技巧，却拒绝对故事做出阐释和价值判断。他只对故事的曲折富于戏剧性感到得意，他希望读者注意的只是他的叙述技巧而不是他的叙述内容。由此，他的超然物外的审美态度就与读者的阅读期待构成了反讽。他的《讲几个生命创造者的故事》中主人公“我”由于失眠竟然对于亲生儿子都想用安眠药来“灭口”，为此他跟妻子、儿子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较量，最后才终于败下阵来。对于作家充满激情的叙述我们显然只有从反讽的意义上来理解才不致误入歧途。同样的情况在洪峰的另一篇小说《奔丧》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主人公“我”听到姐姐报告父亲死亡的消息时，却只是专注地欣赏姐姐的乳房；在奔丧中“我”更是毫无悲哀之感，心里想着的只是如何偷偷与初恋情人约会。“我”叙述的仿佛不是自己的事，而是别人的事，话语中充满了事不关己的风度和后现代式的反文化与调侃的态度。而在这种态度中，反讽就自然而然地呈现了。余华的《一个地主的死》同样令我们目瞪口呆。这其实是一个壮烈的故事：年轻的地主王香火被日本兵抓去当向导，日本兵让他带他们去一个叫松篁的地方，王香火却将他们带上了另一条路，使日本兵陷入绝境，他自己也被杀死了。让一个地主做出如此壮举，而把长工写得愚昧麻木，这本已够让持社会学标准的读者惊讶的了，而更令读者吃惊的是作者也没有对王香火的英雄行为进行渲染，甚至也不讲他的动机，只是以冷漠的语调叙述了这件事的过程。王香火在被日本兵捅穿肚子时还显出了一副窝囊相，大叫：“爹啊，疼死我了！”而借助于这种冷漠化的叙述，余华较好地以反讽颠覆了历史和我们传统的阶级论功利主义的阅读习惯。

其次是情境反讽。这是一种更为常见也更为意味深长的反讽，它广泛存在于由人物、观察者构成的艺术情境之中。在新潮小说中这种反讽最具有艺术代表性，也最能凸现新潮小说的风格特征。具体地来说，情境反讽在新潮小说中又主要于叙述与描写的矛盾和反差中呈现出来。我们通常知道，新潮作家一向是重叙述而轻描写的，他们是致力于把小说的叙述功能发掘到极处的。因此，新潮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可以说就是对于罪恶、灾难和人类的黑暗生存景观的冷酷叙述，这种叙述显然是对于人类整体存在的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反讽。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反讽在其明显的意义上不是针对这一个或那一个个别的存在，而是针对某一时代和某一情势下的整个的特定的现实……它不是这一种或那一种现象，而是它视之为在反讽外观下的整个存在。”[10]但是在特定的文本中我们又会发现在那些冷漠叙事的边缘和空隙处常常充满了某种诗意的抒情性的描写段落。这样，冷漠叙事与抒情描写这对矛盾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新潮文本的文体反讽。余华的《鲜血梅花》中，阮海阔出发去替父报仇，母亲自焚为他送行，阮海阔目睹火光，非但没有悲痛欲绝，反而有游离恍惚之感：

他走上大道时，不由回头一望。于是看到刚才离开的茅屋出现了与红日一般的颜色。红色的火焰贴着茅屋在晨风中翩翩起舞。在茅屋背后的天空中，一堆朝霞也在熊熊燃烧。阮海阔看着，恍恍惚惚觉得茅屋的燃烧是天空里掉落的一片朝霞。阮海阔听到了茅屋破碎时分裂的响声，于是看到了如水珠般四溅的火星。然后那堆火轰然倒塌，像水一样在地上洋溢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