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从下面的话中可以看到黑格尔多么重视形式化的问题，他说：“内容不如说是在自身那里就有着形式，甚至可以说唯有通过形式，它才有生气和实质；而且，那仅仅转化为一个内容显现的，就是形式本身。”(黑格尔：《逻辑学》，杨一之译，第2版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

注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3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注3;同时，不难理解，理论思维既然是从运动、发展和全面性出发并力图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那么，它本身也必然是一种发展着的人类能力。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

注4;同上书，382页。

注5;如果说理论思维仅限于概念辩证法的哲学思维，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西方哲学史上主要有两个阶段，一是古希腊哲学，一是近代的德国古典哲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之主要思想来源。因此，认为要把握这种理论思维，“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可以说是正确的。但是，在广义上，作为达到自己时代科学高峰的理论思维，是否只有学习以往哲学才能培养和锻炼?似乎并不尽然。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军事家、政治家、艺术家等等，通过各自领域的历史和现实之研究，也都能锻炼出很高的理论思维能力，从而能在各自领域达到自己时代的高峰。

注6;黑格尔：《逻辑学》上卷，17页。

注7;参阅本书附录二：《关于知性的若干探讨》。

注8;参阅本书第一章第三节。

注9;对此，中国自然科学技术史专家、英国学者李约瑟曾这样指出：“在我们的眼前展现出一种意想不到的景象：植根于欧洲城市国家的原子群集哲学，对于采取19世纪形式的现代科学的结构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采取现在和未来形式的现代科学的结构具有重要意义的有机哲学，却可能导源于古代和中古时代中国官僚社会。”有的物理学家，如加拿大的D.哈里森认为，庄子的思想已经含有现代物理学“靴带论”的思想。他指出：“中国的靴带论者庄周就写道(意译)：确定聚、散的顺序及其相互影响(时而直接作用，时而曲折影响)；事物变化到了终极，就要重演；变化到它的终点，就要从头开始。这是万物所固有的性质。语言能描绘它们，认识能达到它们，但不能超越实物世界的极限。研究‘道’的人懂得，他们不探究事物的终极，也不追溯事物的起源——这正是讨论所必须终止的地方。”(参见《庄子·则阳》第十一节)他还指出：“汤川秀树提供了关于现代物理学和东方哲学之间可能有相互影响的一个有趣的例子。作为一个日本青年，他读过道家哲学家庄子和老子的著作。他并不熟悉汉语。不过渐渐地这著作的意义开始浮现出来。汤川秀树后来写道：‘在我从事物理学工作很久以后，这些思想还保存在我的意识的深处，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在我的下意识的某处起作用。”(汤川秀树：《创造性和直觉》，16页，纽约，讲谈社，1973)〔以上均转引自《现代物理学与东方哲学》，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1(1)〕诺贝尔奖获得者I.普里戈金教授也指出：“物理学正处于结束‘现实世界简单性’信念的阶段。人们应当在各个单元的相互作用中了解整体。要了解在相当长时间内，在宏观的尺度上组成整体的小单元怎样表现出一致的运动。这就要求修改已有的时间观，修改对自然法则的认识。这种新的思想发展和我从英国的李约瑟及法国的格拉耐的著作中了解到的中国的学术思想更为接近。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与协和。现代科学的发展，近十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如托姆的突变理论、重整化群分支点理论等，都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从存在到演化》(I.普里戈金在中国的讲演)，载《自然杂志》，1980(1))I.普里戈金教授还说：“我想再次强调指出，物理科学的整体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变化来自对复杂现象的经验的理解，来自对测量局限性的更深刻的了解，也来自对经典力学中轨道及量子力学的波函数概念的局限性的了解，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已从对封闭宇宙——其中现在完全决定未来——的认识，走向对开放宇宙——其中有涨有落、有历史的发展——的认识。这将是西方科学和中国文化对整体性、协和性理解的很好的结合，这将导致新的自然哲学和自然观。”(同上)

注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3卷，5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注11;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282页，北京，三联书店，1956。

注12;黑格尔在评述希罗多德这种前后不一致的情形时指出：“前后似乎自相矛盾；然而实在非常一贯，因为希腊人从他们所得到的各种东西里作成了‘精神的’东西。”

注13;黑格尔：《历史哲学》，282页。

注14;以盛唐为例，当时印度佛教的思想文化艺术、西域各国的音乐舞蹈，都相继大量传入中国。与此同时，在中国的西北部，民族混合与融合的现象也很突出。

注15;《黑格尔通信百封》，苗力田译，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注16;参见薛华：《青年黑格尔对基督教的批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注17;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的绪论中，曾对此风趣地说：“上帝不愿意有窄心肠的灵魂或者空虚的头脑做他的子女；他愿意有精神虽属贫乏、但对于他的认识却很丰富的人……并且从上帝的启示而有的思维精神的发展，最后必然进展到一个阶段，就是摆在感觉和想象的精神前面的东西，也可以用思想来理解，终究有这一天，人们会理解活动的‘理性’的丰富产物，这产物就是世界历史。”(《历史哲学》，53页)

注18;参阅本书第三章第三节。

注19;黑格尔：《历史哲学》，56页。

注20;。此外，黑格尔的贡献还表现在，他认为对于必然的认识和把握从而获得自由，并非在“彼岸”，而就在现实之中。例如他指出，任何社会的法律和道德都表现某种必然性。因此，完全不顾及这种必然性的自由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黑格尔所作的这种论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固然包含有向封建制度妥协的内容，但是其中也包含着重要的合理内容，即在于指出了任何时代和社会的自由都是具体的，或者说，都不能脱离对于必然性的认识和把握。可见，不顾及必然性的所谓“绝对自由”，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一种幼稚的幻想。然而，黑格尔最杰出的贡献还在于，他把人类的自由的实现看成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黑格尔把到他那个时代为止的人类的自由发展分为三种形态：(一)东方君主专制主义；(二)古希腊奴隶主民主制；(三)资产阶级民主制。他认为，东方的君主专制主义根本无自由可言。所谓君主一个人的自由，不过是“任性”和“放纵”，并非真正自由。古希腊的自由，也只是在少数奴隶主和自由民手里，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根本没有自由。只有资产阶级民主制才唤起了人们对于自由的普遍追求。黑格尔把这一点归于基督教的影响，他指出：“各日尔曼族在基督教的影响下，首先取得了这个意识，知道人类之为人类是自由的；知道‘精神’的自由造成它最特殊的本性。”黑格尔：《历史哲学》，57页。

注21;黑格尔：《逻辑学》上卷，39页。

注22;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注2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注2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46页。

注25;黑格尔：《小逻辑》，54页。

注26;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21页。

注27;《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4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注28;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132页，北京，三联书店，1956。

注29;列宁：《哲学笔记》，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注30;参见《哲学原理发展概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注31;参见方克立：《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注32;参见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注3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注34;同上书，11页。

注3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12页。

注36;同上书，13~14页。

注37;参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注38;黑格尔：《逻辑学》上卷，73页。

注39;黑格尔：《逻辑学》上卷，73页。

注40;(这里黑格尔所说的科学，就是指他的逻辑学。)从马克思主义来看，黑格尔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关于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问题。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使他颠倒了这种一致的关系。他不是把逻辑看成对于客观实际(包括历史实际)的抽象，从而使逻辑次序符合于历史发展的次序，相反，他往往硬要历史的发展迁就他的逻辑次序。尽管如此，他所提出和论述的这个原则，至今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深刻问题。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把“有”作为开端并不是偶然的。这一点，是同他对于哲学史开端的认识一致的。我们知道，在古希腊，米利都的泰勒斯最早提出了以水为本原的哲学观点。但是，黑格尔不承认这种观点是哲学的真正开端。他提出的理由是：“水及类似的物质本原，固然应该是共相，但作为物质，仍然不是纯粹的思想。”同上书，77页。

注41;黑格尔：《逻辑学》上卷，78页。

注42;同上书，26页。

注43;同上书，77页。

注44;《古希腊罗马哲学》，51~52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

注45;《心经六家注》，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

注46;但是，这种把有与无联系起来的思想，黑格尔认为也没有达到真正的辩证认识。因为，这种观点仍然停留在从外在联系的观点考察有与无，因而还不知道有与无的内在联系，还不知道各自本身就包含对方。用黑格尔的评语来说，它们只是外在地表现了“有与无的合一”。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到，黑格尔的有与无这对范畴的思想根源，应该追溯到巴门尼德与佛教。他在巴门尼德与佛教那里，发现了他们通过有与无的论述在思维抽象上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并通过批判其形而上学性而把这些成就融合于自己的体系中，从而推动了辩证思维的发展。有一点需要补充说明，黑格尔即使在批判巴门尼德和佛教关于有与无的形而上学方面，也受到前人的启发。这位前人，就是古希腊的辩证法大师赫拉克利特。黑格尔对于这位先哲特别崇敬，如列宁所指出的，他对于赫拉克利特每一个有意义的辩证法命题都没有忽视，而且都吸收到他自己的体系中去了。在这个问题上赫拉克利特给予黑格尔的启发，就在于他提出了变的概念。在变中把握有与无的对立统一关系，这是赫拉克利特辩证法思想的特色之一。黑格尔指出：“深奥的赫拉克利特举出变这个全面性更高的概念，来反对那种简单片面的抽象，并且说，有比无并不更多一点，或者又说，一切皆流，也就是说一切皆变。”黑格尔：《逻辑学》上卷，71页。