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寒冷的一天，两个人走着去哈梅林广场。哈梅林广场并不是一个广场，而是一个位于肯宁顿的汤勺形死胡同，而肯宁顿又是伦敦的一部分。在泰晤士河以南，肯宁顿有大量的建筑物，所有的公共绿地无不窄小、枯燥，或被铁丝栅栏包围着。路倒是开阔、笔直，但多是布满尘土的主干道，有的主干道两旁是成排的别致的按乔治王时代风格整齐排列着的房子。肯宁顿还有不少小隧道和迷宫一般的建筑群，年代各异，有乔治王时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还有战争时代的预制房，房子颜色是残褪的粉和蓝。与这些小房子毗连的是高大的塔楼，那是些纪念碑式样的长方形水泥建筑，阳台和阳台一层层相叠，灰突突的，顶着天。哈梅林广场的房屋多是19世纪早期建好的，有着优雅的长条形窗户，窗户的面积随着三层楼从下往上依次递减，地下室只有经由阶梯才能走进去。这些房子都相当漂亮，但有一丝狭窄的感觉，路边也有一些比较宽敞的以乔治王时代建筑为模型的房子。总体上这类房子在肯宁顿越来越少，它们以不同的状态被翻新着，你会讶异它们的翻新状况和修缮手段可以有天差地别的迥异差距。有的房子被改造得极有中产阶级品位，墙壁以明晃晃的白色粉刷，窗台上还添了花盆箱，门环换成了黄铜的，每一扇窗的窗帘都讲求美观；而有些房子则极其破败，好像就快坍塌，松垮垮的金属丝上挂着肮脏的网布窗帘，墙上的漆不是裂开就是像长了疮疱。有一两间房子的颜色和其他房子比起来显得特别刺眼和不协调，那是那种西印度风格的亮度极高的深蓝色，再不就是李子皮那样紫色粉色混合的颜色，又或是让人忍不住口中发酸的绿色。汤勺形的哈梅林广场，其“勺碗”处的中心腹地是一块泥地——不是草地，因为没有绿草生长，那里丢着两个废弃的车用婴儿座椅，一块霉烂的床垫，还有一件新的但血迹斑斑的亮粉色洋娃娃睡裙。

步行去哈梅林广场的那两个人脚程挺慢的。弗雷德丽卡本来走路时总健步如飞，但她原本的大跨步被和她同行的那个人的拖拖拉拉阻碍了，两个人一前一后，缓慢地走着。弗雷德丽卡罩着一件长款的披风式黑色大外套，内搭灰色针织束腰上衣，腿上穿着绿色紧身裤，脚上是一双黑色长筒靴。她拿着一片暗金色的护胸甲，还有一块有浮雕的盾牌，她看起来像是个不灵光的不列颠尼亚，又或是布里托玛耳提斯女神的鬼魂。弗雷德丽卡的同行者穿着灯芯绒裤，蓝色的连帽衫帽边上是银色的毛，头上顶着一个巨大的金色头盔。头盔的塑料系带松脱了，头盔总是滑下来牢牢地包住他的头，所以每走几步路，他就必须把滑落的头盔又推回到头顶上。他手里拿着一把柄上镶着仿真珠宝的金色长塑料剑——他不是挥舞着剑，就是把剑放在地上拖着走，这把剑对他来说实在太大了，所以让他的速度被拖慢了不少。如果弗雷德丽卡提出来要帮他拿剑，他就站着一动不动，固执地发脾气，猛烈地摇头，导致头盔滑落又把他的头给裹住。

弗雷德丽卡是那种去哪里都行色匆促的女人，速度像子弹上了弹道一般。这种缓步慢行让她感到不习惯。如果不是因为母子之爱，她也不会甘愿和儿子两个人彳彳亍亍。她调整着自己的步伐，以便和利奥的速度相谐。利奥有那些爱生气爱闹别扭的脾性，而她作为他的母亲，难道会没有？她至今也没有想出来要怎样跟利奥提出搬家的建议。她也记得自己在四岁的时候，自己脑袋里急速回旋着的那些成年人的想法和知识根本就是乱成一团，没有可解的方法，她那时也是无法和成年人沟通的。她猜想利奥肯定也是一样的——但是她对此也不确定。利奥在托马斯·普尔家住得很开心，他习惯了瓦尔特劳德·罗泽的照看，也喜欢有西蒙的陪伴。可是他必须和弗雷德丽卡一起搬出来，不然弗雷德丽卡就没办法和他爸爸离婚。弗雷德丽卡不知道一个人如何能背负着这么浓厚的愧疚感继续生活下去，而且她要怎样把汹涌澎湃的情绪波动都处理好，怎样能忍受自己？她对利奥说：“我们要不要试试看用橡皮泥把头盔的系带暂时粘好，这样你走路就能看见路了。”

“我搞不好随时都需要把头盔戴好，以防敌人接近。”

“我们就在街上把头盔整理好吧，你就可以走得快一点。”

“街上很可能有敌人，我想。”他又挥舞起他的宝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了。

弗雷德丽卡想：“如果我待会儿要去见的住在那栋房子里的那个女人不喜欢利奥，那我肯定会讨厌死她吧。”

她不曾拥有过任何女性友人。读小学和中学时，女同学都一致反感她——那是因为她太过聪明。这一点她可以接受，这是她意料之中应得的待遇，对她来说，这既是一种恭维，也是一种惩罚。而剑桥则意味着男人——是她可以爱、可以交心的男人。

她们母子俩终于抵达了哈梅林广场42号，这栋住宅刚好在“汤勺”的勺碗和勺柄的交接处。看得出来房子经过了一番用心打理：大门新上了黑漆，窗户都洁白干净，门前的砖块都用新砖重铺了一遍，对了，窗下没有设置花盆箱。踏上门前的台阶时，弗雷德丽卡帮利奥拉着他头盔上的系带，按下门铃后，利奥的头盔又滑下来了。阿加莎·蒙德出来迎接他们，打开门时，出现在阿加莎·蒙德眼前的，是把冬日艳阳挡在身后，两个穿得乌漆麻黑却金光闪闪的一大一小的两个人——一个穿着靴子，一个戴着头盔。“快请进，”阿加莎·蒙德说，“我准备了茶。”

阿加莎·蒙德住在这栋三层建筑的顶上两层。她和弗雷德丽卡之前粗略的计划是，弗雷德丽卡和利奥租住一层和地下室，租金不贵，附带条件是她和弗雷德丽卡轮流带孩子。阿加莎住的那两层楼可谓纤尘不染，窗帘和沙发颜色富丽，窗帘布上是威廉·莫里斯设计的金色郁金香；白墙上钉着印制画和油画，有的是抽象画，有的是19世纪的画作，有的是多雷[1]为但丁的《神曲》所绘制的插图，有的是约翰·马丁画的天堂光色、混沌世界和骚乱景观，画面上有一大群蜂拥的明亮的小天使，像萤火虫一般簇拥飞着。厨房中的白墙上有几幅马蒂斯的《爵士》印制画，印制画下方，是陶制的罐子、碗，赛巴迪牌的刀具，碗柜上摆着一堆蓝色与白色相间的旧碟子。厨房的角落有一个儿童游戏房，是一间结实的木制小屋，木墙上还精细地画着红色、白色的爬墙玫瑰和蓝色的斗草。对弗雷德丽卡来说，这一切完全看不出来是阿加莎·蒙德忙活了一整个早上的大扫除的结果，也不知道这一切是否都是为了迎接自己而准备的。弗雷德丽卡检视着眼前的东西：装着大小、深浅不一木制勺子的棕色瓶子；猩红色挂钩上洁白的擦拭杯盘用的毛巾；用了挺久但刮擦得很干净的砧板；装着咖啡豆、麦片、茶叶、红糖、白糖的各种玻璃罐儿。无论什么都有着自然的感觉和顺手的次序，打理这些用具的人应该挺自得其乐的。厨房里有两扇窗，各带百叶窗，一扇是翡翠色的，另一扇是天蓝色的，配在一起叫人心旷神怡。

阿加莎·蒙德递给弗雷德丽卡的茶，装在一个旧的斯波德茶杯中。给利奥倒的是鲜榨橙汁，还有一大片弯月形的饼干，上面还用糖霜画了一个笑脸。拿到饼干后，利奥才心甘情愿把头盔摘了下来。他摘头盔时，阿加莎的女儿莎斯基亚·蒙德——这个肤色深、瘦长结实的小姑娘出现了。莎斯基亚穿着一条无袖的灯芯绒短连衣裙、紧身的蓝色针织套衫和红色裤袜，她从她的房间里跑出来。一进来，就和利奥面无笑容地互相对视了一阵子，后来才退回到各自母亲的身边。两个母亲或者说两个女人并没有坐在沙发上，而是坐在坚硬的靠背椅上，与对方能隔多远就隔多远。

“我不能住在这儿，”弗雷德丽卡心中嘀咕着，“这样子我过不下去。我要不要现在就走？”

“我买这栋房子的时候，”阿加莎·蒙德开口了，“房子的价格很便宜，因为那时候的房子都没什么内部装修。从要买的时候，我就打算要和别人合住，所以在装修时，就做了两套独立的内部家装。因此房子是两套厨房，两套卫浴，尽管都挺小，但都适用。我搬进来之前也没预期到我竟然可以——或者说我必须常常离家，事实上我眼下频繁出差，跟我们教育部的一个委员会一起出公差。我是在出差时遇到亚历山大的，后来他跟我说了你的事，他还说我们两个或许合得来。”

阿加莎·蒙德的神情镇静且持重，她对弗雷德丽卡说话的时候，像和与会者开会的语气。阿加莎的五官匀称，分布在恰当的位置，她的眼睛很大，深邃却不是那么温情融融。

“于是，按照逻辑思维，我是这么想的，”阿加莎·蒙德接着说，“两个年纪相仿的女人利益相同——连孩子的年龄也一样——或许真的可以达成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安排，只要我们两个人都能把事情想清楚就好。就算我们两个不喜欢对方，也能有互不干扰的防范措施。比如说我们可以设定一套合理的公道的细则，防止我们一不小心触犯了对方，令对方生厌。我虽然从来没有跟别人合住过，但我确信合住会败在一些愚蠢的琐碎的误会上，而这些误会一开始都是可以预见到的。”

弗雷德丽卡对她所说的事情表示特别赞同。

“一旦一种协议或契约达成了，往后两个人就很难对一些问题进行合理讨论。”阿加莎·蒙德强调了这一点。

弗雷德丽卡看穿了：阿加莎实际上很紧张，她很显然在应付着一个僵局。同时，她也很担心——为自己担忧，也为她女儿担忧。弗雷德丽卡心想：“我不如就离开吧。”弗雷德丽卡这才决定把自己的眼神从膝盖上转移到视线的水平位置，刚巧与阿加莎·蒙德的眼神相交，弗雷德丽卡发现自己的意图也被阿加莎洞悉了。

“没错，我的确紧张，”阿加莎坦白了，“毕竟，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连我们的孩子也会牵扯进来。但我觉得我的坚持是对的，如果你愿意搬进来的话，得有一些细则。”

“我现在必须搬出来。”弗雷德丽卡突然丢出这么一句，“我在现在那个地方住得没什么问题——从某种层面上来说，算是挺好的。不过，如果继续住在那里的话，可能会对我的离婚产生不利影响。我想我应该明确跟你说……我的收入并不多，但是我不想待在家里当个保姆；我会分担起对两个孩子的照顾，当然我也必须工作，不然我会死掉。”

“没错，我了解你的出发点，这就是我们得详细研究的原因啊。”

两个人陷入了沉默。阿加莎提出来要带弗雷德丽卡看看空出来等待她们母子入住的两层楼。这两层是整栋房子可居住空间的一半，第一层有两个个人房间和一个厨房，地下室有一个客用卧房和另一个厨房。无论房间还是摆设都以白色为主，翻修过的浴室，所有的墙壁，小厨房里的劳作台，被木椅子环绕着的餐桌，都是白色的。像手术室一样白，而且没有特色。只有地下室的地面是磨砂的，木制橱柜由罩光漆涂成了发亮的光泽面。

“我不愿意把我的品位强加给任何一个住进来的人，所以家具都没什么颜色。”阿加莎·蒙德说，“有时候一个人强烈的色彩倾向和色彩选择会招致别人的厌恶。要是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处处都充满代表着别人喜悦和平静的色彩，那该多叫人难以忍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