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历代重要类书？

自曹魏《皇览》开创了类书体例之后，历代差不多都编类书，包括官修的和私人纂修的。现在按时代顺序把重要的和至今常用的类书向大家介绍一下。有的类书今天已不易见到，但为勾画出类书一个“史”的发展过程，让大家对类书有一个清晰的轮廓，也追本溯源地加以叙述。

(1)曹魏和南北朝的重要类书

魏文帝曹丕(公元187—226年)诏命编《皇览》之后，晋代几乎没有编类书；据记载，只有陆机曾编过《要览》三卷，南宋以后已经失传。南北朝时由于沿袭魏晋风尚，写文章崇尚“骈四俪六”①地排偶，讲究用典；于是为帮助记忆的不足，就抄集典故，排列偶句，以供随时查检。这种风气，自然促进类书的发展。加上当时皇帝贵族多喜招揽文士，编辑书籍。所以，南北朝的几个国家，步曹魏后尘，编辑了好几部重要类书：先有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时的《帝王集要》，是一部政事历史的专门类书。到公元6世纪，类书递相出现，南北竞美。南朝梁有《寿光书苑》、《类苑》、《华林遍略》；北朝元魏有《科录》270卷；到6世纪晚期又有北齐所编《修文殿御览》问世。这些古类书虽然全都失传，但还有选择介绍的必要，因为它们属于类书的“河源”。一些现存的古类书在编修时曾大量袭用它们，如《艺文类聚》袭用了《华林遍略》；《太平御览》袭用了《修文殿御览》。所以，纵然这片“河源”表面上干枯，其潜流仍有留存。况且还可看到《皇览》的辑佚本，而《修文殿御览》或《华林遍略》在敦煌石室里已发现了残卷。

a 类书的始祖——《皇览》 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建都洛阳，成了魏国的开国皇帝。同时他也是文学家，在文学创作和理论上都有成就。他不仅自己著述，还命令手下的儒臣王象、桓范、刘劭、韦诞、缪袭等人于延康元年(公元220年)三月以后，开始纂集经传，分门别类地编成一书，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完成，称为《皇览》，意思是给皇帝看的。据记载，这书有40多个部类，每部又有数十篇，通合1000多篇，800多万字。如果每篇为一卷，则有1000多卷。可惜《皇览》因部头大，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依靠传抄，想保存全部是不可能的，因而逐渐散失。到南朝梁代类书流行时，对《皇览》有许多“抄合本”，就是节录与合并的抄写本，实际只存680卷。而到隋代，则已散失到只存120卷了。新、旧《唐书》的《艺文志》里都没有记载，估计到隋末已散失殆尽。

到清代，辑佚之风盛行时，《皇览》也有了两个辑本，一个是清嘉庆时沈阳孙冯翼辑得《逸礼》和《冢墓记》二篇和其他片段。这个辑本一卷刻入《问经堂丛书》，后亦收入《丛书集成》。二是道光年间黄奭辑本，刻入《汉学堂丛书》的《子史钩沉》部分中，也是一卷。这两个辑本使我们至今还能看到类书始祖《皇览》的点滴状况。

b 《类苑》 梁武帝萧衍(公元464—549年)亦好文学，仿效魏文帝曹丕，在即位之初，就诏修类书。在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开始命刘杳领修《寿光书苑》，是辑录甲乙丙丁四部书资料而成。在《寿光书苑》将要完成时，另一部类书正着手编辑，那就是刘孝标正在为萧衍的弟弟萧秀编一部类书《类苑》。刘孝标就是著名的《世说新语》一书的注释者。《世说新语》为古小说集，南朝宋刘义庆著；刘孝标很有才学，给这部书作注释，为世人所重。但他对皇帝不会阿谀奉承，尤其他为萧秀编类书使萧衍很不满。因《类苑》编得好，未及完成，才编了120卷，就已流行于世。《类苑》编得比《寿光书苑》好，因而萧衍命诸学士再编《华林遍略》，要和《类苑》争个高低。

c 《华林遍略》 《华林遍略》是萧衍为要高于《类苑》而诏修的。据记载：刘孝标编《类苑》曾说：天下的事都在此书中，没有一物遗漏。萧衍不服，于是于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下令华林园学士700多人，由徐勉领修《华林遍略》，到普通四年(公元523年)历八年时间编成，共700卷。收录的资料多于《类苑》几倍。

《华林遍略》成书后流传很广，北方也很欢迎《华林遍略》。北齐的文襄帝高澄在北魏辅政时，祖珽〔ting挺〕任秘书丞，在澄属下。曾有扬州商人来卖《华林遍略》，高澄招集很多书手，一日一夜就把这部书抄完，于是对书商说：“不需也”。祖珽还以《华林遍略》几卷卖钱赌博，被高澄“杖之四十”。这是《北齐书·祖珽传》记载的有关类书的一段趣闻。当时南北对峙，《华林遍略》成书不久，就被当作奇货北运，有人偷几卷也能卖得现款，此书的身价可知。

《华林遍略》的影响也大，在它以后编的类书，如北齐的《修文殿御览》、隋的《长洲玉镜》都是以它为蓝本。今日还可看到的古类书《艺文类聚》也是充分利用它为模本。

但此书到宋代初年就已不存。所幸时隔900多年后，敦煌莫高窟石室，发现唐人抄写的书籍中有一无名的古类书残卷，仅存259行。据近人罗振玉考订，认为是《修文殿御览》，而原燕京大学教授洪业认为是《华林遍略》，至今尚无定论。

d 《修文殿御览》 《修文殿御览》是北齐后主高纬时官修的一部类书。高纬对于文学，远远不如曹丕和萧衍那么喜好，只不过他听从了祖珽的建议，劝他仿效曹丕，其实是沽名钓誉。于是在武平三年(公元572年)二月，他命令修《玄洲苑御览》，曾改名《圣寿堂御览》，同年八月编成，又改名《修文殿御览》，共360卷。内容分55个部类，部下240个子目。《御览》的命名是取齐武城令宋士素的书，他曾搜集古来帝王言行要事三卷名为《御览》。《修文殿御览》正是这样取名。它用《华林遍略》为蓝本，大采特用，只是补充《华林遍略》里没收的书籍。补收的大多是北朝的文史，南方未见的书籍。而编者除祖珽和阳休之外，还有30多位文学士参加。与《华林遍略》对比，《华林遍略》用八年时间，此书仅用七个月的时间就编成，可见《修文殿御览》因用《华林遍略》为蓝本，自然能事半功倍。

据历史记载，《修文殿御览》的领修人祖珽天性聪明，事无难学，文章之外，又善音律，并懂得四夷语及阴阳、占候、医药；但人品却极坏，曾两次盗卖《华林遍略》，并有其他劣迹。南宋人评他“奸贪凶险”，但他领编的《修文殿御览》却传世最久。这是因为它的特点是编例严谨，很重视体例，由颜之推专负撰例的责任，而颜之推是个很有实学的人。后来北宋编《太平御览》，不仅以此书为蓝本，且分部的数目，都完全按它的体例。《修文殿御览》在南宋时还全部存在。大约到明初书已不全，可能明初以后，书才不传于世。

甘肃省敦煌县鸣沙山第288号石窟封藏的古籍和文物，蕴藏几乎近千年，到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才被发现。不久便被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分子陆续盗劫。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被法国伯希和(PaulPelliot)所盗走的文卷中，有唐人抄本类书残卷，存259行，没头没尾，也没有书题和作者，所以不知道是哪一部类书。1911年经罗振玉考订，订名为《修文殿御览残卷》。可是到1932年，燕京大学教授洪业发表《所谓<修文殿御览>者》一文，提出异议，认为这卷残本古类书不是《修文殿御览》，而可能是比它更早的《华林遍略》。洪业的考订比较细，他的考证已动摇了残卷为《修文殿御览》的说法，而使人觉得这卷石室本古类书应是出于南朝的编撰，而非北朝的产物。至于是否《华林遍略》还待进一步考证。但无论如何，这个残卷的发现，应该说是类书之最古而仅可见者，这是确定无疑的。

南北朝时的类书，还有《四部要略》、《法宝联璧》、《雕玉集》、《语对》、《语丽》等多种，其成书多在齐、梁之间，也都出自齐、梁人之手。同时，也全都早已亡佚，或仅存残卷，影响不大，就不作介绍了。

(2)隋代的重要类书

隋炀帝杨广时，公私共有几部类书编成，且在类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长洲玉镜》为官修的一部类书，计238卷(或400卷)，是杨广命六朝旧臣虞绰、柳顾言、虞世南、庾自直、王曹等编纂。自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至二年六月编成。此书以《华林遍略》为蓝本，卷数少，但内容多于《华林遍略》，是因简要而不重复的原故。此书到宋代已不传。另有《玄门宝海》，120卷，为诸葛颍编，此书也早已亡佚。隋代所编类书还有杜公瞻奉诏编的《编珠》以及虞世南自编的《北堂书钞》，虽都残缺，但至今尚可见到，特分别介绍：

a 《编珠》 此书原有四卷，现存一、二两卷，隋杜公瞻奉隋炀帝之命编录。但后来传本非常稀少，《隋书》及旧、新《唐书》都未著录。到清康熙20多年时，清代史学家高士奇(公元1645—1704年)奉命在宫内南书房检阅内库书籍，偶然在废纸堆里检得《编珠》一册，原目四卷，缺一半，只存一、二卷。于是把它抄录下来。到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高士奇家居无事，就把《编珠》按原目补为四卷，又续编了两卷，于是成为《编珠》四卷，《续编珠》二卷。于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经徐乾学作序，三十七年高士奇重加增删、作序刊行于世，至今所见就是这个刊本。这六卷，只有前二卷是杜氏原书，而前二卷每一门类的后面，都有高氏的补充，注以“以下补入”字样。

《编珠》原目分14个部类，现存者一、二卷的五个部类，引书据统计为194种。

由于此书出现较晚而引起真伪问题的争议。有人认为是高士奇伪造，不少人提出疑问，但经学者专家们考证，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错误看法。清代大内确有此书残本前二卷，且确为杜公瞻原作，卷帙虽少，而征引古籍文字，还多出于现存隋、唐、北宋类书之外。因此，它在校勘、辑佚工作中是有价值的。可惜，因屡遭怀疑，认为不是先唐著作，所以，它征引的古籍，清代辑佚、校勘学者几乎没有利用。

《编珠》是现存古类书中最早的，虽然残缺，但究竟是原作，非辑佚可比。难怪《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中，《编珠》被列为类书之首。

b 《北堂书钞》 《北堂书钞》，虞世南编，160卷。编者虽然是初唐一位名宦和大学者，但此书是他在隋末任秘书郎时所编，所以实际上是一部隋代的类书。“北堂”是隋秘书省的后堂，编者就是在北堂抄辑群书中可以作文用的参考材料编成此书，因而名《北堂书钞》。

虞世南博学多才，隋炀帝知道他能干，但不喜欢他为人耿直，所以让他做十几年七品官而不升迁。到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很赏识他，曾说：“世南一人，遂兼五绝。”这五绝指博学、德行、书翰、辞藻、忠直这五个方面。他在自辑《北堂书钞》之前，曾参加编过类书《长洲玉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