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对于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上和理论上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过去所有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哲学史家都设法歪曲或抹煞它。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一书中以两三百页的篇幅不厌其烦地谈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许多方面,但关于亚里士多德对“理念论”的批判,却只写了几行,并没有提及这个批判的真正意义,所以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责他说:
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在其对柏拉图的理念的批判中)破坏唯心主义基础这一点胆怯地避而不谈。(注:《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38卷,313页。)
在现代的研究中,我们只要举出当代英国著名的亚里士多德学者、牛津版英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的主编、亚里士多德若干重要著作(其中包括《形而上学》)的翻译和注释者罗斯,在他写的《亚里士多德》一书中,对于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竟作出这样的评价:
详细地叙述这些争论是乏味的;其中一部分是没有价值的吹毛求疵,别的一些,最好也只能称是开玩笑而已。(注:罗斯(W.D.Ross):《亚里士多德》,157页,伦敦,1923。)
所以在他校释《形而上学》一书中,对于和这批判有关的第一卷第九章、第十三、十四卷作了100多页的注释,却根本没有谈到这些批判的理论意义。(注:参看罗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校释本),第1册,187~211页;第2册,406~500页,伦敦,1924。)还有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史家,为了贬低这个批判的意义,企图将它说成并不是批判柏拉图本人的“理念论”的,而是批判某些不知名的柏拉图学派中人的拙劣理论的。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批判的真正意义,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它作出了科学的论断: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念”的批判,是对唯心主义,即一般唯心主义的批判。
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有利于唯物主义的。见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等人的批判,黑格尔对康德等人的批判。(注:《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38卷,313页。)
从列宁的评论中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的批判,不仅是对于柏拉图的那种特殊形态的唯心主义的批判,而且是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基础的,从而是对于一般的唯心主义的批判,所以是有利于唯物主义的。这就是说,在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史中,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判,不仅具有特定的历史阶段的意义,而且是具有一般的哲学史和哲学理论的意义的。本文试图通过具体解释亚里士多德批判的论证,说明这些论证决不是像罗斯所说是“吹毛求疵”和“开玩笑”的,而是如列宁所说是“对一般唯心主义的批判”,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
一
亚里士多德所批判的对象,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关于这种理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第六章中曾简要地阐述过:
在我们已经说过的这些体系(引者注:此指第五章叙述的意大利学派即毕达哥拉斯学派和爱利亚学派——代表者巴门尼德的哲学体系)之后,出现了柏拉图的哲学,他在许多方面是追随这些思想家的,但有他自己的、不同于意大利人哲学的特点。因为从他年青时候熟识克拉底鲁和赫拉克利特的学说(一切可感觉的事物都永远在流动状态中,关于它们不能有任何知识)以来,这些观点,一直到晚年,他还保持着。苏格拉底则忙于讨论伦理的事情,忽略了作为整体的自然世界,只在这些伦理事情上寻求普遍的东西,开始专心致志寻求定义;柏拉图接受他的教训,但认为寻求普遍定义的问题不能应用到可感觉的事物上去,只能应用到另一类实体——为了这个理由:因为可感觉事物总是永远在变动中的,所以具有普遍性的定义不能是关于任何可感觉事物的定义。他就将这另一种实体称之为“理念”,他说:可感觉的事物都以“理念”之名为名,皆依存于它们和“理念”的关系;因为这些多数的事物都是由于分有和它们同名的“理念”才存在的。这里,只有“分有”一词是新的;因为毕达哥拉斯学派说事物是由于“模仿”数而存在的,柏拉图则说它们由于“分有”理念而存在,只是改变了名称而已。但是对于“形式”(引者注:“形式”即“理念”)的分有或模仿是什么呢?他们留下了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987a29—b13贝刻尔本页数,下同)(注:本文所引《形而上学》的中译文,都是根据牛津版英文《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册,罗斯译《形而上学》的英译文转译的,下同。)
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理念论”的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三个方面:其一是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和爱利亚学派认为事物的本质是一种不变的本体(毕达哥拉斯学派说是“数”,爱利亚学派说是“存在”)。其二是赫拉克利特关于万物是永远变动的学说,赫拉克利特的门徒克拉底鲁则推论说:关于变动的事物,我们不能有任何知识。柏拉图的“理念论”就是要将这两种学说结合在一起:现实世界中形形色色的具体事物是不断变动的,只能是我们感觉的对象,而不是“知识”(柏拉图的术语,专指理性认识)的对象;这些事物的本质则是另一类东西,那是永恒不变的“理念”,它们不是感觉的对象,而是知识的对象。其三是苏格拉底要寻求普遍的、一般的定义,柏拉图认为:一个个具体的事物都是特殊的、变动的,是不能下定义的,只有“理念”才是没有变化、永恒不灭的,是知识的对象,才是可以下定义的。所以柏拉图实际上就是继承苏格拉底所探索的东西,不过苏格拉底只限于在伦理问题上寻求普遍的定义,柏拉图则将它扩大到整个世界了。
需要说明的是,“理念”一词是翻译希腊词或,即后来英文中的Idea,中文通常译成“观念”。“观念”主要指它是属于主观的,是思想中的东西。唯心主义Idealism本来起源于柏拉图的这个术语。但在柏拉图最初使用这个术语时,虽然少数著作如《泰阿泰德篇》等曾提到它在主观方面的意义,但他的绝大多数著作却将“理念”看成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是认识的对象而不是在认识的主体之内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普遍性只有在思想中才能把握,只有思想才能将它从具体对象中抽象出来,在思想中它就是“概念”、“观念”,所以这个词的客观的意义向主观的意义转变是很自然的。)罗斯在《形而上学》一书的注释中说(注:参看罗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校释本),第1册,160页,对987b8的注释。),和在苏格拉底的时代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指客观对象的形状。出于动词,原意是“看”,由此产生的名词即指所看到的形状或形式。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一对最基本的概念:“质料”和“形式”中“形式”的原文也是,和柏拉图的“理念”是同一个词,从以上引文中已经看到这两个词是通用的。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指事物的类型,一类事物有许多个个体,这许多个体有共同的形式,也就是类型。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他区别一个个具体的个体(如“苏格拉底”这一个别的人)、“属”(如“人”、“马”)、“种”(如“动物”),其中“属”就是。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属”就是这一类个别事物的“形式”,也就是它们的本质和本体。我们了解了“理念”和“形式”的原意,才可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之间的联系,以及他们的客观唯心主义实质。
所以,柏拉图哲学的核心就是认为有两个世界的对立。一个是现象世界,其中的事物都是具体的、相对的、不断变化的、有生灭的;另一则是普遍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不灭的,也就是柏拉图所虚构出来的“理念世界”。前者是感性认识的对象,后者才是理性认识即他所称为知识的对象。这两个世界既然是互相对立的,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在以上引文中,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柏拉图的“理念”和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有三点:第一,具体事物以“理念”之名为名,如有“美的理念”,就有一类美的具体事物,如美的人、美的花等;第二,具体事物依存于“理念”;第三,具体事物“分有”同名的“理念”。用柏拉图自己举的例子来说明。在他的对话《斐多篇》中,他说:如果要问具体的美的事物,如一朵美的花、一个美的人、一张美的画等等为什么能是美的,要寻求美的原因是什么,别的一切回答都是不可靠的,唯一可靠的回答是:一切美的具体事物之所以能是美的,是因为它们都分有了“美的理念”。(注:柏拉图《斐多篇》100B—E。)一切具体的美的事物之所以能够说是美的,能够具有美的性质,其原因是有“美的理念”,所以具体事物依赖“理念”,“理念”是第一性的,具体事物是第二性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一再将“理念”说成是真实的东西,具体事物仅只是“理念”的影子,是摹本。
亚里士多德最后指出:在这里,只有“分有”一词是新颖的。因为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相比较,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一样,都肯定有一类永恒不变的东西(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和柏拉图的“理念”)作为现实世界中具体事物的本体;他们的区别只在于毕达哥拉斯学派说事物“模仿”数,而柏拉图则说事物“分有”理念。但是究竟怎样“模仿”或“分有”呢?他们并没有能从理论上作出说明,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他们留下了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以上这些就是亚里士多德批判的出发点。
二
亚里士多德对于柏拉图的“理念论”的批判,主要论证都见于《形而上学》第一卷第九章,这些论证在同书第十三卷第四、五两章中又重复出现,很少改动,许多论证几乎是逐字抄录的,所以后人怀疑它们本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著作,被误编在一起了。第一卷第九章的后面一半(991b9以后)以及第十三、十四两卷的大部分章节也是批评一种“理念论”的,这种理论以为“理念”就是“数”,是一种内容非常奇特的数论。现在留下来的柏拉图的著作中没有讲到这种数论,后人怀疑这是属于柏拉图的门徒、亚里士多德当时主要的论敌斯潘雪浦、色诺克拉底等人的。那些论证应该另文释义,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亚里士多德批判“理念论”的论证不容易读懂,这由于两方面原因:第一,这些论证过于简单,好几个论证甚至只有结论,没有前提和推论,有些前提和推论要从《形而上学》一书的其他各卷中才能找到。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具体诠释这些论证。第二,如果我们不了解亚里士多德对“理念论”批判的中心思想,即使我们读懂了亚里士多德的论证,也会觉得这些论证是荒谬可笑的,和我们的思想习惯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他的这些论证都是以一个中心思想为基础的。这个中心思想,亚里士多德自己在《形而上学》第十三卷第九章1086a29—b13中曾经阐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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